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本节从蔬菜生产发展、低碳农业、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和生态补偿机制四个方面对蔬菜生产低碳化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力图对蔬菜生产低碳化的国内外研究动态有较为全面的掌握，同时对蔬菜生产低碳化发展趋势及其脉络有比较明确的把握。
1.2.1 关于蔬菜生产发展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蔬菜生产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蔬菜生产的发展模式；二是从微观层面研究蔬菜种植户的生产行为；三是宏微观相结合研究产业政策对蔬菜生产发展的影响。
1.2.1.1 蔬菜生产的发展模式研究
蔬菜生产的发展模式是蔬菜产业发展的宏观导向，国内外关于蔬菜生产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较多。李忠旭等（2006）对蔬菜批发市场、蔬菜专业技术协会、蔬菜专业合作社以及蔬菜农贸市场等中间性组织的规范和转型对促进蔬菜生产产业化的作用及其机理进行了分析。Tan Ping et al.（2008）从生产规模、生产设施和生产标准化等方面对上海市目前的蔬菜生产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现代化生产设施水平、推广规范化栽培技术、应用经济技术手段优化生产结构、改善安全监控系统和加强蔬菜生产的信息平台建设等可持续发展策略。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蔬菜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并出现了“买菜贵”和“卖菜难”并存的怪现象。赵明（2011）对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基于上海和江苏蔬菜生产的成功经验剖析了蔬菜产品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和蔬菜价格保险制度在促进蔬菜生产发展、保障市场供给和稳定蔬菜价格中的重要作用。Toskov（2012）根据2007—2010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对保加利亚和欧盟蔬菜生产的形式和条件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欧盟蔬菜生产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进行了大量补贴，而保加利亚蔬菜生产的发展则主要是依靠蔬菜质量声誉、国际市场区位优势和本国蔬菜的国际竞争力。李建伟（2012）认为，无论从产量、产值还是从出口创汇和农民增收等方面看，目前蔬菜均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农产品，但仍然面临发展方式粗放、质量安全堪忧和价格波动过大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Engindeniz et al.（2013）从产区规划、作物结构、生产面积、栽培技术、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等方面对土耳其2003—2012年的设施蔬菜生产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生态蔬菜的生产发展也得到了诸多学者的青睐。邓毅书（2007）对无公害蔬菜的生产发展历程、具体质量指标以及目前我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论述，并指出绿色无公害蔬菜和有机蔬菜是未来蔬菜生产发展的方向。Movileanu（2011）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分析了生态蔬菜生产发展的前景及其对生态多样性的作用，认为有机蔬菜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方向，并会对生态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张德纯（2010）提出了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培育耐低温蔬菜品种、推广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和提高园艺机械的能源使用率等低碳蔬菜生产措施。王冰林等（2011）分析了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发展低碳设施蔬菜生产的必要性，并从品种选育、设施优化、合理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推行沼气工程等视角提出了低碳设施蔬菜生产的发展策略。刘杨等（2012）根据山东省苍山县蔬菜种植试验采样分析测算了大田种植、季节性大棚种植和常年性大棚种植三种种植方式对土壤固碳的影响。
1.2.1.2 蔬菜种植户的生产行为研究
蔬菜种植户的生产行为是蔬菜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诸多学者对蔬菜种植户的蔬菜生产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ergio et al.（2006）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分析了城市郊区蔬菜生产系统中技术采用、生产活动、生产约束和农户目标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对影响农户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只有当农户愿意承担高风险时，由高成本的技术创新所获得的高收益才会出现；资本约束的缓解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于风险厌恶型的农户，资本约束的缓解并不能有效提高其对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率。Fernando（2009）通过对斯里兰卡马塔拉地区的蔬菜种植户进行随机干预实验，证明了与密集采用化肥、农药和杂交种子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比，运用堆肥、多样化种植、水土保持措施和妥善规划农业活动等保护性耕作方式所得到的产量和收入均有明显提高。尽管在实际的蔬菜生产实践中可能存在诸多干预实验中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如农业生态学家的悉心指导，但此项研究至少从理论上证明了保护性耕作方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这对于可持续生态蔬菜生产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想等（2013a, 2013b, 2013c）根据辽宁省设施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和Multivariate Probit回归模型分别实证分析了农户可持续生产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可持续生产行为认知及决策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户可持续生产技术采用的关联效应及影响因素。
1.2.1.3 蔬菜生产的相关政策研究
