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头半人马”

马可·贝波里蒂

尽管他是一个羞涩、沉默寡言的男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普里莫·莱维同意接受了很多次采访、对话和交谈，其中有很多已经被发表出来。他的对话者各式各样，从记者到评论家、大学生到作家同行。这种活动的频率之密集，以至于他开始思考在他更为正式、公认的化学家和作家的身份之外，他有了第三种职业：一个对话者和见证者。确实，在1958年《这是不是个人》出版后，他感觉有必要为这本书增添一个章节，一个尤其为他的年轻读者们准备的后记。在其中，他回答了他经常被问到的那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篇后记为自我采访的一个真诚的范例。而且，从一开始，口头表达在莱维的作家生涯当中就扮演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描述——这在他的采访中一再被重复——也就是他那些后来变成了《这是不是个人》的故事初稿，那么他的第一份手稿都是基于那些向亲戚和朋友们口述的故事，或者是他在火车上、电车上、公共场合里对陌生人、偶然遇到的旅伴讲述的故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发现自己在开口讲故事。

《这是不是个人》那篇著名的前言，证明了叙述者普里莫·莱维的口头表达能力。他在其中描述了“他人”讲故事的冲动，并将之描述成一种最为本质的需求，一种生理的需求；他在1946年写下的梦到奥斯维辛岁月的诗歌——后来变成了《休战》的题词（“回到家里，吃着东西，讲述着我们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篇前言中，莱维接近了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的短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瓦尔特·本雅明形容他们是“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他们会给他们的听众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一些生活的道德规范，或者一些格言；他们的“建议和真实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就是智慧”。而且，在莱维的作品和他积极的生活中，讲故事的艺术和聆听的艺术是紧密相连的：正如他在《扳手》中所写，“正如讲故事是一门艺术一样——将故事千回百转严丝合缝地编织起来——倾听也是一门艺术，它同样古老，同样精妙，但就我所知，人们从未对此给过什么标准。”20世纪70年代早期，莱维在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一次采访时（那次采访的标题是“讲故事的意义”，主要是关于《这是不是个人》），其中有一个令人好奇的插曲，能够浓缩地反映他对谈话者和听众的态度：在某些时候，采访者并不是从莱维那里获得答案，而是开始自问自答，莱维静静地聆听对方，脸上既带着好奇，也带着困惑。提问者在谈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的行为，对这个问题莱维自己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他曾经在很多次采访当中不停地带着他自己在德国集中营被囚禁的经历一次次回到这个问题。

演讲者的身份对莱维来说是必要的，并且这种身份受到双重的责任约束。一方面，他的很多听众需要从他这里得到关于集中营一些问题的解释，而他可能并没有将它们写进他的书里（或者他只是简略地触碰过这些问题）。他们需要更深的发掘，就好像在莱维讲述的故事下面可能存在着一种基础的事实，一种针对所有解释的解释，他所有的对话者都可以平稳地扎根在这基础之上，一切都会清晰明了。另一方面，莱维感觉到有廓清自己想法的需求，去更准确地解释自己，将隐藏在他作品中的东西阐述出来。

聆听莱维在那些保留下来的磁带或者光盘中对采访者的回答时，一个人很难不被他的对话的流畅、优美而打动，这些回答是多么适合直接被发表。由于他的敏捷思考，他的口头表达非常接近他的书面语言，这是由他身为化学家的习惯性思维决定的。他似乎完全摆脱了罗兰·巴特所说的口头语言的“歇斯底里”，那种不停地用“但是”“所以”这些词来套住听众的企图，以便把自己捆绑在对话参与者这个角色上而为了让对话持续进行。相反，莱维的语言一直都非常精确，那种一对一的对话中最典型的插入语——“你听明白了吗？你在听吗？你理解了吗？”——这些在他的采访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换句话说，在莱维的口头语言中，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成分，甚至那种沉默的戏剧性也没有。从磁带上将他的话转录下来的时候，一个人会意识到这些话永远都是脱口而出的：我们很容易为这些话加上标点，因为除非他被他的采访者打断，莱维在说话时的停顿是非常清楚和自然。甚至是一些插入语、题外话——所有在口头语言中表示没有那么重要的话题转移——都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永远是极度清晰的。

