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从可有可无到举足轻重
一、全球治理已离不开中国
（一）全球化的时代少不了中国身影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科技等各个领域全面踏上国际舞台，和国际社会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中国正在以全新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世界，也正在以令世人瞩目的中国速度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发展正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
在全球经济领域中，中国占有日益庞大的份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国。同时，中国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各个领域的国际组织当中常见中国的身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陆续加入了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参加了东盟“10+1”和“10+3”，也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这样的地区性论坛，成为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会议的轮值主席国。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扮演了主导角色，2016年年初，人民币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成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方。
中国的国际化水平还体现在货币互换机制当中。继贸易崛起之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也在崛起，向“国际货币”迈进。2008年年底，中国开始在国际层面开展积极的货币合作，争取与众多国家开展货币互换、本币结算、货币直接交易、建立货币清算机制的合作，并已经初步搭建起包括47个国家的多层次货币合作伙伴网络，这些伙伴国家分布于亚太、欧洲、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并根据与中国货币合作紧密程度的不同而形成了战略布局。不难看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事件，也是一个中国深度加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合作的外交行为。货币伙伴网络的构建不仅成为人民币崛起的重要政治基础，为中国全球伙伴网络关系的构建添砖加瓦，也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时代的体现。
一方面，通过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化水平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领域拥有难以忽视的影响力和参与度，无论是全球贸易的往来还是国际金融的跌宕，中国的角色都举足轻重。中国构建货币伙伴关系网络、领衔“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行动，不仅意味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崛起，更带来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正在提升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另一方面，越来越深度的国际化意味着中国也更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与世界息息相关。因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二者的前途与命运前所未有地密切相连。
（二）全球性的事务绕不开中国参与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时代凸显出全球性的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世界安全的恐怖主义，2008年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无一不是世界性的难题，是国际社会同时面临的困扰和问题。全球化时代的问题盘根错节，任何问题都无法依靠一个国家、一个组织单打独斗就能够妥善解决，更没有谁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独善其身。因此，全球治理的应运而生不仅仅是全世界的吁求，更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共同主题和趋势。
作为全球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这一正在崛起的大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正日益受到重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常常引起国际社会的思考和讨论。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对国际事务和全球问题解决的参与日益深入，参与的国际组织日益增多，已经成为解决区域性、世界性问题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越来越多以中国为中心角色的国际组织和机制逐步建立起来，由中国主要创设和组织的国际组织和活动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成员国之间合作交流、增进互信构建平台，为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在“上海精神”的指导下，开展多方面的合作，积累了全球治理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一套包括反恐在内的协定和法律体系，为成员国之间的稳定安全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经济方面，2001年上合组织就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以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确立了多个领域的127个合作项目，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的创建。另外，在教育、金融、科技等领域也分别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形成了有效的磋商机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国际社会反思既有的国际体系和目标，从而加固了全球治理不可逆转的趋势，推动了向着“善治”发展的治理目标，而G20作为一个升级版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机制，不仅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更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承担着全面筹划和付诸实施的重大责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规模使之成为G20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优异表现，更使得中国及一批新兴国家开始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圈。从G8+5机制到G20，机制的更替和取代证明全球治理不是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点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亟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权责相对，探索新路径。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中国在G20的新平台上可以平等地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对话，为中国外交和发展奠定更高的基础。同时，中国也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2013年年底，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第17次注资谈判结束，2014～2016年中国承诺捐资3亿美元，而同期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的参与为此次捐资任务的圆满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G20峰会由中国主办。2011年的《G20戛纳峰会公报》中提到：2015年以后G20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从亚洲开始。从2015年起，中国作为美国、欧盟和中国“三驾马车”之一担任G20的领导工作。作为2016年的主席国，中国在峰会的议程设置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G20峰会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成为全球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协调者和领导机制，其发展轨迹是综合作用力的推动，中国身影在每一步都清晰可见。除此之外，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日益加深，更在诸多国际组织和机制中成为组织中心，是主要组织者和平台搭建方。