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和伙食情况
在此后的八至十个月内，奥立弗遭到一整套背信和欺诈行为的荼毒。他是用奶瓶喂大的。习艺所当局按规定把这个新生孤儿嗷嗷待哺和一无所有的情况向教区当局报告。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询问习艺所当局，有没有一个眼下收容在所内的女人能为奥立弗·退斯特提供他所需要的抚慰和滋养。习艺所当局谦卑恭敬地回答说没有。于是，教区当局慷慨而又仁慈地决定把奥立弗寄养出去，换言之，就是把他送到约三英里外的一个习艺所分部去，那里有二三十个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1]整天在地上打滚，决无吃得过饱或穿得太暖之虞，由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给予“慈母般的关怀”；她是看在每个小孩每周七个半便士份上才接受这批小犯人的。一个孩子每周七又二分之一便士的伙食费简直太丰厚了；七个半便士可以买许许多多东西，足够把一只小肚子撑坏，反而不舒服。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相当精明，办事老到，她知道怎样对孩子有利，至于怎样对她自己有利更是一清二楚。于是，她把每周生活费的大部分拨归自己受用，留给成长中的这一代教区孤儿的份额大大少于规定标准，从而在本来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深渊发现还有一处更深的，显示出她是一位伟大的实验哲学家。
大家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他发明了一套能叫马儿不吃草的伟大理论，并出色地加以实施，竟把他自己一匹马的饲料减少到每天只给一根干草。毫无疑问，那位实验哲学家本可把它训练成一匹完全不吃草料的烈性子骏马，惜乎马在第一次享用完全由空气组成的美餐之前二十四小时即告倒毙。对于受托抚养奥立弗·退斯特的那个女人的实验哲学来说，糟糕的是她的一套方法在实施中也往往得到类似的结果。正当一个孩子被训练得能靠数量少到极点、营养坏到极点的食物维持生存的时候，偏偏会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机会发生这样的事：孩子在饥寒交迫之下病倒，或因照看不善掉进火里去了，或者稀里糊涂差点儿给闷死。在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下，可怜的小生命一般总是被召往另一个世界去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先人团聚。
在翻床架子的时候，竟没有发觉床上还有教区收养的一名孤儿而把他摔下来，或者在某一次集中洗刷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把孩子烫死了（不过后面这种情况难得发生，因为集中洗刷之类的事情在寄养所里简直绝无仅有）——对于这类事件，有时要举行审讯，那倒是有趣得少见的。逢到这种场合，陪审团也许会忽发奇想提一些讨厌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会群情激愤地联名抗议。但这类不知趣的举动很快就会在教区的医生和干事的证词面前碰壁；因为尸体照例由教区医生进行解剖，他发现小孩肚子里什么也没有（这倒是非常可能的），而教区干事宣誓所供必定符合教区当局的需要（其忠诚之状可掬）。再者，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时，总是提前一天派干事去通知说：他们就要来了。每当他们莅临之时，孩子们个个收拾得干净齐整，使人悦目赏心；人们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不能指望这种寄养制度会结出什么了不起或丰硕的成果。在奥立弗·退斯特满九岁的那一天，他是一个苍白而瘦弱的孩子，身材既矮，腰围又细。然而，天性或遗传却在奥立弗的胸怀里播下一颗善良而坚毅的心灵。多亏寄养所里的营养太差，他的心灵反倒获得充分发展的天地。也许，他之所以能活到自己的九足岁生日还得归功于此。不管怎样，反正这天他正好满九岁，他在煤窖里过生日，客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只有另外两位小绅士，因为他们丧尽天良，居然胆敢叫饿，所以三个人共享了结实的一顿打之后，都被禁闭在那里。忽然，寄养所的好当家曼太太吓了一大跳，原来她意想不到会看见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正在费力地拨开菜园大门上的小门。
