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陈灏珠，祖籍广东新会，心血管病专家，我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1924年11月6日，陈灏珠出生于香港，在那里接受了学前及中小学教育。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他随家人返回内地。在故乡广东新会短期停留后，1942年到韶关继续高中学业，于第二年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1949年毕业后，入职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实习医院、上海中山医院内科，此后再未离开这里。1997年7月，陈灏珠当选我国心血管病内科领域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60余年。
陈灏珠是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治法奠基人，在该领域开创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例”，其中所涉及的基本诊疗方法沿用至今，相关技术已推广成为心血管病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诊疗手段。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左心导管、心腔内心电和心音、选择性染料和氢离子稀释曲线等检查工作，显著提高了心脏病诊断水平。1962年编著的《心脏插管检查的临床应用》（1980年第二版改名《心脏导管术的临床应用》）为该领域的经典学术著作。1968年4月，他与石美鑫教授一起施行首例埋藏式起搏器安置术。1972年，他率先主持用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快速心律失常，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73年，他在国内率先成功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确诊冠心病，奠定了我国冠心病外科手术和介入治疗的基础。1976年，他在国际首创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抢救“奎尼丁晕厥”的疗法。1991年，他在国内率先报告冠脉腔内超声检查方法，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冠心病诊断水平。2004年，中华医学会授予陈灏珠“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终身成就奖”。
陈灏珠是我国冠心病预防诊疗研究的开拓者。他于1954年首次应用“心肌梗死”的病名，来定义心脏肌肉因严重缺血而坏死这一类型冠心病。这一名词沿用至今，成为我国学术界公认的诊断称谓。他首先报告用心电图单极胸导联诊断和定位心肌梗死，所涉及的诊断标准至今仍是临床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他率先主持中医辩证论治和活血化淤法治疗冠心病并阐明其原理。他率先研究冠心病的重要致病因素—血脂异常，20世纪70年代调查研究出我国健康人血脂值，现被认为是真正的正常值。历年来，陈灏珠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两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和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八项，其他等级奖11项，立功三次。
截至2011年，陈灏珠共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著作10余本，参编著作30余本。其中，主编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是医学教材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主编的《实用内科学》为我国再版次数最多、最畅销的医学书籍，是我国内科领域乃至整个医学界毫无争议的最主要的参考工具书。这些书籍培养和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几代医师。
陈灏珠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方面也做出卓越贡献。在他担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的20余年里，研究所发展为国内外知名的集研究、医疗、教学和人才培养于一身的研究机构。2004年，陈灏珠获“上海市第一届优秀科研院所长奖”。
1978年陈灏珠晋升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副教授并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晋升为教授，并于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年来，他先后培养博士后4位、博士50余位、硕士20余位，为我国心内科人才队伍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2004年，为纪念陈灏珠院士从事临床医学、教学、科研工作55周年暨80寿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编选了纪念集《陈灏珠院士医、教、研55年履迹》，收录了他的主要学术论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教授等为本书题词。在纪念集中，陈灏珠的夫人韩慧华也以《相知相依五十年》为题撰文忆往。他的博士生舒先红、王齐兵、金雪娟等以《医界楷模——陈灏珠》为题撰写了简传。
在纪念集的基础上，以金雪娟为主撰写了陈灏珠第一本个人传记—《陈灏珠》，由金城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作者署名“星岩”，是心血管病研究简称“心研”的拟音。该书列入吴阶平、杨福家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第一辑。这本传记以口述经历为主材，比较全面客观地记录了陈灏珠院士生平经历和主要学术贡献。本书还收录了2005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采访录，以及同事、学生、家人、助手等人撰写的《心目中的陈灏珠》多篇文章。此外，还收录了陈灏珠生平活动年表、获奖成果、部分论著目录等。