蔬菜生产的相关政策是蔬菜产业发展的保障，一些学者亦对蔬菜生产的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有益探索。Powell et al.（2002）通过微生物测试、现场考察和生产调查等方法对加拿大安大略农场食品安全项目在该地区设施蔬菜生产中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该项目提高了蔬菜种植户对微生物在新鲜蔬菜生产中的危害的知识水平，并有效提高了农户采用新鲜蔬菜的包装处理技术。Nwalieji et al.（2009）根据160个蔬菜种植户的数据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对尼日利亚蔬菜生产扶助项目对农户蔬菜生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参与项目的种植户在生产规模和蔬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上均高于不参与项目的种植户，品种的改进、肥料的应用和收割方法对促进当地的蔬菜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Joseph et al.（2014）根据美国1987年和1997年农业普查的县级数据运用二阶差分估计法测算了作物种植限制政策对水果和蔬菜生产的影响，结果显示作物种植限制政策对水果和蔬菜种植面积具有挤出效应。
1.2.2 关于低碳农业的研究
低碳农业理论及方法学是研究蔬菜生产低碳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低碳农业理论及方法学的发展和完善对于研究我国蔬菜生产的低碳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小节试图从低碳农业理论和低碳农业方法学两个方面对低碳农业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1.2.2.1 低碳农业理论的研究进展
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变暖和能源危机的必然选择，而低碳农业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应对气候变化还是从农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看，都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冲击的产业，但同时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因而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看更应该积极响应控制气候变暖的“低碳经济”。诸多学者对低碳农业的科学内涵、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为我国低碳农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广月（2010）对低碳农业的科学内涵和中国低碳农业的发展模式及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低碳农业既具有一般低碳经济“低碳源”的特征，又具有“高碳汇”的独特内涵，因此中国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既要重视“减源”又要重视“增汇”，而要想实现这种低碳农业发展模式，需要从低碳技术创新、农户生产行为改进、政府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引导等方面科学地选择发展路径。杨受祜（2010）认为，低碳农业是潜力巨大的低碳经济领域，但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低碳技术成本高昂，远低于市场的基本回报率，因此要有效地开展低碳农业还需要依靠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中。米松华（2013）从概念集群、核心要素和衡量指标方面对低碳农业的内涵体系进行了界定，建立了低碳现代农业的逻辑分析框架；并以水稻为例对我国农业碳排放、农户低碳技术采用意愿，以及技术、组织和政策在低碳农业发展中的耦合效果进行分析。该研究成果对我国低碳农业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低碳农业的发展既要重视水稻等水田作物的低碳发展，也要注重小麦、玉米和蔬菜等旱地作物的低碳发展。因此，对小麦、玉米和蔬菜等旱地作物低碳化生产发展的研究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的低碳农业理论具有重要意义。Ogle et al.（2014）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低碳农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抵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农业实施行动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援助。
1.2.2.2 低碳农业方法学的研究进展
目前关于低碳农业方法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农业生产系统碳足迹的研究。Soussana et al.（2007）根据欧洲地区9个草地生态系统样本点的数据对不同类型的草地生态系统碳足迹进行了测算。Simth et al.（2008）对全球农业的碳排放量及碳汇潜力进行了分析，并对技术转移对农业碳足迹的潜在作用进行了展望。Dubey和Lal（2009）运用碳足迹评价方法对美国的俄亥俄州和印度的旁遮普邦的农业碳排放和碳生产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评价了两个地区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黄祖辉等（2011）运用分层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根据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浙江省的农业系统碳足迹进行了研究。上述研究为分析中国农业生产系统碳足迹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分析框架和计算方法，但均未考虑农作物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碳汇。二是关于农业生产系统碳平衡的研究。Marland（2002）综合考虑农田土壤有机碳变化及农业生产碳排放对美国农田作物生产系统的净碳效应进行了分析。West（2002a）提出了一种测算农业生态系统净碳流的全碳循环分析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对农业土地利用及作物生产管理方式变化对农业净碳流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West et al.，2002b; 2003）。Wattenbach et al.（2010）提出了一种名为“多点交叉比较仿真模型”的估算农田生态系统碳平衡的新方法，并运用欧洲地区不同农田作物的数据对其有效性进行了验证。