“仁慈的上帝！是你啊，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从窗子里伸出头去说，一副喜出望外的神情装得十分逼真。“（苏珊，把奥立弗和另外两个小鬼带到楼上去，立刻把他们洗洗干净。）我的老天！说真的，看到你我高兴极了，班布尔先生！”
班布尔先生是个胖子，性情很暴躁；对于曼太太如此亲昵的招呼他非但没有同样亲昵地答礼，反而把那扇小门恶狠狠地摇几下，然后再赏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踢不出这样的一脚来。
“天哪，真糟糕，”曼太太说着奔将出去（这时三个孩子已经被打发走了），“真糟糕！我竟忘了大门从里边销着呢，这都是为了那些可爱的孩子！请进，先生；请进，班布尔先生；请，先生。”
尽管这番邀请还伴以能使教会执事也为之心软的屈膝礼，这位干事却丝毫不为所动。
“曼太太，教区的公职人员为了同区里收养的孤儿有关的教区公务到此地来，你竟把人家关在菜园门外让人家等着，这难道是有礼貌或得体的行为吗？”班布尔先生握紧藤杖提出质问。“曼太太，难道你忘了自己身负教区的委托，而且是领薪金的？”
“班布尔先生，我刚才只不过在告诉几个可爱的孩子，说你来了，因为他们都很喜欢你，”曼太太极其恭顺地回答。
班布尔先生一向认为自己口才出众，身价甚高。既然口才已经显示，身价又告确立，他的态度也就有所松动。
“好吧，曼太太，”他的语调已比较和缓，“也许真如你说的那样，也许如此。带路进屋里去吧，曼太太。我来有正经事，我有话要对你说。”
曼太太把干事引进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摆好一个座位，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班布尔先生抹去走这一段路后额上沁出的汗水，洋洋自得地向三角帽看了一眼，面露笑容。是的，他露出了笑容。教区干事毕竟也是人，所以班布尔先生也会面露笑容。
“现在你听了我要说的话可别见怪，”曼太太的语调甜得迷人。“你走了好长一段路，否则我也不提了。班布尔先生，你要不要喝一口？”
“一滴也不喝，一滴也不喝。”班布尔先生说着，煞有介事、但是并不激动地摇摇一只右手。
“我劝你还是喝一口吧，”曼太太说，干事拒绝的口气和手势她都注意到了。“只喝那么一小口，掺点儿凉水，再加一块糖。”
班布尔先生干咳一声。
“怎么样，只来那么一小口？”曼太太殷勤相劝。
“那是什么？”干事问。
“就是我得常备一点儿在这里的那种东西，逢到那些有福气的孩子身体不舒服，我就加一点在达菲糖浆[2]里给他们喝，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一边回答，一边打开屋角的食橱拿下一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这是杜松子酒。我不骗你，班布尔先生。这是杜松子酒。”
“你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吗，曼太太？”班布尔先生问，眼睛注视着有趣的调制过程。
“愿上帝保佑他们，虽然价钱很贵，我还是给他们喝的，”这位保育妇回答说。“你要知道，我不忍心眼看他们吃苦啊，先生。”
“的确，”班布尔先生表示称许，“你的确不忍心。你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曼太太。”（这时她把杯子放到桌上。）“我一有机会就向理事会汇报，曼太太。”（他把杯子移到自己面前。）“你有一颗慈母的心，曼太太。”（他把掺水的杜松子酒调匀。）“我非常愉快地祝你健康，曼太太；”他一下子就喝了半杯。
“现在谈正经事，”干事掏出一只皮夹。“那个总算有个名字叫奥立弗·退斯特的孩子今天九足岁了。”
