第一章
中华文明与成都贡献

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有幸生活在以长江、黄河这两条世界级的大河为代表的江河体系之中，主要依靠水稻、小米、小麦、猪肉、麻布、丝绸等为衣食之源，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的经济生活，加上十分相似、相近的族群与习性，很早就互相往来、互相融汇（包括联姻），在治理洪水、对付各种内外的天灾人祸（比如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主人，很有可能是集体毁灭于大洪水或瘟疫，所以“后无来者”。但它们都只是那个时代的众多部落联盟或酋邦国家之一，所以它们的消失并不代表早期成都平原文明的完全中断。那个时代，限于交通通信条件，各个族群和政权的完全或相对独立，保证了洪水和瘟疫不可能毁灭所有的文明）的过程中，较早萌生了血缘上亲如一家，政治上自发拥戴最强大、文明的宗主国（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意蕴之一。在考古铭文中，“中国”二字最早来自西周青铜器“何尊”——何尊，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国家一级文物，是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宗室贵族所做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听从其号令（五帝至夏、商、周）的传统，走向天下万国归于一个政权（秦汉）下的“大一统”意识。这一过程，前半段可以认为开启于炎黄时代，跨越于大禹和启，成熟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以及“成康之治”，后半段滥觞于东周王纲解纽、列国烽火不息，“春秋无义战”，磨砺于战国时期的剧烈动荡、血雨腥风与变革，尤其是诸子百家痛心疾首的臣弑君、子弑父的司空见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屡见不鲜；完成于秦汉的大一统的实现与巩固。中华文化，由松散的多元一体走向紧密的一体多元（帝王作为核心或符号的中央政府彻底居于主导地位）。“体”，指王权、皇权代表的中央政权和国家轴心文化，“元”，则指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深厚、悠长的历史积淀，自成一体的人文传统，甚至包括一定的族群体质、心理特质所形成的具有稳定的文化个性及活力的区域，比如以今日河南为基本地理空间的中原文化，以陕西、山西为基本承载的秦晋文化，以江苏、浙江为领域的吴越文化，以湖北为核心区域的荆楚文化，以湖南为主的湖湘文化，以河北为主要天地的燕赵文化，以两广福建为纵横捭阖之地的岭南文化，在中国长城以北辽阔原野的游牧文化、青藏高原的藏羌文化、云贵地区的西南夷文化等，它们都各自有自己两千年以上传承的具有某些方面特色和优势的地域文化。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一个中间连接带，叫家乡、故乡、“老乡”，其杰出之士叫“乡贤”，这个“乡”小则指一个村庄，一处田园，一方山水，一种服饰、饮食，一种风俗习惯，大则指十万以上至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空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之一，就是一体与多元之间、多元内部之间的良性互动，互相激荡、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包容成为历史的主旋律。“体”引领“元”，“元”支撑“体”，“体”的主人和关注重点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但“元”的主人和关注点却相对稳定；“体”的变动往往是“元”和“体”之间、诸“元”之间互动甚至竞争的结果，这大大增添了中华文明在向往、维持大一统前提下的内在活力。这种稳定的文化生态及其蝶变架构，是其他任何文明古国不具备的。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巴蜀文化主要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少数时期以重庆为中心。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出现了古蜀五祖（原始社会晚期到酋邦或方国时期的五个著名首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他们的王朝及其首领后来应该沿袭了这个名称，拥有不输于同时期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玉器制作工艺，甚至可能有了与南亚的贸易），五祖分别对栽桑养蚕、渔猎、农耕、水利、早期城池建设等作出了独到的贡献，比如其中历史、考古、民族学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三星堆文化应该对应的是鱼凫王朝，而金沙遗址大约对应的是开明王朝。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两国，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封秦国王子为侯治理失败后，设立国王直接管理的蜀郡和巴郡，并将巴蜀变成其统一中国的粮仓和兵源基地。从此，在大一统王朝的和平统一时期，巴蜀文化与首都代表的轴心文化，巴蜀地方政权和首都的中央政权，形成了稳定的“元”“体”关系。概而论之，自炎黄时代以降，这个以成都的前身和成都本身为中心的“元”为中华文明之“体”贡献了数不清的独特财富与营养——这里只能列举其最为重要和显赫者。