多年来，陈灏珠还发表了一批自述性文章，例如《做一名好内科医生》（载《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0年第3期）、《竭诚奉献 维护尊严 增进友谊——陈灏珠院士自述》（收入《工程科技的实践者：院士的人生与情怀》，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寄语临床医师》（收入《院士书信》一书，韩存志、王克美主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科技创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收入《科技创新院士谈（下）》一书，周济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陈灏珠院士简述了从事医学工作的历程，着重介绍了1975年4月成功抢救突发心肌梗死外宾、1976年在世界首先采用超大剂量肾上腺素抢救奎尼丁晕厥患者等情况。
此外，多种期刊杂志媒体的记者还撰写了一批陈灏珠事迹报道类文章。例如《名家风范——记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陈灏珠 教授》（载《临床误诊误治》，2002年1月）、《陈灏珠》（载《前进论坛》，2003年10月）、《陈灏珠临床生涯二三事》（载《中国处方药》，2004年6月）、《把毕生献给医学事业——记国际著名心脏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教授》（载《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5年1月）、《严谨深思萌创意 勤学实干出成果—记“上海市科技功臣奖”获得者陈灏珠院士》（载《中山医院报》，2010年总第236期）、《陈灏珠：以管窥心》（载《文汇报》，2010年3月25日）、《科教师表 医界楷模—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陈灏珠》（载《前进论坛》，2010年9月），等等。从整体上看，这些文章宣传表彰意义大于传记意义，有些内容还是根据陈灏珠口述甚至自述文章改写而成，基本没有进行资料的深入发掘整理。
2011年5月，在中国科协启动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陈灏珠入选采集对象。项目下达后，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都非常重视，人事处、档案馆（医院档案室）、现代教育中心等部门共同参与，课题组主要成员还接受了科协组织的专业培训。工作开展后，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课题组得到了采集工程办公室、中国科技史学会等单位的指导与支持。陈灏珠向课题组完整提供了他历年保存的论文集、证书、照片、信件、手稿等资料，并在百忙之中接受了6次访谈。课题组还从第三军医大学档案室、江西南昌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单位收集到陈灏珠的若干档案材料。
经初步整理和研究，采集小组发现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成果。
关于陈灏珠的家庭教育。采集小组对陈灏珠父亲陈国伦先生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考证，一方面弥补了陈灏珠本人回忆不全和了解不周的内容，还对目前一些文史资料提出了疑议。关于陈国伦先生在国民政府及军队的任职情况，在陈予欢编著的《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出版社，1994年12月版）中，将陈国伦先生列入，提出其“1922年任粤军总司令及广州大元帅府少将军法总监”。但是，《新会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以及新会市政协文史研究组整理的《陈国伦先生简略》（《葵乡俊彦列传（第二辑）》，新会市政协学习文史社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内部印行，1998年10月出版）等材料，均未提及其曾担任国民政府少将职务。笔者于2011年11月22日访谈陈灏珠时，他提及自己的父亲，也说“他不带兵，所以没有打仗死人的这种问题。他主要搞后勤。在兵站里面，从科员到科长，参谋这类的，最高做到处长”。并说自己也没搞太清楚。
我们梳理文史资料发现，和陈国伦同期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有李济深、张国桢、黄任寰、李朝彦等人。这批同学，因多数籍贯是广东，一向被视作粤军地方势力。又由于长期位列陈炯明部，因此，其地位在国民政府内部并不突出。另外，根据文史资料记载，陈国伦与蒋介石之间很可能有直接的摩擦不睦。1918年，陈国伦、蒋介石等同在援闽粤军司令部任参谋。根据李朝彦《我所知道的张国桢和张被蒋介石杀害的经过》记录，陈国伦当时就对自己的老同学抱怨过：“蒋介石拟出来的作战计划，时时打败仗，又不肯接受旁人的意见，刚愎自用，而蒋却认为粤籍军官对他有所歧视，蒋后来卒至弃职而去”。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国民党朝哪个方向去的关键时刻，是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关于廖案，许多谜团或疑点至今无解。但从处理结果看，粤系军官遭到大规模清洗。其中，陈国伦先生的老同学，同样在援闽粤军司令部任参谋并与蒋介石冲突更为激烈的张国桢，就被蒋以“廖案特别委员会”三成员之一、广州卫戍司令等身份加以逮捕并枪决。而粤军主要领导人许崇智，也因此案被罢官，黯然离开国民政府权力中心。
显然，时代风潮裹挟下，陈国伦先生唯有隐忍不发，否则，杀身之祸亦未可免。而这，很可能也是1945年一俟抗日战争结束，陈国伦先生即辞职归里，离开军、公岗位，而协助乡人兴修水利的原因吧。
陈灏珠出生于1924年11月6日。结合前述关键时间节点看，恰恰在他幼年、少年乃至青年的人生成长关键时期，陈国伦先生必须保持低调沉潜。在陈灏珠个性养成过程中，除了遗传等先天因素之外，父亲的影响并不亚于母亲。
长期在粤军任事的陈国伦先生，很可能具备和社团、会党组织直接联系的管道。一则文史资料显示，他在清末民初广东政坛关键人物之一的江孔殷面前，也具有一定言语权。也正因此，在香港沦陷后，陈国伦先生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力量，安排自己全家比较平安地通过日军封锁线返回祖籍地广东新会。