对莱维而言，采访是一种叙事艺术的延伸，一种更进一步的补充，那些补充的内容是他从遗忘中拯救下来的，被他经常称为“机械记忆”的记忆碎片可以在瞬间复原。在采访当中，他听起来经常像是研究他自己的过去的人类学家。比方说，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采访《记忆的小剧场》中（这个采访也是另一种自我采访，采访由音乐和一些歌曲的节选组成），莱维听到了他自身记忆的深沉奇妙，并且试图将碎片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家永远是在叙述，哪怕在这次采访中只有短暂的片刻，哪怕他完全将自己交托给记忆，让它去面对麦克风。事实上，更好地了解这个人、这个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囚犯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他对其他人说的话。莱维会经常利用他那些偶尔的听众，去回忆那些集中营里面被其他人，也被曾经更年轻的自己忽略的插曲（当莱维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孤独的，他永远和那个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年轻的自我为伴，现在这个更老的莱维是那个莱维的后代、子孙、受益人，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谈到这一点）。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在将同一个故事讲述了很多遍之后，莱维仍然能够用他写作中那种精确的词语来描述同样的故事。讲故事的艺术对他而言，也是为新的听众不断更新旧故事的艺术，其中带着些微必要的变化。在他的故事中，同样也反映在这些采访当中，重复并不是一种未经思考的姿态，它是一种谨慎的、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一种最快速的可能选择，使得口耳相传的讯息能产生清晰有效的沟通。

“一本书”，莱维不止一次说过，“必须是一部能够运作的电话”，电话的隐喻在莱维那里指向的是沟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距离。在叙述者和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叙述者当然是为他的对话者提供建议，但在两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特定的距离（正是集中营制造了这种不平等，对话者因此被激发出那种对解释的需要，他曾亲身体会到这种剧烈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在莱维更多地开始反思自己的得救时，他告诉过一个采访者，去写一本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经历的书并不仅仅来自一种做见证的冲动，为了让自己摆脱奥斯维辛的诅咒——词语作为一种拯救，故事作为一种治疗——同样也来自一种让自己和周围的他人保持不同的需求：“想一想尤利西斯，整晚都在讲述自己到阿尔基努斯那里的历险。也许，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驱动力，也许仅仅是那种做见证的平凡的渴求，让别人去理解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看过了你们没有看过的东西，因此我比你高一等。”

在很多采访当中，莱维都会反复说他身为化学家的第一份职业让他免于一死，并给予了他第二份职业——作家。正是他奇妙的命运，让他从我们这个世界最可怕的悲剧当中汲取了词语的馈赠，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虽然他并不喜欢先知——一种以赛亚的形象，他的嘴唇被天使长用炭火沾着，被施予了话语的洁净。“回归的犹太人”（ebreo di ritor no）——正如每一次别人问到他身上的犹太性时，他这样会描述自己——他直接从奥斯维辛的地狱里获得了一种叙事的能力，一旦他回归生活，就运用讲故事的天赋让那被感染的嘴唇变得洁净。而这种遗产似乎和所有神圣的或者神奇的礼物一样，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扳手》里，他引用了希腊神话来讲述这份馈赠，他认为自己戴着一层提瑞西阿斯的面具，他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然后被变成了一个女人：“此后，我在世人眼中做一个化学家，反过来却感受着自己血管里作家的血液，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身体里盛着两个灵魂，而这太多了。”

这本书中的对话极度清晰地呈现了这个“对他人有所指教的人”、这个“被施了魔法的旅人”的复杂身份：化学家和作家，见证者和作家，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1966年最早期的一次采访中，在和埃多拉多·法迪尼就那年晚些时候他用笔名达米亚诺·马拉拜拉（他的文学替身）发表的科幻故事集《自然故事》进行的对话中，莱维说，“我是一个两栖动物，是一头半人马，我内部被撕扯成两半，一半的我在工厂，是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另一半的我和第一个我完全是脱离的……生活在写作的世界中，接受采访，处理我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这是我大脑的两半。我带着这种妄想狂式的分裂生活着。”