“愿上帝保佑他！”曼太太插了一句，同时用围裙角把左眼揉得通红。
“尽管出了十镑赏格，后来还提高到二十镑，尽管教区当局作了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努力，”班布尔先生说，“我们始终未能查明他的父亲是谁，也没有查明他的母亲的住址、姓名和身份。”
曼太太惊讶地举起两只手，但在寻思片刻之后说道：“那末，他又怎么会有姓的呢？”
干事十分自豪地挺起胸膛，说：“这是我发明的办法。”
“你，班布尔先生？”
“是的，曼太太。我们按字母顺序给我们收养的孩子命名。上一个轮到S，我管他叫斯瓦布尔（Swubble）。这一个轮到T，我叫他退斯特（Twist）。下一个将是昂温（Unwin），再下一个叫维尔金斯（Vilkins）。我想好了从A到Z二十六个不同的字母开头的姓氏。等到最后一个也用上了，再从头轮起。”
“你的文才真了不起，先生！”曼太太说。
“呣，呣，”教区干事听了这样的恭维话显然很得意，“也许如此。也许如此，曼太太。”他把一杯掺水杜松子酒喝完了，又说：“奥立弗现今长大了，留在此地已不合适，理事会决定把他领回习艺所去，所以我亲自来准备把他带走。你叫他立刻来见我。”
“我这就去把他叫来，”曼太太说完，便离开客厅去办这件事。在这段时间内，奥立弗被擦去了蒙在脸上和手上的一层垢（洗一次也只能擦下这么多），然后由他的善心女保护人带到小客厅里来。
“奥立弗，向这位先生鞠躬，”曼太太说。
奥立弗半向坐在椅子上的干事，半向放在桌子上的三角帽鞠了一躬。
“你愿意跟我去吗，奥立弗？”班布尔先生以庄严的语调问。
奥立弗正想说他十分乐意跟任何人离开此地，可是抬头一看，只见曼太太站在干事所坐的椅子背后，带着一脸凶相在向他扬拳头。他立即领会这一暗示的意思，因为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太多了，不可能不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是不是和我一起去？”可怜的奥立弗问。
“不，她走不开，”班布尔先生说。“不过有时候她会去看看你。”
这对那个孩子来说不是太大的安慰。他年纪虽小，却颇有灵性，会装出一副非常舍不得离开的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在他并不是件难事。如果要哭，饥饿和适才遭到的虐待是最好的帮手，所以奥立弗甚至哭得极为自然。曼太太把他搂在怀里上千次，并且给了他一片黄油面包（这对奥立弗要实惠得多），免得他到达习艺所时的饿相过于难看。
奥立弗手里拿着一片面包，头上戴着教区施舍的棕色布帽，由班布尔先生带着离开了可憎的寄养所；他在这里度过的幼年是那样阴暗，始终没有被一句亲切的话语或一道亲切的眼光所照亮。然而，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在他后面关上时，他却抑制不住一阵孩子气的伤悲。从此同他分手的那些共患难的小伙伴不管有多可恶，他们毕竟是他仅有的朋友。一种掉进茫茫人海的孤独感第一次渗入这孩子心中。
班布尔先生步子跨得很大；小奥立弗牢牢抓住干事金线饰边的衣袖翻口，在他身旁小跑步，走一英里大约要问四次，是不是“快到了”？对于这种问话，班布尔先生的回答很干脆、很生硬；因为掺水杜松子酒在某些人胸中只能唤起短时间的平和心情，此刻这种心情已经蒸发完了，他又是一位教区干事。
奥立弗跨进贫民习艺所还不到一刻钟，刚刚吃完第二片面包，这时，把他交给一个老妇人暂时照料的班布尔先生回来告诉他说，今晚正在开教区理事会，理事们要他即刻前去。
“理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活的[3]，奥立弗对此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所以听了这番话直发愣，自己拿不定主意该笑还是该哭。不过，他也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班布尔先生已经用藤杖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让他清醒清醒，另一下敲在背脊上叫他振作起来，然后命他跟在后面，把他带进一间墙壁粉刷过的大屋子，那里有十来位肥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旁。首席的一张圈椅比其余的座位高出许多，上面坐着一位格外肥胖、脸盘子很圆很红的绅士。
