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后世之人将对我众说纷纭，
而他们所说的无非幻想。
——叶芝《哈伦·拉希德的恩赐》
威廉·巴特勒·叶芝去世于最近那场战争爆发前夕。自那以后，许多批评家已将他视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诗人。我们很难将他置于某个次要的位置。叶芝生于1865年，去世于1939年。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仅是一场文学浪潮的重要开创者，也对爱尔兰民族戏剧的诞生贡献良多。他将辛格(1)和格雷戈里夫人引入创造性的行动；他强烈地影响了其他许多作家，还发展出一种新的、至今仍吸引着年轻人的诗歌写作方式。他在主题和风格上不断突破，不断求变；他倾心奉献于自己的技艺，拒绝接受年岁赋予自己的淡泊之权。他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一生长如几世，让现代诗歌的发展——乃至现代人的发展——与他个人的发展不可分割。不过，尽管每个诗歌读者都至少对他的早期诗作有所了解，但是关于这位诗人的具体面目，关于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绝大多数人却只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影之诗人”(2)前进的步伐太快，让他的读者们难以追赶。当他扬帆离开湖中岛因尼斯弗里，开始追求严峻的拜占庭那更不易分享的愉悦时，拒绝随他启程的人也不在少数。
从前关于叶芝的著作通常要么是批评性的，要么是事实性的传记，未能沟通这两端。这样的著作越多，叶芝的形象就变得越难以捉摸，因为批评家、友人和传记作者各自创造出的图像彼此不相关联。我们有时看到的是一种焦虑的浪漫叹息穿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苇丛，有时看到的又是“二十年代”那种入世的、现实主义的坦率。叶芝是创立和管理艾比剧院的生意人，是暮光中徘徊的苍白凯尔特青年，又是在深夜念诵咒语的神秘主义者。我们可以把他看成光环笼罩的诺贝尔奖得主和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也可以选择他后来的身份——一位性欲旺盛的老人和奥义书（Upanishads）的翻译者。这些形象彼此难以调和，而世人一直以来的做法也并非调和它们，反而要么努力证明其中一部分并不重要，要么将这位诗人的一生割裂成许多彼此无关的事件。
叶芝本人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他写下了大量关于自己的文字，然而自传体的缪斯女神引诱他只是为了背叛，让他陷入对自身经历之意义的极度困惑。他生命中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尝试理解自己头脑里的深层冲突上。是什么将一个沉溺在幻想中的行动派和一个艰于行动的幻想家割裂开来？这也许是触动他最深的问题。他并不清楚哪些品质是纯然叶芝式的，因此他故作姿态，刻意表达态度，却又想要知道姿态与态度是否不如被它们掩盖的东西真实。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几个不同的角色占据，又害怕自己不够真诚，于是徒劳挣扎，想要将这些角色融合起来或者彻底分开。有时，他会屈服于诱惑，采取权宜的简化手段，并且假装这样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在叶芝走向文学成熟的过程中，他耳边回荡着的是维利耶·德·利勒－亚当的隽语：“至于生活，自有仆役为我们料理。”(3)因此书写自传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尽管此事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他仍努力投入其中，希望这能让自己摆脱那些疑虑和关切——它们让人有可能对他的时代妄加猜测。然而这种对未来的责任感驱使着他，让他不停寻找种种模式和图像，让他对自己的生平大加斧凿，直到它取得在他看来必要的寓言式意义。一如他必须为自己发声，他也必须为自己这一代人发声，并揭示二者的真相。
此外，叶芝还有一种建构神话的倾向。“除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和波怛阇利（Patanjali）的格言，我一无所知。我也曾了解其他事情，但如今我已是健忘的老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接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都说了些什么：“我想要写下这句谎言，必有缘故，因为这句话已经在我头脑里回响了好几个星期。”(4)他打破这些关于自己的神话通常并不像创造它们时那么快。他曾经学习过希伯来语字母表，认识过几个希伯来语单词，于是他就会神色严肃地声称“我的希伯来语已经忘光啦”。