Burney（2010）根据美国农业部1961—2005年农业生产和投入数据，运用碳平衡分析方法对农田生产系统的碳排放和光合作用碳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虽然由化肥、农药、机械等工业品投入产生的碳排放在上升，但农作物产量增加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二氧化碳抵消了这一作用，在此期间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不仅没有加速温室效应，而且减少了5.9亿吨温室气体的排放，得出了“农业集约化有利于缓解温室效应”的惊人结论。田云等（2013）运用碳排放方程和初级生产量计算公式分别测算了我国1995—2010年的农业生产碳排放量和碳汇量，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碳汇量远大于碳排放量，且净碳汇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Burney（2010）和田云等（2013）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年生的农作物和多年生的森林一样对整个生态系统表现为正碳平衡。鉴于此，宋博等（2015a）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法和多目标灰靶决策模型从碳排放和碳汇两个方面构建了设施蔬菜生产系统的碳足迹核算及评价分析框架，并以北京市为例对设施蔬菜生产系统的碳足迹进行了核算与评价。三是关于低碳农业减排成本及生产绩效的研究。吴荣贤等（2014）运用非参数化的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影子价格法分别对我国省域低碳农业生产绩效和碳排放的影子价格进行了分析，为我国低碳农业的生产绩效及减排成本的测算与评价提供了方法学上的有益借鉴。但非参数化的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存在不可微的缺陷，因此在求解碳排放的影子价格时和真实值有一定的偏差。鉴于此，宋博等（2015b）根据参数化的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推导出了一种新的求解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了分析我国省域设施蔬菜生产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及其环境技术效率上。
1.2.3 关于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进行定性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归纳法、比较分析法和统计描述法。如Knowler et al.（2007）对农户减少农药、化肥施用等农业环境保护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综述，认为并没有一个普适性的能够解释农户采用农业环境保护行为的潜在影响的模式。Lokhorst et al.（2011）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荷兰农户的调研数据对有政府补贴和无政府补贴条件下农户农业环境保护型措施的采用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祝华军等（2012）通过文献整理和农户调研对水稻生产过程中的低碳农业技术及其采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相关低碳技术措施能够有效增强水稻固碳减排效果，但多数低碳技术措施的使用成本高于产量增加所带来的收入，稻农对低碳技术措施的采纳意愿不足。第二，对农户采用单项低碳生产技术措施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单变量离散选择模型。如Waithaka et al.（2007）运用Tobit模型对肯尼亚西部地区小农户施用化肥和有机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马骥等（2007）运用Logit模型对华北平原小麦和玉米种植户降低氮肥施用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朱启荣（2008）以济南市郊区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例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处理秸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葛继红等（2010）根据江苏省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用行为及采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喻永红等（2009）和赵连阁等（2012）运用Logit模型对水稻种植户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祝华军（2013）对南方八省市256个水稻种植户对农业低碳技术的采纳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根据所获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水稻种植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意愿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田云等（2015）运用Logit模型分别对农户化肥施用和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三，认识到农户往往同时采用多项低碳生产技术，且各技术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或替代等关联效应，部分学者开始对农户采用多项低碳生产技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关联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如褚彩虹等（2012）根据太湖流域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施用有机肥和采用测土配方肥技术的影响因素及施用农家肥和商品有机肥的关联效应进行分析。李想等（2013b, 2013c）运用Heckman Probit和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辽宁省设施蔬菜种植户可持续生产技术的认知、采用及关联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多数蔬菜种植户对可持续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的认知，但真正的采用行为上却较为缺乏，且各技术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效应。侯博等（2015）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环太湖流域分散农户的低碳生产行为进行分析。在对农户采用多项低碳生产技术行为的探讨上，李想等（2013b）和侯博等（2015）的研究均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如下问题值得商榷：前者侧重于对农户可持续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关联效应进行计量分析，但缺乏对农户低碳生产技术采用行为作用机理的理论框架构建；后者在理论模型构建中注重农户行为意愿对实际行为产生的决定作用，却没有关注农户行为能力对实际行为发生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农户采用多项低碳生产技术时各子技术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效应。
