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暗斋
在儒学与神道之间

日本人在文化上善于拿来，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然后因地制宜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与本国国情习俗相结合，最终创造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一特质广受赞誉。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人在引入学习外来文化时，并没有轻易否定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尤其是本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哪怕这种传统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远古神话传说基础上，充满很多经不起科学推敲、不合理的成分，最典型的就是对待本土宗教神道的态度。日本也是在接触学习来自印度、中国等外来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使之体系化和学理化，才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和经典。神道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它积淀于日本文化的深层，影响领域之广，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民日常生活习俗等。所以，知日家周作人一再提醒，不了解神道就不能真正了解日本文化，也就难以真正了解日本。

神道是日本本土的原始宗教。“神”在日语里训读读成“かみ”（kami），原来的意义是指自然界中超能力的存在。在远古刀耕火种时期，因为科学知识的限制，日本人对山川、土石、动植物等自然物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怀有恐惧和敬畏之心，相信大自然有精灵存在，而且数量庞大，有“八百万”之称。这些精灵既能给人恩惠，也能逞凶施暴，带来灾难。为了安抚精灵的愤怒求得恩惠，便要对他们进行祈愿和崇拜，渐渐地这些活动和仪式变成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感情，称这些超自然存在为“かみ”，从而形成原始的神道，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浑朴的自然主义宗教，从中衍生的祭祀和礼仪，成为古代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公元五六世纪，日本辗转从朝鲜半岛输入《论语》《千字文》，开始使用汉字，并借用汉字的概念，为本土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还有观念中的世界命名。于是，汉字的“神”就被用于指代原先被称为“かみ”的神秘存在，从此，神带上了祖先崇拜的因子。

与世界其他宗教不同，神道既没有理论或教典教义，也没有具体的膜拜神体。后来，随着儒学、佛教和道教传入日本，本土神道学家从外来宗教文化中吸收教义与思想，到江户时代中期才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出身僧侣的朱子学家山崎暗斋（1618—1682）将佛学、儒学与神道结合起来，使得原始神道完成了向近世宗教过渡的蜕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体系。从此日本的神道，不但有了文献资料，也有各学派神道的理论。至于神道神祇、神社建筑和祭祀礼仪，可以看到日本在学习外来文化后“为我所用”留下的痕迹。山崎暗斋的学问，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过程中的某些有趣特点，可以作为了解日本本土神道的一个切入点。

江户时代（1603—1867）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的近世。这一时期，自唐宋时期开始传到日本的儒学，在经过七八百年的消化吸收之后，摆脱了佛教的依附关系，独立出来并得到迅猛的发展。江户时代立国之初，从中国传来的朱子学由于符合从文治上巩固幕府的需要，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倡导，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幕府时代中前期就迎来了鼎盛期。同时朱子学本身在日本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分流，一派倾向于唯物论，将朱子学中不合理的部分用朱子学中合理的部分加以改造，是为左派；一派倾向唯心论，不惜牺牲朱子学中合理的部分，来改造本民族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被称为右派。最具典型的是山崎暗斋，把合理主义的朱子学变为非合理主义的神道学。

元和四年（1618），山崎暗斋出生于京都。两年前，一手开创江户幕府时代的德川家康去世，江户时代即将翻开新的篇章。暗斋父亲山崎净因是和泉国（今大阪）人，原是丰臣秀吉正室之兄的家臣，随着丰田秀吉政权彻底灭亡，失去主君的净因成了浪人。为了谋生，只能重新择业，后来到京都学医，成了一名针灸医师。暗斋晚年自订年谱，回忆幼年时代的成长历程，翔实而生动，在他的记忆中，虽然家境落魄，但家中祖父母、父母、姐姐其乐融融，对他充满爱心，又事事以武士规范严格要求他。

据载，六七岁时家里将他送到京都佛门圣地比叡山延历寺当一名寺童，学习礼仪作法。十五六岁时转入京都妙心寺成了一名和尚，后来前往土佐藩（今高知县），入居吸江寺，师事临济宗高僧湘南宗化和尚，不久迎来了人生一大转机。