根据克利福德·巴克斯（Clifford Bax）的回忆，当他在这位诗人垂暮之年见到他时，叶芝的话让他惊讶不已：“啊哈，我记得你；他们把你裹在毯子里带到我的房间，就像克勒俄帕特拉那样。”(5)他这样说的唯一根据不过是巴克斯曾经戴着一双厚厚的手套拜访过他。在与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和吉尔伯特·默里交谈时，叶芝解释了自己不再信任某个熟人的缘故：当这个人在房间里踱步的时候，叶芝碰巧看到他身后跟着一头“绿色的小象”。“于是，”诗人补充道，“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坏透了。”(6)他对朋友的赞扬也同样夸诞。格雷戈里夫人有一本改编爱尔兰传说的书，被他称为“我这个时代的爱尔兰产生的最好作品”(7)。他的《牛津现代诗选》（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中充斥着奇怪的偏爱；他还将自己年轻时所爱之人赞为特洛伊的海伦。叶芝是这样一个神话建构者，因此他的自传不可能没有疑点。
另一个困难在于，叶芝书写自己时已届暮年。尽管他相信
人到倚杖而行的年纪
便可以抛却虚饰(8)，
但他面对的问题曾经同样困扰歌德。歌德为此将其自传称为《诗与真》或《真与诗》(9)——“这并非因为其中有任何错谬或虚构的讲述，而是因为他用以呈现事实的成熟想象力别无选择，只能为事实笼上一层平静、庄严和公正的面纱，使它们与他当初的浪漫体验全然不同。”(10)与叶芝共同经历了许多事件的茉德·冈曾这样评论：他的《自传》很少提到他年轻时那种澎湃的激烈与热情。(11)那个无所节制的少年已被埋没，变成了持重的老人。
叶芝的标准形象之所以晦昧不明，最后一个原因在于：他对魔法、神秘主义、心灵研究和秘契（mysticism）——也就是整个“反正统”（tradition à rebours）——的执迷比他允许自己表现出来的更多。这部分是因为庄严的秘誓，部分也是因为他对嘲讽敏感，坚持认为在公开写作中只能使用自己思想中最符合传统的部分。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有意隐藏或只是部分披露自己的众多主要兴趣。因此，读者若是想要完整理解任何一篇独立作品，必须经过某种引入仪式，才能接触到他那些只存在于手稿阶段的观念。
因为，叶芝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现得缄默，在私下却相当不慎重。在书稿、日记和信件中，他几乎坦白了一切。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另一幅图像。这幅图像将他生命中各相歧异的碎片和插曲糅合起来，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去除了表面虚饰的叶芝。
然而，这幅图像在叶芝的故乡没有几个人能辨认出来，因为在都柏林他总会成为轶事的话题。这些谈论将他简化成一个浮夸而毫无生气的人——无法写出一行好诗，甚至无法存在。然而，在那一圈更像是哥特复兴式而非哥特式的可怕城壕和阴森高墙之内，住着另一个人。他的朋友弗兰克·奥康纳对这个人有如下评论：“每次我离开那个老头，我都像捡了一笔钱那样高兴。”
接下来的部分里将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叶芝观念的发展。我们会询问他何以成为一位象征派诗人，又为何以爱尔兰为他的主题；我们会尝试确定他对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趣背后隐藏着什么，以及这些兴趣如何影响了他的作品。如今不时会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对诗人成长过程的研究只需要在文学传统中进行，然而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需要回答许多初看起来超出文学范畴的问题：他的家庭环境如何？他在哪里长大和接受教育？为何他结交一些人，却不结交另一些人？他漫长而艰难的爱情生活对他有何种影响？他的婚姻如何改变了他的创作？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诗人拥有托马斯·纳什所说的“第二灵魂”(12)。作为人的他与作为诗人的他联系紧密，但这种联系却并不简单。哪怕一首诗在开篇讲述的是真实体验，它也会发生扭曲、提升、简化和变形，因此我们只有在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之后，才能声称是某种特定的体验启发了某首具体的诗。然而，有时我们也有可能根据一种体验来探索一首诗的发展，得以贴近观察那种创造过程。在其他时候，这种方法就会将我们引向更一般性的结论：为何叶芝会在某个特定时间接受某种特定手法、主题和风格。为了看清发展过程中那些往往难以描述的细微之处，我们只能在诗人的生活与创作之间来回跳跃。并且，当以其他方式更容易弄明白诗人的想法时，我们偶尔还需要偏离年代顺序。
没有人希望得出一幅美化的图像。我们已经不再把诗人视为与众不同的生物，而诗人们也不希望被人如此看待。在叶芝本人的一篇演讲中，他就明确地请求人们为他书写坦率的传记。当时他正谈到莱昂内尔·约翰逊；根据保存下来的粗糙笔记，他是这样说的：