“向理事会鞠躬，”班布尔说。奥立弗抹去了噙在眼眶里的两三颗泪珠，看见前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木板，便向桌子鞠了一躬，幸而这样倒也使得。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坐在高椅里的绅士问。
奥立弗看到这么多绅士，吓得直哆嗦；干事从后面又敲了他一下，于是他索性哭了。由于这两个原因，他回答的声音非常轻，而且很犹豫，以致一位穿白背心的绅士说他是个傻瓜。这是该绅士提神取乐的一种重要方法。
“孩子，”坐在高椅里的绅士说，“你听着。我想，你该知道你是个孤儿吧？”
“那是什么，先生？”可怜的奥立弗问道。
“这小孩定是个傻瓜。我早就料到，”穿白背心的绅士说。
“别打岔！”最先开口的绅士说。“你没有父亲或母亲，你是由教区收养的，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先生，”奥立弗回答时哭得很伤心。
“你哭什么？”穿白背心的绅士问。是啊，这实在太奇怪了。这孩子有什么可哭的呢？
“我想你该是每天晚上都做祷告的，”另一位绅士厉声说，“为养活你、照顾你的人祈祷，一个基督徒应该这样。”
“是的，先生，”孩子结结巴巴地回答。最后说话的那位绅士无意间讲出了一个正确的道理。如果奥立弗为养活他、照顾他的人祈祷，他的确很像个基督徒，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基督徒。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根本没有人教过他。
“很好！现在把你带到这里来受教育，学一门有用的手艺，”高椅里的红脸盘绅士说。
“明天早晨六点钟，你就开始扯麻絮，”穿白背心的绅士绷着脸添上一句。
为了感谢他们通过扯麻絮这道简单的工序把施教和传艺这两项善举结合起来，奥立弗在干事指导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被匆匆忙忙带往一间很大的收容室；在那里的一张硬邦邦的床上，他抽抽噎噎地直哭到睡着为止。对于宽厚体贴的英国法律来说，这是多么精彩的写照啊！法律居然容许贫民睡觉！
可怜的奥立弗！幸亏他躺在那里睡觉，对于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教区理事会作出了一项对他未来的命运影响至巨的决定。但他们已经议决了。事情是这样的——
该理事会的成员是一些练达、睿智的贤哲；当他们的关注落到贫民习艺所的时候，马上发现了寻常人永远不会发现的情况——贫民们喜欢习艺所！它简直成了贫苦阶级的公共娱乐场所：既是分文不取的饭馆——终年免费供应早餐、午餐、茶点和晚餐，又是砖头和灰泥砌就的乐园——那里只知玩儿，不知干活。“哦呵！”看来深知个中原由的理事们说，“这种状况就得靠我们来纠正；我们必须立即加以制止。”于是他们订下了规矩，让所有的贫民自行选择（他们决不强迫任何人，决不）：要末在习艺所里慢慢地饿死；要末在习艺所外很快地饿死。为此，他们分别与自来水厂订立无限制供水的合同，与谷物商订立定期供应少量燕麦片的合同；规定每天开三餐稀粥，每周两次发放葱头一个，星期日增发面包卷半个。他们还订下其他好多涉及妇女的规章制度，每一条都英明而仁慈，这里无须一一赘述。鉴于民法博士会馆[4]收费太贵，他们便大发慈悲，准许已婚的贫民离异；以前他们强制男方赡养家庭，现在却让他摆脱家累，使他变成光棍！单凭这最后两条，如果不是连带着一定要进习艺所的话，社会各阶层中不知有多少人会要求救济。但理事会里都是些老谋深算的人，他们早已考虑到对付这种局面的办法。你要得到救济，就得进习艺所，喝稀粥；这就把人们吓退了。
在奥立弗·退斯特被领回来以后的最初半年，正是这项制度盛行之时。起初开支相当大，因为殡葬费用增加了，还得把收容的所有贫民的衣服改小——才喝了一两个星期的稀粥，衣服在他们骨瘦如柴的身上已开始哗啦啦地飘动。不过，习艺所贫民的人数也同他们的体重一样在减少，所以理事会得意非凡。