半人马——莱维曾将自己最美妙的一篇短篇小说《半人马的问题》的题词献给了它——不仅代表了对立的存在，同时也是人和兽、冲动和推理的结合，是一种不稳定的、注定要破裂的组合。这个半人半马的形象是集中营的所有幸存者经历的那种激烈的内在压迫的象征，并如神谕的劝诫一样回响在莱维第一本书的书名中。在很多采访当中，莱维一直在寻找回到他内部的那种深刻分裂的途径，而不希望掩盖它、忘记它。他将它部分当成一种自我流露展示给他的听众们，但同时也永远带着一种适度的犹豫，犹豫是否将其完全暴露在他人过度的好奇心面前。在接受一次广播采访时，他带着一点骄傲说：“我带着一丝嫉妒守护着我的隐私。”在这些对话当中，莱维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品位、他的生活概貌，甚至看起来，他大声宣告的谨慎只是表象。事实上，他允许我们去窥探他的生活，正因为他生命中的核心事件，他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一个对话者的旅程才开始，也因为生活和记忆中这种无法治愈的伤痛，才让他渴望词语，渴望清晰的交流。

在很多次交流中，莱维都被问起，如果没有奥斯维辛的经历，他是否会成为一个作家。莱维回答道，如果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内容”，将不会有故事。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甚至说，如果没有集中营，他会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他的第二份职业——他不止一次将它定义为一种“非职业”（1975年，他的《元素周期表》出版后，他在都灵的一次演讲题目就是“一个不是作家的作家”）——不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正如他在谈论写作时所清晰表现出来的那样，同时也让他能够在旧日的痛苦和伤痛之后获得再生的方法。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大约在1978年前后——当他被问到“你现在在写什么”时，他几乎都会提供一个标准答案。“什么都没写，”他说，“我想我已经穷尽了所有的道路”，或者说“我已经没有了素材，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在他最后几次接受的采访中，在和罗伯托·迪·卡罗（Roberto Di Caro）的对谈中，他谈到叙述的节制，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疲惫和厌倦。但是这并不新鲜，就像一个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在开始实验之前会非常仔细谨慎地掂量自己的方法和手段，莱维在好几个场合也衡量了他自己的叙述源泉。1963年，当《休战》出版时，别人问起他未来的计划。他提到想写一本关于工厂的故事，关于一个化学家的冒险，但是他说自己还没有找到核心的主题，即能让普通读者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方法，虽然他自己对此颇有热情［在当时莱维头脑中很显然有一个和记忆有关的史诗般的主题，再次借用本雅明的话“终极的史诗”（《讲故事的人》）］。这些线索是一个叙述计划的雏形，后来也因此衍生出了两部作品：《元素周期表》和《扳手》。“集中营的经历如何了？”1963年，莱维凭《休战》获得坎皮耶洛文学奖后，一位记者这么问他。“绝对没有更多的话了。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已经说了所有我该说的东西。都结束了。”但是，在莱维心里一切都没有结束，所有的东西都通过一种固有的力量不停地重返。所以，他断言他的主题-问题已经终结了，这既是一种恐惧，因恐惧失去自己非凡的讲故事的能力而导致的一种没有根据的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持续再现的明晰信号，即哪怕仅仅是一瞬间将他自己和奥斯维辛的遗产切断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次采访不会提到这点，哪怕是在导读中）。

莱维不停重回的另外一个问题——有时拒绝，有时接受——是关于他成为作家的问题。莱维当然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作家。最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个超常的作家，因为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被某个特定的题材完全框定。这也给他的采访者们带来了困难：《这是不是个人》是什么？是一段见证还是一个故事？是一本回忆录还是小说？《元素周期表》是一个由几个短故事组成的成长小说吗？同样地，《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从文学角度来说又是一本怎样的书？他对朱塞佩·格拉萨诺解释道，他的作家身份是多重的，在1979年，他又重新回到“半人马”这个主题，他说“我从文科高中毕业，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化学家，一个曾经被驱逐的囚犯。所以在写作中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资源。”