大禹出自蜀文化圈（古蜀建国之蜀山氏和大禹均出自羌族），史家认为大禹治水先从岷江开始，其以疏导为主的理念后来运用于治理以黄河泛滥为主的天下洪水，并取得巨大成功。大禹治水是古代先民将成都平原由沼泽地变成最适合人居的“陆海”的开创之举，所以，他理应被视为成都这座城市最终得以出现的最早奠基人。所以当大禹以其巨大功德成为天下宗主，在会稽号令天下的时候，蜀这个方国成了不远万里前往朝贺的“粉丝”之一。大禹还是五行学说的创立者，而这一学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此后的蜀地，与夏商周宗主国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比如甲骨文中有蜀地朝贡或与商朝发生冲突的记载。武王伐纣，以仁政取代暴政，巴蜀两国之师都是其盟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周时期，来自蜀地的苌弘是当时最有名望的音乐家，孔子曾经向他问乐。战国后期，秦灭巴蜀，张仪、张若奉命仿秦国首都咸阳之形制，为成都筑城成功以来，成都一直是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工商文教和军事控制和民族融合中心。李冰治水修建都江堰，文翁治蜀兴学以后，长江上游的这块风水宝地，诞生了古典中国地域文化中最多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其商品（蜀布、邛杖、精美漆器）最早代表中国走向国际市场；形成中国和世界最早的丝绸文明；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可缺少的重要参与者；拥有中国古代最为成熟的水利技术和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中国最早最为先进的地方官办学校及其办学传统；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儒家经典最早在此地官学集中镌刻于石碑之上；唐朝时，创制中国古琴的巅峰极品雷琴；诞生古代最为发达的药学和妇产科学；是雕版印刷的发祥地之一；北宋时期，发明人类最早的纸币交子；始终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顶级殿堂；中国唯一一座从不更名、中心城区从来没有移动的大都市；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中综合实力从来没有跌出前十名的唯一城市；儒释道关系最为融洽和相得益彰，因此特别大度包容的城市；对辛亥革命作出独到贡献的城市；第一次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出动、殉国子弟兵最多的城市；亚洲“三国文化”的高地；是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的“美食之都”；中国农家乐的发祥地；中国城乡统筹最为成功的城市；中国隐身战机歼-20的诞生地；连续十二年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大都市；第一个志在重新成为被世界仰望的世界文化名城的集温暖与高尚于一身的都市……

中国士大夫对成都作为繁华绚丽的都市的赞美不胜枚举，其中南宋政治家、曾任参知政事的袁说友（1140—1204）在《成都文类序》中说：

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观绝景，仙游神迹，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骚人墨客，窥奇吐芳，声流文物，散落人间，何可一二数也！

检索文献，袁说友这位福建人，一生并没有到过成都，但如此赞誉蓉城，只能是如下原因：成都的历史、现实给他的非凡印象；众多活跃于两宋、作为国家中流砥柱和胆魄心魂的四川、成都名人（笔者著有《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文化机理》一书，其核心观点是：两宋四川人才井喷，为中华文明贡献了灿若群星的大批顶尖人才；其关键原因是：宋朝的轴心文化气质与巴蜀地域文化气质实现了历史上的最佳契合）给袁说友极好的印象；南宋开国时，四川成了唯一没有遭受金军蹂躏的“完富之区”，是南宋维持生存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位多次谏诤君王愚行蠢举的忠贞大吏对成都的向往。

当然，成都这个“元”也得到国家之“体”的极大反哺，也与中国其他“元”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兹举四例。

黄帝夫妇与蜀

史书记载，约生活于4500年前的五帝之首的黄帝，特别看重与蜀地的关系，不仅以其子孙与蜀王之女联姻，而且直接分封其子孙到辽阔巴蜀，如南宋历史地理学家王象之（1163—1230）在《蜀国考》中所总结。

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诸书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取蜀山氏女，生帝喾。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纵目，号蚕丛，次曰柏灌，次曰鱼凫。其后有王曰杜宇，杜宇称帝，号望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帝派其元妃（正妻）嫘祖赴蜀地，指导蜀民栽桑养蚕和丝织。黄帝作为中国“人文初祖”，嫘祖作为华夏始祖母之一，对蜀地可谓亲近、关怀备至，当然，也促成了引领性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融。

“染秦化”及兴修都江堰

秦国统一蜀地后，为了减少动荡，加强控制，官员和上万名将士及其家属来到并常驻成都，带来了秦国对于富国强兵、应对竞争居于优势地位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技能，新成都城本身也仿咸阳形制建造；代表朝廷的郡守张若筑城、李冰治水取得巨大成功，将沼泽的成都平原一举变为最适合农耕和人居的“陆海”，蜀地人民不可能不欢欣鼓舞；李冰身上体现的秦文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法家的效率观念、儒家的天下情怀，以及将治水化为王权和王德延伸的重要载体的努力，第一次提升了蜀地官民的人文意识与家国意识，增强了大一统观念，减少了不适应时代进步的粗野之风。所以我们看到秦汉交替之际，与天下鼎沸、四海刀兵相比，成都、四川相对特别宁静。

