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治理的产生背景与发展

第一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产生（1945～1971年）。

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球经济治理失败，国际经济政策缺乏协调导致危机深化，随后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国际政治经济严重失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首要任务是通过建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恢复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期间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系列机制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建立了关税贸易总协定来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驾马车”组成的治理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制度基础，也是全球经济合作和治理机制开始运行的标志。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多数仅适用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这种经济治理机制只是局部的“全球经济治理”。而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衰落，这一治理机制的弊端日益显露。

第二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1971～199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固定汇率制度存在显著的缺陷，即“特里芬难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衰落，“特里芬难题”成为困扰美国经济的大难题，美国难以单独维持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是无能为力，最终导致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在后美国霸权时期，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成为维持国际经济制度、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性因素。1976年确立浮动汇率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但是也导致汇率波动范围加大，国际资本流动程度日益提高，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恰在此时，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先后成立多个经济组织，要求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特别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立，促使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发达经济体经济陷于衰退，美国经济甚至面临长期滞涨的风险。因此，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持国际经济稳定成为共同的利益。1975年11月，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西方六大国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议题，旨在加强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1976年加拿大加入首脑会议机制，正式形成七国集团（G7）。但是超主权经济合作和治理决策平台主要局限于G7，其范围并不具有全球代表性。

第三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扩散（1991～2008年）。

持续四十多年的冷战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结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成为最大的赢家，美国霸权的增强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随着中国、印度等大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及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等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国纷纷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新兴经济市场经济体”。以私有化、市场化等观念为主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念、制度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新兴市场经济体传播，1997年俄罗斯加入G7，七国集团发展成为八国集团（G8）^[1]。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却接连爆发金融危机^[2]，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无法应对发生深刻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局势，1999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二十国集团（G20）^[3]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机制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合作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起步。与此同时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四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阶段（2008～至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长期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国际金融监管严重不足是重要原因。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协调，以及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不足以应对金融危机等问题，再一次暴露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效供给不足和内在缺陷。在此进程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系整体相对衰落，国际经济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迁推动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G8时代”正在向“G20时代”重大转变。2008年11月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的倡导下G20首次领导人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截至2016年，G20领导人峰会已召开10届，第11届峰会于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G20标志着具有全球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正式启动，该机制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其成员国GDP总和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总和占全球的80%，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