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工业革命以来，在技术的加持下，人类社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快速发展。火车、汽车、飞机、高铁，这些交通工具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生活节奏也随之不断提速。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我们写作、阅读的工具和方式，也在速度与效率的名义下不断变化。在电脑这类电子工具诞生之初，我们欢呼雀跃，热情拥抱新技术、新工具。它们也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以及全新的可能，如高效便捷的修改方式，随时随地写作、阅读的可能。时至今日，在通勤的地铁上，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在人潮汹涌的街道上，在几乎任何一个你能想象的场景中，你都会发现有人在拿着手机打字、阅读，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景观。

然而，在电子产品大规模地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后，其另外一副面孔开始逐渐显现。传统的写作与阅读，建立在特定场景中，是一个持续性行为；而基于电子产品的写作与阅读，由于其便利性，几乎存在于任何场景中，因此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有效地利用了各种闲余时间，扩大了写作与阅读的群众基础；但事实上却极大降低了参与写作与阅读的门槛。我们手机阅读中大量存在的自媒体内容，为了吸引读者增加阅读量，往往会有意地制造噱头，使用夸张、惊悚的标题，而内容却空洞无物，读完后索然无味。然而，这种缺乏内容、缺乏思想的文章却越来越多，大有驱逐良币的趋势。其原因何在？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就写作者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其文章阅读、传播的载体是电子工具，其文章的阅读主要群体是大众，其文章阅读的场景是闲余的碎片时间，其文章的写作目的是经济利益而非知识创造与传播；就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阅读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消耗无聊的时间。于是，大量的图片、影音穿插在文字中，刺激着读者们的感官。在这样的语境中，阅读本身就是目的。然而，无论是写作者们的写作，还是读者们的阅读，都不能脱离电子产品。客观来说，电脑、手机都是工具——写作或阅读的工具，其与传统的纸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具体的应用中，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视觉化的阅读、即时的写作、通信，这些都导致人的生活被裹挟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一切都如一个不停旋转的万花筒，在支离破碎中游移不定。我们所能抓住的一切，都只是一个片段或碎片，价值与意义在缝隙中不断沦丧。

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对《文房四谱》的译注，并非意在复兴笔墨纸砚这类古代文具及其书写方式。我们也无意否定新技术，更不可能将电子产品驱逐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的，是想借此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身边之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作者苏易简（958—997），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北宋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状元，当时的苏氏年仅二十二岁。《宋史》中记载：“易简少聪悟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太平兴国五年，年逾弱冠，举进士。太宗方留心儒术，贡士皆临轩覆试。易简所试三千余言立就，奏上，览之称赏，擢冠甲科……易简常居雅，善笔札，尤善谈笑，旁通释典，所著《文房四谱》……”通过《宋史》中简要的记载，我们可知苏易简少年得志，以文章知名天下，并且对物质生活中的品味要求颇高——“常居雅”。

所谓“居雅”，是指以“雅”为生活中的追求和标准。然而，什么是雅？作为形容词，大致可解释为美好的，高尚的，不粗俗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什么是美好的，高尚的，不粗俗的？这就变成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所谓“美好的，高尚的”，都是因时间与空间的变换而不断变化的。原始人的美好生活必定不会与苏易简相同，契丹人的高尚也必然与苏易简判然有别。尽管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标准，但是它却一定是附属于物质生活的，即所谓“居雅”。“居”就是雅之所附，它可以是一座园林、一栋房子，可以是园林中的池沼假山、房子中的家具陈设，还可以是桌案上使用的笔墨纸砚。

对于苏易简来说，笔墨纸砚首先是案头的必备工具，写文章、奏折都少不了这些。然而，它们又不仅仅是书写的工具，还是把玩、欣赏，甚至是他审美、研究的对象。《文房四谱》的写作，正是这一逻辑的产物。这一点，在他挚友徐铉为本书所作的序文中可以管窥一二。徐氏在序文中写道：“退食之室，图书在焉，笔砚纸墨，余无长物。以为此四者，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者也。由是讨其根源，纪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有条不紊，既精且博。”《文房四谱》是苏易简利用闲暇时间，在自己书房所作，即所谓“退食之室”。这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受制于皇帝的要求，而是出于自发，是苏易简个人兴趣与爱好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这个爱好是与物，日常之物——笔墨纸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若干年后，范仲淹站在岳阳楼上，面对着浩渺的洞庭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佳句脱口而出，司马光也说“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似乎苏易简的同代人秉持了不同的物质观。然而，当我们深入文本，仔细品读《文房四谱》，便会发现苏氏并非执着于物之本身，如昂贵的材质、精美的装饰等。他所喜爱之物，是其日常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具——“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者”，而非纯粹的玩好之物——“长物”。他对此类用具的喜爱，是其工作、生活的延伸——“讨其根源，纪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文房四谱》的写作，更像是苏易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笔墨纸砚是一座桥梁，他借此进入一个与仕途、政治无关的世界——生活，并在此恣意徜徉。《文房四谱》通篇言物，但终究归于物外，形成了对物的超越。这是他对现实生活意义的探寻，超越了“物喜”和“寡欲”，进入文化审美的境界。物质生活中的一切，皆可品味、探究，物之价值、意义与人生的价值、意义同一化，这便是审美的最高境界——雅。

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来看，作为与生活审美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雅”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史。在士人们的生活中，无不以雅为目标，这已然是士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将思绪拉回到当下，不禁要反思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一个生活日益为物所裹挟的时代，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该于何处去追寻？无论是范仲淹式的“不以物喜”，还是司马光式的“君子寡欲”，都是不具备现实参考意义的。对人物质欲望的极尽满足，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技术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否定人的物质欲望，以及现代社会对人物质欲望的满足，是对人性以及现代社会本身的否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否定物质的前提下，在物质与价值之间达成平衡。苏易简及《文房四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以物为中介，探索人与物、物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爱物，又不役于物，追求物质生活品质的同时又超越物质，将生活之物对象化、审美化。这是我们译注、引荐这本书的目的，提醒现代读者思考日常生活之物的价值与意义，关注生活的品质与品位，发现、发觉现实生活之美。

另外，对本书的译注，有几点需要做出说明：（一）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房四谱》为底本，校以十万卷楼本，校勘之处均为注释中说明。（二）书中部分内容有与传世文献不合处，均在注释中做出说明；如与正史不合，均在正文中修改，并在注释中说明。（三）在部分条文的译文中，因原文简略晦涩，为方便阅读，译者在译文的内容上有所“发挥”，增加的内容均用（）标示。（四）在各谱的“辞赋”部分，选文的作者有时标注朝代，有时不标注；有的作者有名有字，而有的作者有名无字，并无统一的标准与格式。对于这一现象，本书均不做改动，保持原书原貌。另外，原书中采用辞赋作者在前，篇名在后的格式，这与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左，本书中一律改为篇名在前，作者在后。

在本书的译注过程中，得到过大量师友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湖南师范大学陈剑教授，感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屈笃仕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於国娟女士，正是在诸位的帮助下，本书得以付梓。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工作单位齐鲁工业大学，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让我能心无旁骛安心治学。

孙洪伟

2020年春于济南齐鲁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