关于陈灏珠的大学生活。陈灏珠毕业于国立中正医学院。从这所院校中走出的256位毕业生中，包括了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兄弟以及黄志强、程天民、葛宝丰、陈灏珠等七位院士。但是，由于学校归并等原因，对这所院校的研究基本付之阙如。因此，对陈灏珠这段生活的研究也往往缺乏实证资料的佐证。
采集小组通过努力，搜集到《原中正医学院校友通讯录 第二辑》（非公开出版物）原件，发现其中包括了完整的毕业生名录和现工作单位等信息，而且其中还有师友回忆等宝贵资料。又发现了1942年12月出版的《国立中正医学院院刊》第一卷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此后未再刊出），其中包括了《国立中正医学院学则》等基本管理规定，也介绍了学校当时的基本情况、发展历史等资料。立足于这些资料，使得采集小组的研究更具资料价值，可以比较扎实地展现陈灏珠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状态。
关于陈灏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发展。已有传记资料显示，陈灏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后参加了到浙江嘉兴为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医疗队、抗美援朝医疗队等，在临床医学上，更在思想认识上得到锻炼提高，而且与一起参加医疗队的陶寿淇教授有密切接触。但在此前，所有传记资料，包括陈灏珠本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历史资料佐证。
这次，在陈灏珠个人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了他为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之后亲笔写作的6页立功材料、以及参加两次医疗队所获的奖励证书，又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申请材料、立功材料，还在复旦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本《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七大队工作总结》。尤其是这份1952年油印制作的总结，厚达100多页，可以找到陈灏珠在东北工作期间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这份材料与上海市档案馆馆存资料、陈灏珠保存资料形成了完整的资料链条，可以相互印证，从而使得立足于此的研究更加扎实。
关于陈灏珠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医疗工作。陈灏珠在医、教、研一线奋斗60多年，临床工作始终是其工作核心。研究陈灏珠的学术成长道路，必须关注其临床思维的师承关系、培养发展过程等内容。但是，限于资料，以往传记内容中对此并没有进行细致梳理，往往是一笔带过。确实，临床思维属于抽象内容，很难找到具体抓手。
这次资料采集工作中，陈灏珠将他完整保存的18本论文集借给采集小组。其中，发现陈灏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起步阶段整理发表的将近20篇病理（病例）讨论会记录。最早的是1951年发表于《医药彙报》第1卷第5期的《胆囊之表皮样癌》。当时，陈灏珠还是一名住院医师。1955年之后，陈灏珠集中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了共计20篇临床讨论文章。其中，1955年发表8篇，1956年发表6篇，1957年发表1篇，1958年发表2篇，1961年发表1篇，1963年发表1篇，1965年发表1篇。通过研读这些资料发现，当时参加病例、病理讨论的人员众多，既包括了林兆耆、钱悳、陶寿淇等著名教授，又包括了中山医院当时大批青年医师。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后，还根据解剖报告等资料再次组织论证。在这个过程中，陈灏珠始终是记录者和参与者。以此为抓手，采集小组对讨论会中反映的中山医院教授、医师群体的临床思维进行梳理，从侧面了解到陈灏珠临床思维建构形成的过程。
为考察陈灏珠临床思维的具体运用，课题组本计划从中山医院历史病例库中搜寻求其门诊记录。可惜医院将这些资料打包转移至郊区天马山分部库房存放，资料目录尚未建立，整理也需时日。好在采集小组从陈灏珠提供的论文集中，发现了他本人于1981年在《新医学》杂志第10期发表的一篇门诊记录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面对复杂病例，陈灏珠已积累了深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科学临床思维的运用已经渐趋化境。
此外，在陈灏珠多年保存完好的书信资料中，又发现了1980年6月13日东海舰队司令部写给中山医院的感谢信，完整记录了陈灏珠参与抢救海军部队某司令员的过程，比较充分地补充了他对于参与高干保健的口述内容。采集小组还整理了一批陈灏珠历年来，包括当选院士之后与普通患者之间的往来书信。通过对这批材料的研读，采集小组将其定位为陈灏珠服务大众的“绿色通道”，从中既可以看出陈灏珠对普通群众医疗工作的满腔热忱，又可以看出大院士在医患沟通中的严谨专业。
关于陈灏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重新开始学术研究。以往传记资料，包括口述资料，都已经注意到陈灏珠在70年代初期重新开始学术研究，并取得诸多重大进展，如1973年在国内率先进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等。但为何能够在“文化大革命”未结束时重新开始学术研究，背景并未梳理清楚。