我对他的谈论是非常坦率的。也许他本人并不（希望）被人如此谈论，但我却希望自己死后人们能以如此的坦率待我。我并不认同丁尼生所支持的那种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观念，即诗人的一生只与他自己有关。从本质上来说，诗人就是一个生活在赤诚中的人，或者说，他的诗作越是杰出，他的生活就越是真诚。他的生命就是一次生活的实验，而后来者有权了解它。说到底，让一位抒情诗人的一生为人所知是有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他的诗歌并非无根之木，而是一个人要说的话；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在任何艺术中有所成就，在或许漫长的岁月里与众不同，探索无人走过的道路，在他人的想法得到所有人支持时坚持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生命和与自己的灵魂亲近得多的话语坦然面对全世界的批评（，绝非无关紧要之事）。(13)
作为一个人的叶芝有时也许显得怯懦小气，而这些品质也并非没有影响到他的诗。然而他也可以是一位英雄。从头到尾追述他的一生，我们就会得出结论：他是众多真正文学英雄中的一员，在与过去的软弱和陈词滥调作战时从未吝于付出最大努力。他的一生就是连续不断的作战，而他在有机会选择更容易的道路却转而投入最艰难的战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为何要纪念战殁者？一个投身进入自己的深渊的人也可以有同样奋不顾身的勇气。”(14)我们将会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展现这样的勇气。
(1) 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亦译作沁孤，爱尔兰剧作家，十九世纪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之一。——译注
(2) 这是A. E.（乔治·拉塞尔）描述叶芝的说法，Some Irish Essays (Dublin, Maunsel, 1906), 35—39.
(3) 出自法国作家德·利勒－亚当（Villiers de l’Isle-Adam，1838—1889）的剧作《阿克塞尔》（Axël）。叶芝将这句话作为诗集《秘密的玫瑰》（The Secret Rose）的题词。——译注
(4) “Introduction to the Holy Mountain”, Essays 1931 to 1936 (Dublin, Cuala Press, 1937), 88.
(5) 传说中，埃及女王克勒俄帕特拉曾让人将自己裹在毯子里，从而得以秘密拜见恺撒。——译注
(6) Desmond MacCarthy, “W. B. Yeats”, Sunday Times, February 5, 1939.
(7) Lady Gregory, Cuchulain of Muirthemne, with a preface by Yeats (London, John Murray, 1902), vii.
(8) 《那些舞蹈的日子已经逝去》（“Those Dancing Days Are Gone”, CP, 306）。
(9) 歌德自传的副标题有两个版本，一为“真与诗”（Wahrheit und Dichtung），一为“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此处原文为Poetry and Truth, or Truth and Poetry，其中or亦写作斜体，应系印刷错误。——译注
(10) George Santayana, Persons and Places (London, Constable, 1944), 155.
(11) Maud Gonne, “Yeats and Ireland”, Scattering Branches, Tributes to the Memory of W. B. Yeats (London, Macmillan, 1940), 21. Stephen Gwynn, ed..
(12) Thomas Nashe（1567—约1601），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小册子作家、剧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关于诗人拥有“第二灵魂”（double soul）的说法，参见其流浪汉小说The Unfortunate Traveller; or, The Life of Jacke Wilton(1594)。——译注
(13) 伦敦的一次“当代诗歌”主题演说的未发表笔记，1910年口授于都柏林。
(14) 伦敦的一次“当代诗歌”主题演说的未发表笔记，1910年口授于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