在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开始从附属于寺庙的佛教中独立出来。这一时期儒学的兴隆，是从与佛教的斗争中生发出来，日本国内出现了几个朱子学重镇。其中京都学派以藤原惺窝、林罗山师徒为代表；海西朱子学派以贝原益轩、安东省庵为代表。当时的海南之地土佐藩，也聚集着一批朱子学名家，如谷时中、野中兼山、大高坂芝山、小仓三省等朱子学者，形成海南学派。野中兼山是土佐藩第二代藩主山内忠义的家老，深受信任。野中兼山不仅是知名学者，还是个出色的政治家，在藩主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藩政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江户初期，由于强化锁国体制，从中国进口的朱子学著作非常难得。野中兼山利用自己掌握的渠道，从长崎进口宋明版儒学汉籍，又通过九州的对马藩进口朝鲜版朱子学书籍。山崎暗斋师从野中兼山，对朱子学倾倒不已，他意识到佛教中对人伦君臣夫妇父子的无视、对实践道德的否定是错误的，幡然醒悟，决定弃暗投明。宽永十九年（1642），25岁那年野中兼山开始蓄须还俗，从此切断与佛门的联系，返回京都家中，一心专注于朱子学研究。野中兼山之后，海南学派就呈现式微衰颓之境，幸有山崎暗斋和他的弟子继起，以新海南之学的面貌出现。

自室町时代（1336—1573）以来，佛教与朱子学一直是长期共存的关系。研究朱子学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寺庙禅僧出身，比如幕府时代初期的大儒藤原惺窝、林罗山师徒。藤原以学问僧的身份终其一生；林罗山早年入佛门学习，其后还俗。后来被藤原惺窝举荐给德川家康，执掌天下文教，德川家康就命他以出家人的形象出仕，改名道春，就是基于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而到了山崎暗斋，脱离佛教禅门的意志可以说非常坚定。按理他可以继续托身寺庙，一边当和尚一边钻研朱子学的。但他认为，儒学的根本宗旨在于父子、君臣、夫妇、朋友、长幼之间的道德伦理，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长幼有序，是为五伦；而佛教认为人要从这些关系中解脱出去，这样的理论是违反人伦人性的，因而是错误的，即便是为了生计、晋升之类的现实需要，也不允许有丝毫的权宜之策。山崎暗斋在钻研朱子学的过程中发现了佛教中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且两者之间无法调和平衡。认识到这一点，暗斋毅然离开寺院，并脱离僧籍还俗，改名山崎嘉右卫门，时年29岁。从这个经历中可以看出暗斋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对于真理的求索毫不含糊。

山崎暗斋的人生阅历相对比较平淡，主要在于他的一生大都在书斋讲堂度过。

还俗后山崎暗斋居家研究儒学，面壁十来年后，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明历元年（1655），他在京都上京区开办私人学堂“暗斋塾”招收门生。开讲内容从《小学》起，其次《近思录》，再次《四书》，最后一直讲到《周易程传》，这是一轮课程内容，需要为期两年的时间。据说相当受好评，入门求教的生徒络绎而来，几乎挤破门槛。

山崎暗斋是日本教育史上有名的严师，不但治学十分严谨，对门下生徒一丝不苟到不近人情，几近暴君。据门下才俊佐藤直方回忆：当年师事暗斋时，虽孜孜向学，但都不敢上暗斋家请教，因为据说，“每到其家，入户，心绪惴惴然如下地狱”，直到出了家门，才敢大口喘气，如脱虎口。高徒如此，一般人更视之如恶魔。有一次上课时，讲堂里人满为患，有个门生趁人多偷偷拿出锉刀磨指甲，被暗斋看到，怒火朝天，喝道：“敢在老子座席上剪指甲成何体统！”话音刚落，开小差的生徒脑门就鼓起几个大橄榄包，邻座的同学见状大惊失色，汗都不敢出。有一部记录江户时代学者嘉言笃行的《先哲丛谈》对山崎暗斋上课的情景有绘声绘色的描摹：

“其讲书音吐如洪钟，面容如怒，听徒凛然不敢仰视”，初入门者心惊胆战。老生则说，这算什么！我等尚未成婚，男女欲求难填，不过自有克制妙法：每当情欲涌动之际，只要闭目浮想山崎先生尊容周身不寒而栗，欲念顿时冰消。

暗斋认为，治学首先要端正态度，思想和行动一致，只有整肃风纪，经由严格的授业，讲师的话语才能直抵人心。或许应了“严师出高徒”这句老话，暗斋门下人才辈出，据说一生桃李满天下，有6000人之多，形成了一个才学超群的学者集团，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江户教育史上独一份。

40来岁时，山崎暗斋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者了。宽文六年（1666），他应邀前往江户讲学，在江户得到协助将军处理公务的权势人物会津藩主保科正之的赏识，聘为宾师。不过，山崎暗斋的志趣不在入仕为官，虽然很多大名纷纷要高薪延请他当藩儒，但他习惯了开馆授徒、培养精英的教研生活，大半生都在京都的“暗斋塾”中度过。在关东游历期间，发生了对他治学影响深远的事——他邂逅了吉川惟足。惟足是吉川神道的创始人，对日本原生的宗教神道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尝试将朱子学融入古代神道，开创了所谓垂加神道。由于他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也深受地方政府重视，很多地方的神社都请他去对本社进行考证研究。丸山真男说过：“这些朱子学家对待程朱几乎就像对待圣人一样皈依不二，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只是忠实地介绍程朱的学说而没有越雷池一步。”