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止，采访者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确定见证者和作家、化学家和作家、奥斯维辛历险的叙述者和科幻小说作者之间的界限。然后突然地，随着1982年《若非此时，何时？》的出版，这个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了。就好像这部小说——这部关于爱和战争的小说，已经抹除了这几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对莱维而言，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比以往更为尖锐。一方面，作为一名见证者，莱维感觉自己有义务要保持诚实，这个问题——他自己断言的诚实性——在这些年里会不停强迫性地重新出现，并让他写出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这部杰出的自省作品。这不仅仅是对福里松和达基耶尔·德佩尔普瓦的否定犹太大屠杀言论的回应，同时也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即作家本人去探询自己的作品。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莱维所有的作品，无论是见证性的还是随笔性的［比如《他人的行当》（1985）就是短随笔或艺术散文最后的伟大体现之一，而20世纪的意大利作家们已经超越了这种形式］都带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实际上这种文学特质正是让莱维有别于纳粹失败后意大利和欧洲涌现出来的成百上千的故事和见证。

所以，莱维的书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带有那种专属于文学的“虚构性”（几乎在每一次采访当中，莱维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并解释道在他的不同故事的背后隐含着哪些真实的事件，包括其他人告诉他的那些故事）。他反思道，要成为一个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会背叛作为见证者的任务，因为书面文本会很自然地让真实的故事变得更为可信、更吸引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和其他讲述了犹太人经历的种族灭绝的叙述者相比，莱维强烈地意识到在叙述和现实之间那种成问题的联合，他仍意识到从其内部和自身来说，每一种见证的行为都是有效的。1974年莱维接受一次录像采访的时候，采访者试图将莱维的回忆和他的难友、《这是不是个人》的《尤利西斯之歌》一章中那个著名的勤杂工（Pikolo，在书中的名字是“让”）的回忆进行对比，结果完全不奏效。因为那个勤杂工让完全不记得那个关键的章节中间的任何事情，他只记得他和莱维谈了很多，但完全不记得他们谈了什么了。莱维本人在其他的对话当中一直在强调，不管他多么坚持作品中的真实性，在他的叙述和现实中间永远存在着一些矛盾。他注意到那些被写进他书中的人很少能接受他们在他笔下的形象。当他转向完全的虚构时，说到《若非此时，何时？》中的人物，他对记者坦白道，他遇到了另一个不曾预料到的问题。书中的角色开始像真实的人一样，拒绝让自己死去，他们会拉住他的手，并且控制他（其中一个角色甚至会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一些故事里——比如《创造性工作》和《在公园里》——来拜访他）。

1978年，在讨论《扳手》的灵感的一次对话中，莱维讲到自己时带着一贯的自我嘲讽，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伪造者。他很有可能意识到——虽然没有人在他身上用过这种说法——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域，在其中，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即便是那些最恐怖、最丑陋的事实——能原原本本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在这个场域里，真正的故事会失掉它的真实性而转化成别的东西，变成某一种休闲活动或者是一种信息的形式。我们再一次引用本雅明的话，他告诉我们因为现代文学实质上已经将自身和经验切割开来，不再是“口口相传的经验”（《讲故事的人》，第84页），文学不再是一种根植于记忆的行为，它也许永远失去了自身的史诗性。

莱维身上共存的多种职业身份（化学家、作家、见证者、演说家）并不是偶然的，每一种职业会自然地孕育很多故事，因为故事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不同的工作场合诞生的（那种对“他人的行当”的执着追求体现在同名随笔集《他人的行当》中）。作家这个行当本身就是一种手艺活。在《若非此时，何时？》出版后不久，他将之称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和《扳手》中的那个机械装配工福索内一样，莱维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故事的装配工。确实，我们可以将他的故事都视为未完待续（同样引用本雅明的话）。在一次采访当中，莱维甚至说，他在考虑《若非此时，何时？》的续集；而在其他的采访当中，他又解释了这本小说其实源于另一本小说的构思，他增添了自己重返生活的一些故事碎片。

