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交锋

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案件的定性上，而定性方面又有两处根本分歧。其一，是杜某的主体身份，这涉及此罪和彼罪、重罪和轻罪的问题。检察院指控她为《刑法》第382条第1款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辩方认为，判断一个人的主体身份，既要看他所在的单位性质，还要看其从事的业务性质。就本案而言，杜某的单位有五名股东，从投资比例看，其单位不是“国有单位”，行为对象也不是“公共财物”，她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其二，是挪用还是侵吞。控方认为，杜某撕毁票根、制作虚假对账单、修改余额调节表掩盖犯罪行为，是占为己有的侵吞。而辩方认为，撕毁票根、制作虚假对账单、修改余额调节表，只是被告人挪用的手段，不是为了掩盖挪用的事实，不是为了非法占为己有，因为不这么做，被告人根本就无法从单位拿出钱来，就无法挪用，这些行为的实质只是挪用的客观行为。它不体现、也不证实非法占有目的存在，不能把手段行为等同于目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