文翁治蜀

汉景帝时，朝廷派文翁（前156—前101，庐江舒县，即今安徽省庐江县人）做蜀郡太守，他是汉代著名的清官循吏，治蜀期间功德丰茂，尤其致力于兴学、治水。当时的蜀地，用轴心文化的观念来看，仍有蛮夷之风，“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贵慕权势”（《汉书·地理志》），文翁决定加以改变。他自己带头节衣缩食，节省办公经费，以此为主，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举办的学校。他精选聪慧勤敏之郡县官吏张宽等十八人，亲自教育开导，并送他们到首都长安的最高学府太学学习经学、律学，学成后回到成都，或任官吏，或做师资。政府建学宫，选优秀子弟入学，学成后择优补郡县官吏，次一点的也给予“孝悌力田”的荣誉和赋税优待，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用儒术选拔官员、引导地方民风的模式。政府还为学生提供实习、见习岗位，随同官员传达政令，宣教伦理，所至受人尊敬。于是蜀人适龄者争做学官弟子，甚至富人愿意出钱求学。文翁兴学，极大地改变了蜀地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生态，推崇儒学，向往文教，道德成为主流，儒雅之风取代了蛮夷习气。成都本来有富庶的物质生活，古蜀以来的以神人合一、神秘浪漫、热情奔放为主要格调的文化个性，与新来的轴心文化相结合，与文翁开创性的教育事业相融汇，学术教育水平迅速提升，比肩齐鲁中原。不久巴郡也创办地方官学。汉武帝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到东汉时，中国迎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成都也成为中国最好文雅、文章冠天下之地。后世赞美、凭吊文翁的诗文很多，兹引一首代表之作：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

这首诗，是晚唐诗人、小说家裴铏（生卒年不详）所作，他作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对成都应该相当熟悉。这首诗充分肯定了文翁创办中国首家地方官学的卓越功德，尤其是他将国家轴心文化通过高质量的教育变为化蜀的巨大力量，从此将蜀地变为中华正统学术文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此地从此人才辈出、繁荣富庶的精神保障。

张咏治蜀

张咏（946—1015），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县）人，北宋政治家。出身贫寒，自幼气节不俗，刻苦好学，家里没有书桌，就背靠大树诵读，文章读不完决不休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1）中进士，步入仕途。一贯体恤民隐，清廉明肃。淳化四年（993）二月，因为贫富悬殊和茶政剥民，成都地区的青城山爆发了贫苦农民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暴动，一度拥众数十万，占领包括成都在内的今四川大部，建立了大蜀政权。次年5月朝廷兴师动众派军队夺回成都，王小波、李顺先后战死。起义军主力失败，余众在张余率领下继续在川南、川东等地战斗，至道二年（995）5月，暴动基本被平定。其间宋王朝一边检讨政治失误、安抚蜀地，宋太宗还为蜀地治理失误下过“罪己诏”；一边派张咏入蜀为成都知府，协助官军平定反抗。张咏到任，恩威并用，采取温和立场对待百姓，约束官军暴行，招抚流亡回乡。时益州流传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的谣言，动摇人心，他迅速派人侦破，对造谣者予以惩治。他重教化，鼓励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局势安稳下来。真宗咸平六年（1003）朝廷再派张咏以刑部侍郎，充枢密直学士，兼任益州知州，成都百姓闻之，欢喜雀跃。他发现成都百姓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或有节庆时好外出聚众游玩，过去衙门担心出事予以禁止，但滋生民怨，他转而采用因势利导的做法，不仅允许，而且官方参与，地方长官及其侍从组成的队伍也自备彩船仪仗等，成为游赏宴饮活动的主角。不仅使宋代的成都成为中国利用节庆实现官民同乐（这是儒家古老的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典范城市，而且通过这种“会展经济”大大增加了城市工商事业的活力。张咏有诗记录其盛况和自己的愉悦心情。

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

可见成都美女也散布在春游的大街小巷和聚众游乐的线路上。中国古代许多地方限制女性参加社会交往和聚众活动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风家训或民俗，至少在宋代以前的成都就不适用。后来成都历任长官多沿袭了这一传统。大文豪苏轼（1037—1101）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蜀人游乐不知还”。北宋前期的成都，工商十分繁荣，从业者普遍注重信用，远距离大宗贸易催生了最有实力和信用的富户开设铺面，发行了可以代替金属货币的纸质流通信用凭证“交子”。这是人类最早的纸币。但铺户后来的表现参差不齐，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益州知州张咏对他们进行了整肃和选优汰劣，留下16户经营，至此，交子得到了官府认可，为后来仁宗时期交子成为国家专门机构办理的事业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人类金融史上的里程碑。张咏治蜀，是以国家意志和轴心文化中的正能量为主，对成都及其属地得以繁荣发展，这种发展又进一步增添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