男童们吃饭的地方是一座石墙大厅，大厅尽头放着一口锅；开饭时，一位大师傅系上围裙，由一两个女的作助手，用长柄勺子从锅里舀稀粥。每一男童可以领到一小碗这样的佳肴，没有更多的了，除非逢到盛大的节日，那时才外加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面包。粥碗从来不需要洗。孩子们总是用汤匙把碗刮到恢复锃光瓦亮为止。刮完了以后（这件事照例花不了很多时间，因为汤匙同碗的大小差不多），他们坐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粥锅，恨不得把砌锅灶的砖头也吞下去，同时十分卖力地吮自己的手指头，指望发现偶然溅在那上面的粥嘎巴儿。男孩子通常胃口都很好。奥立弗·退斯特和他的伙伴们忍受了三个月这种慢性饥饿的折磨，最后实在被饿火烧得快发疯了。有一名个子长得比年龄大、没有过惯这种日子的男童（他父亲开过一家小饭馆），阴郁地向他的伙伴们暗示，除非每天再给他一碗粥，否则难保某一天夜里他不会把睡在他旁边的一个幼弱孩童吃掉。他说时目露凶光，饿相吓人，大家都深信不疑。孩子们经过磋商，用抽签的办法决定由一个人在当天晚餐后去向大师傅要求添粥。中签的是奥立弗·退斯特。
到了傍晚时分，孩子们纷纷就座。大师傅系着厨子的围裙在锅旁一站，充当助手的贫妇站在他后面；粥都分到了，毫不费时的食事之前冗长的感恩祷告也做了。碗里的粥已一扫而光，孩子们开始交头接耳，向奥立弗挤眉弄眼；离他最近的就用胳膊肘碰碰他。他虽是个孩子，却已被饥饿和痛苦逼得不顾一切，铤而走险。他从饭桌旁站起来，拿着碗和汤匙走到大师傅跟前，对于自己这样胆大妄为自己也有些吃惊地说：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
大师傅是个健壮的胖子，可是他竟顿时面色煞白，呆若木鸡。他向这个造反的小家伙凝视半晌，然后倚在锅灶上，靠它支住身子。那几名助手由于惊愕，孩子们则由于紧张，一个个都不能动弹。
“什么？！”大师傅终于开了口，声音相当微弱。
“对不起，先生，”奥立弗重复了一遍，“我还要。”
大师傅用长柄勺子对准奥立弗的脑袋猛击一下，抓住他的胳膊，尖声高呼，把干事叫来。
理事们正在隆重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忽然班布尔先生气急败坏地闯进会议室，向坐在高椅里的绅士报告：
“林金斯先生，请原谅，先生！奥立弗·退斯特还要！”
在座的人个个大吃一惊。每一张脸上都现出骇愕的表情。
“还要？！”林金斯先生说道。“班布尔，你定一定神，毫不含糊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是否应该这样理解：他吃了按定量发给他的晚餐还要添？”
“他还要添，先生，”班布尔答道。
“那小鬼将来准上绞架，”穿白背心的绅士说。“我知道那小鬼将来准上绞架。”
没有人反驳这位绅士的预言。接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奥立弗立刻被禁闭起来；第二天早晨，大门外面贴出一张告示：任何人要是愿意解除教区的负担，把奥立弗·退斯特领走，可得酬金五镑。换句话说，任何男人或女人，如果需要一名学徒从事任何手艺、任何买卖或行业，都可以来领五英镑和奥立弗·退斯特。
“我一生在别的事情上从未这样确信不疑，”穿白背心的绅士第二天早晨敲着门板看了这张告示后说，“我一生在别的事情上从未这样确信不疑，惟独对这个小鬼，我断定他将来准上绞架。”
穿白背心的绅士的预言究竟能否应验，笔者打算以后再揭晓。如果笔者现在就贸然透露奥立弗·退斯特会不会落得这般可怕的下场，那末，即使这个故事本来能引起一点兴味，恐怕也会给破坏的。
[1] 根据英国政府一八三四年颁布的法律，凡“无业游民”或要求社会救济的贫民都要被送到贫民习艺所去从事强制性的劳动。狄更斯从同情孤儿和讥刺整个“济贫”制度的立场出发，故意把奥立弗等无辜的儿童称做“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
[2] 达菲糖浆是治儿科常见病的一种药剂，得名于最早的配制者教士托马斯·达菲（十七世纪末）。
[3] “理事会”在原文中是board。九岁的奥立弗当然只知道board是“木板”。
[4] 民法博士会馆——最初是伦敦受理离婚、遗产等讼事的律师公会所在地，后来移用于审理这类案件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