山崎暗斋对日本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晚年的治学成果上。暗斋学问最突出的就是将朱子学本土化，并与日本神道结合，为日本本土神学开辟一条大道。

暗斋是朱子学家，在儒学上造诣很深，晚年却因神道研究而著称于世。

通过考察日本历史、思考日本国家起源，暗斋晚年开始沉迷神道的研究。而且也非常固执，令门人不解，甚至有人因为抵触他这一思想变化而被驱逐出门。其实，早在治学之初他就开始接触神道了。明历元年，刚开始开设私塾讲学时，他写了《伊势神宫官礼式序》，根据《日本书纪》来追忆日本的神话传说时代，举出《天囊无穷》神敕，并说这是王道之元。明历三年写作日本历史《倭鉴》，其间他参拜藤森神社，那里供奉着曾主持《日本书纪》编撰的舍人亲王（676—735）。随后又参拜伊势神宫，在考察日本历史、思考国体的过程中，山崎暗斋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即便对信奉不已的儒学，也不是盲目崇拜，在批判各种学说上花了很多工夫。其中最为重要、对日本后世影响最深的就是批判古代中国的革命思想。

他认为，中国之不幸在于革命时常兴起几番又很快灭亡，建立、崩溃往复循环。早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拥有值得骄傲的古代文明，然而作为国家而言，无论哪一个王朝都是短命的，夏朝十七世，满471年而亡，殷历三十一世，延500余年而亡，周三十七世，经过800年崩溃，秦仅仅经过三世15年，西汉十三世207年，东汉十三世196年，之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朝二十帝290年，经五代，宋则十八帝320年，元朝虽然强大，仅仅162年，明朝290年，等等，有力之人以武力颠覆国家，这无论是以五伦还是道德都是不应之举。因此，在中国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在对待革命问题上也很容易提出站在胜利者一方，阐发辩论的学说。其中表现出坚守绝对忠义、持全面反对革命思想的是韩退之《拘幽操》一诗。山崎暗斋对其钦佩不已，视为域外知己，并将其印书出版，指导门人学习。

暗斋写有一本《汤武革命论》，研究中国历代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林罗山的见解正好相反。他指出：汉高祖原为秦民，唐高祖是隋民，因此他们夺取天下是以下犯上，是臣下对君主的反叛，而宋朝、明朝也是如出一辙。上追溯到殷商周朝，那些作为开国之主被歌颂的人，实际上都在践踏道义，而真正称得上遵循道义的只有光武帝一人。

由此引发对日本历史的思考。由否定革命转而赞美从未发生过革命的日本历史和日本国体。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兵学家山鹿素行所继承。但在当时，一边倒的情况下，这种论调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因为儒学不仅是中国安邦定国的王道绝学，也是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当时的朱子学者都是以中国的方式思考，毫无条件地坚守圣人教导。但是笃信朱子学的山崎暗斋对此却有独特的思考，《先哲丛谈》里记载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逸闻：

某日，授课期间，师生坐而论道。暗斋问门人：“有朝一日，如果彼邦（中国）派遣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我等这些学习孔孟之道者，该如何应对？”门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只听暗斋不紧不慢说道：

要是真的不幸遭遇到这种局面，那么吾人只有披坚执锐，与之一战，生擒孔孟以报国恩。这才是孔孟之道的真髓啊。

听到暗斋如此教诲，弟子才如梦惊醒。

山崎暗斋的意思是说，在学习外来文明的时候，如果毫无批判地阅读外国之书，哪怕是圣贤的经典，也会丧失自主性，学问又有何用？

山崎暗斋这则逸事，在江户时代初期，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这也是关于如何在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中始终保持独立性的问题。当时，在日本学术界普遍存在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崇拜氛围。比如京都的朱子学泰斗藤原惺窝，曾恨不得生而为中国人，因到中国留学计划泡汤而抱恨终生；林罗山千方百计地从学理上论证日本人祖先的源头与中国的泰伯的关联；荻生徂徕天天在家拜孔子像，几十年如一日……不一而足。但同样对孔孟、朱子学顶礼膜拜的山崎暗斋则保留了作为一个日本人清醒的主体性。

这个故事很有名，是阐述学习外来文化不丧失自我本体性的最佳范例。但近代以后，神道被国粹主义者绑架，山崎暗斋的学问被“借尸还魂”，他本人也被戴上“国体思想元祖”“民族主义精神先驱”的大高帽，就过犹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