这次，通过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医学史，提出其转变契机应该是1972年3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防治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压病座谈会。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国家级重要领导人出席讲话，但总算有机会总结预防与治疗三种疾病的有效方法，制定防治三种疾病的规划。正是在此次会议前后，陈灏珠重新开始执笔撰写论文。只是这时候，学术论文不能以个人名字署名。期间，陈灏珠执笔，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署名发表了《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体会（446例的分析）》、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署名发表了《积极抢救急性心肌梗塞（死）危重病人 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分析303例的体会）》。
关于陈灏珠的实验研究方法。以往，对陈灏珠的学术研究，往往更加重视研究结果和临床应用。但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陈灏珠的实验研究方法同样值得引起重视，尤其对青少年科学爱好者来说，陈灏珠的实验研究方法始终值得学习借鉴。
因此，传记中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学术发展背景，也介绍了陈灏珠在实验室中的研究方法。例如，对于陈灏珠发表的国内首例血管腔内超声检查报告，就首先介绍了超声诊断的发展情况，接着详细介绍相关实验设计。传记中用尽量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实验的两个阶段：第一，模拟血管的腔内超声切面显像；第二，动物实验，这又分体内（又可细分为活体、尸体两种）血管检查和体外血管检查。这种介绍对青少年读者应该不无裨益。
关于陈灏珠对《实用心脏病学》《实用内科学》的贡献。《实用心脏病学》和《实用内科学》各版次是医学界两套著名的学术书籍，对新中国成立后几代内科医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陈灏珠是两套著作多个版本的主编或共同主编。但是，对于陈灏珠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往相关著述着墨不多，陈院士本人在口述中也没有强调过自己的贡献。
这次学术资料采集发掘了在《实用心脏病学（第三版）》编辑期间，陈灏珠与另两位主编董承琅、陶寿淇教授的书信，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实用心脏病学（第三版）》，陈灏珠在文稿统筹及各方协调等方面都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又在陈灏珠手稿资料中发现了2010年启动第14版《实用内科学》编辑工作时，他手写的报告、会议记录等材料，从中可以了解到陈灏珠为这部著作确定编辑队伍、争取经费支持、提高编写质量所提出的各项具体措施。
关于陈灏珠参政议政的情况。在医林耕耘的同时，陈灏珠还以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身份直接参与了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这在同期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以往传记资料、访谈资料乃至档案资料中均未对一些关键细节进行梳理。通过反复研读资料，尤其是1988年前后农工党上海市委编辑发行的《农工沪讯》，从中发现：陈灏珠之所以能在一年时间内，从无党派人士加入农工党，并荣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并不仅仅是陈灏珠的个人意愿，更是担负着中共上海市委、农工党中央对农工党上海基层组织建设的期许，还寄托了上海市农工党员的厚望。
陈灏珠参政议政的资料较多。考虑到采用提案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是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履行职能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所以，传记中选择以议案为抓手来考察陈灏珠建言立论的选题、特点和影响作用。
本传记充分利用了这次系统发掘整理的陈灏珠学术成长资料，立足于采集工作所获资料及其他旁证或间接资料，坚持言必有据，不妄下断语。正如前面所述，在资料采集和报告写作过程中，采集小组不断发现颇具价值的重要成果，相关内容均已在报告中有所体现。
本传记语言上坚持不夸大，不溢美。不少地方，拿不准的，或感觉目前阶段还不必急于评价的，宁愿只是直白地把客观实际情况摆出来。或者通过对比，把同时期其他学者的论著观点也列举出来。这样，对于同一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可以自然呈现。读者就能够根据此后乃至将来的学术发展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
再次，在完整梳理陈灏珠学术成长全过程的同时，采集小组更加注重对于关键阶段、关键环境、关键人物、关键事件的重点描述。以点带面，勾勒出陈灏珠的学术思想、观点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并提炼总结其学术成长的特点及重要影响因素；并在具体“点”的描述中，介绍大背景（世界上该领域的发展状况、阶段特点、前沿水平等，即传主的学习背景与学习过程）、中背景（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基础与发展状况，即传主的研究背景与研究过程）、小背景（即传主所在单位的工作环境与科研条件，包括研究基础、团队结构、研究方向等）、项目背景（即传主所从事相关科研题目的来龙去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传主对科研课题的选择等）以及个人成就（即传主工作的前沿性、重要突破点等）。这样，或许会更加清晰地还原历史情况。但是，尽管采集小组已经做了一定努力，还是会有一些内容在不同章节反复出现，还有一些脉络的发展分散在两个章节中，导致线索描述不连贯情况的发生。这些，是需要请读者加以注意的。
在资料采集和研究报告以及学术传记的撰写过程中，得到陈灏珠的充分认可和支持。本传记初稿完成后，曾提交给陈灏珠审阅，当时本意是请他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思路和初步成果，但他仍然给予了细心批阅，对于行文中的错讹疏漏，一一指出。他的严谨让我们更感惭愧，唯有学习、再学习，把工作提高、再提高，以记录一代大医的履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