虽然从一开始，莱维就是一个伟大的对话者，时刻准备好回应的对话者，但我们没有发现1961年之前莱维接受采访的书面记录，那一年他被一本历史杂志邀请回答这本杂志整理的一系列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甚至在1963年到1978年之间，他接受采访的次数也是相对很少的。突然间从1979年开始——此时的莱维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意大利几乎每一所学校都被选读研究，他也经常去各种学校访问——他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许多报纸记者开始采访他对自己的生活、化学家的工作、他的过去，还有集中营以及他的作家工作的看法。莱维接受的约250次采访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1979年到1986年的七八年里。当时他已经不再从事他的第一份职业，而让自己更加专注于他的第二份作家的事业。在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莱维很少去学校和学生们面对面，他不止一次惋惜地注意到，学生们现在将“二战”视为消失在遥远的过去的一场事件。他第一次对他的第三份职业表现出一些消极的感觉，但这似乎却强化了他和媒体的接触。他参加一些电视节目，并且在家中接待从世界各地来的采访者们。对全世界的读者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莱维已经是世界最知名的意大利作家之一，尽管他的书的英译本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几乎无人问津（包括在美国和以色列）。莱维对此也感到惊讶，甚至困惑，正如他在1986年接受丽萨·索迪（Risa Sodi）的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去美国的一次旅行，以及他在那里受到的欢迎，而且他注意到“凭借‘犹太作家’这个称号，我成为那个唯一！我已经说过，我怀疑美国是否有任何的‘外邦人’存在，我一个‘外邦人’也没有遇到，这几乎是场喜剧，我的编辑是犹太人，他所有的同事也都是犹太人，他无一例外地把我介绍给那些著名的美国犹太人，我的听众们也都是犹太人。”

本书中收录的采访和对话——包括那些没有被收进本书的采访——清晰地显示了即便他身上犹太人的那一面，对他而言也是问题。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混合属性，他告诉过一个采访者，他感觉自己的五分之四是意大利人，五分之一是犹太人。但是他又迅速地补充道，他对那五分之一重新有了一种深刻的感情，他认为那部分对他的身份认同而言是最为本质的。在好几个场合，比方说在接受作家伊迪丝·布鲁克（Edith Bruck）采访时——后者也是一位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莱维宣告他是在奥斯维辛之后变成一个犹太人的，而之前他仅仅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意大利男孩；又如他对朱塞佩·格列科（Giuseppe Grieco）说：“我生为犹太人是出于偶然，我既不对此感到羞愧，也不因此觉得有什么可自夸的。对我而言，身为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我必须也得说，这种‘身份’是我不想丢弃的身份。”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不仅在一些以色列国内人中，同样也在以色列国外的离散犹太人（莱维也属于后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公共舆论反应。对于莱维来说，这是一个危机时刻，他当时刚刚结束在战后对奥斯维辛的第二次访问，他也推动了一次请愿，呼吁撤军，签署和平协议，为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承诺一个祖国。意大利的媒体经常会采访莱维，他也在其中展示了自身思考的一些微妙之处，这些思考与他对集中营以及灰色地带的思考有诸多类似的地方，他的这种思考并不能被简化成一些先定性的精神或意识形态的范畴。莱维这一面的犹太性并不广为世人所知，但这和其他的方面一样重要，这是组成他的身份的不同图景中的一块。

阅读这本书，让我们前所未有清晰地看到莱维身上的一些特殊品质。如果说很多20世纪作家的采访合集总包含了很多关于他们自身工作习惯、观念、阐释、喜好的一些丰富信息，那么可以说，莱维代表了一种例外，他的故事——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永远是那些关于经历的故事。其中，词语作为一种姿势，作为仪式性的行动，带领我们穿越20世纪的不安和动荡。读者的任务就是从他的话及其被转译的话中，拣选出今天仍和我们有共鸣的真理。这些真理通常都被那种令人意外的乐观主义和清晰的悲观主义所掩盖。“我是一头半人马”，他告诉我们。对谈话者、作家普里莫·莱维而言，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的结语仍然成立，“他的天赋就是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他的非凡在于他能讲述自己的一生。讲故事的人：一个能让他生命的灯芯被他口中故事的微弱火焰彻底吞噬的人。”（《讲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