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让中国能够“引进来”，也能够“走出去”；而对于世界来说，中国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社会中，融入国际家庭，深度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加入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以中国为中心发起的“一带一路”设想与G20有很多共同目标，涉及的国家也有重合，二者都是长期、全方位的发展计划，是涉及人类未来的发展框架。同时，两者之间也有差异：除侧重点和机制差异外，“一带一路”的焦点在亚欧大陆，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丝绸之路的当代呈现，在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基础上，以中国为主体把丝绸之路沿途六十多个国家联系起来，而这六十多个国家大多都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多半拥有丰沛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缺乏资金、人才、技术，而且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小、治理能力欠缺等问题。中国所具备的发展优势，可以从基础建设、智力资源和金融三个方面帮助这些国家突破瓶颈，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实现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赢的目标，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构建和对外援助中，并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甚至扰乱发展中国家的秩序，而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希望沿线国家的发展能够和自身的发展同步，打造“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保持自身和周边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巴国际走廊电力合作、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中国首倡的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的启动都受到了各个参与国的响应和欢迎，这背后是世界对中国参与、中国贡献、中国力量的呼唤和需要。因此，“一带一路”的形成不但加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还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的宝贵发展经验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使之成为中国软实力实现的契机和平台，标志着中国逐步迈入了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合作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时期，更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全球治理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进一步提出了“一带一路”设想。“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实施，是中国进一步迈向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和借鉴，更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治理顶层设计的体现。同时，继改革开放政策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开放和引进之后，中国通过不懈奋斗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宝贵而独特的发展经验。这些经验不但有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摆脱发展瓶颈、弥补自身制度短板有参照意义，对长期被西方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有更为重大的启发，补充了与西方经验不同的经验，给全球治理以新的思路和方向。这些被西方政学界称为“中国模式”的中国经验，正是中国崛起的力证，也是全球治理对中国智慧的呼唤。
许多国家首先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对金融危机的出色应对中，关注到中国经济制度的能力，而中国经济制度的能力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中国经济模式有紧密的关联。经济上的中国模式可以称之为复合型的经济模式，包括在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平衡等，实行混合所有权制度，国有经济“抓大”，私营经济“放小”，两者兼而有之，国有部门成为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杠杆和应付危机的政策工具。在出口和内需方面，也是二者兼有，内部需求逐步成为地方经济体的主要导向。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昔日的道路不同，中国经济的供需是多种模式并存，呈现竞争、发展和融合的态势。在政府与市场方面，中国并没有遵循“市场万能论”，与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全面撤出经济领域不同，政府在市场规则的建立、市场秩序的稳定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运作，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大多数西方学者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尽管很多人也意识到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离不开政治模式的支撑，但仍然仅仅关注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从政治上谈论中国模式容易挑战既有的自由主义价值秩序。然而实际上，如果离开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难以推动的，当代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有着巨大差异。就中国而言，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作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完善的国家制度，构建完整的法治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对经济发展、资本运转最重大的保护，也是对社会生产最重要的支持。法治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也是民主的前提。民主的实质在于实现人民的诉求、解决人民生存发展的问题，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能够在法治程序下回应民众诉求的中国模式，虽然与西方程序民主制度不同，却显然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民主的题中之意。
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开放持赞扬态度，认为改革开放会引领中国走上“西方道路”，然而当中国没有成为“西式翻版”时，西方对中国的讨论则充满了不解、担忧、拒斥，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对中国道路的怀疑不仅基于对中国未来的怀疑，更基于意识形态价值的差异。然而，中国发展到今天，其发展成就昭示了中国“非西方”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它可能会为深陷西方自由主义泥沼的国家提供出路和解决方案。西方国家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模式”不单单成为除西方现代化理论之外的“第二条可行道路”而被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更昭告世界，在西方道路之外，依然有其他的、基于实践的选择。
国家的发展道路、模式不是意识形态化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新自由主义的分权、民主、市场、自由等价值大旗和制度也并非是根治地区性及全球性问题的良方，西式自由主义的目标不应该是唯一的终点和准则，道路抉择应该是务实的，与历史、环境相结合的选择，否则无法根治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更无法达到良善的治理目标。时至今日，中国模式已经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向外传播，为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西方模式之外的发展榜样。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现代化，不仅仅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更包含“善治”的目标，追求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中国模式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对良善治理的追求，正符合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以中国智慧解答着全球治理中的问题。这种观念的变化正是中国以其发展成就和经验模式带给世界的转变，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更影响了国际社会对既有全球治理的判断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