1.2.4 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2004）就提出人类对地球竭泽而渔导致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等问题在后工业时代必将引发人类对自己所创造的文明进行全面反思。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服务的付费问题，即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本小节首先从宏观视角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阐述，其次从微观视角对不同功能单元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最后更进一步地对农田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
1.2.4.1 基于宏观视角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视角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内涵、理论依据、参与主体、主导机制、政策工具、法律基础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定性分析。李文华等（2010）对中国生态补偿的基本概念、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及政策支持进行了理论分析。方竹兰（2010）对民众作为生态补偿的主体在生态补偿机制从行政化向法制化转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Zbinden et al.（2005）和Pagiola（2008）分别对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参与行为和市场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针对生态服务付费面临的搭便车行为、交易成本过高、买方和卖方数量有限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Farley et al.（2010）对市场主导机制和政府主导机制在解决生态服务付费问题的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Kemkes et al.（2010）从政治可行性及适宜性的角度对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同政策工具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不同类型生态服务在不同时期的最优政策工具选择的分析框架。金京淑（2011）对我国农业生态补偿过程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并借鉴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的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初步构建了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及支持体系。严立冬等（2013）对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现状、研究特点、存在问题和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阐述，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总体上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欠缺实证性及应用性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农业生态补偿的法制建设、补偿标准的厘定、农业生态功能的拓展以及农业生态补偿的绩效评价等问题。董红（2015）亦从补偿立法、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等方面对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1.2.4.2 基于微观视角对不同功能单元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另一些学者从微观视角对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农田等功能单元的生态补偿机制问题进行了探讨。Murray（2004）对美国农业和森林部门能够增加碳汇和减少碳排放的适用性措施进行阐述，并测算了这些措施在不同补偿水平下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率。王鸥等（2005）在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基础上，以退耕还林工程和退牧还草工程为例分析了我国现行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尽管通过生态保护计划、环境法规管制和私人供给行为也能使农业生态服务作为一种非正常化的商品而被提供，但由于市场机制符合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并且生态服务费用也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预算，因此仍然是最有效率的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Ribaudo et al.（2010）对美国水质保护计划、温室气体减排、湿地保护工程、农田碳汇贸易和生态标签等农业生态服务的市场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该机制在上述生态服务市场中有效运行所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庞爱萍等（2012）运用水分生产函数及不同季节农作物产量对水分需求的响应系数定量测算了具有时间和等级差异的基于生态需水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并以保障黄河口生态需水引起的山东引黄灌区农业损失的补偿问题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付意成等（2013）则运用能值分析法构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标准计算体系，并对永定河流域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谭秋成（2014）运用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对生态补偿的范围进行界定，并以湖南省资兴市东江湖库区为例对该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李颖等（2014b）以粮食作物为例对农业碳汇进行了测算，并从补偿原则、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构建了我国粮食作物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1.2.4.3 农田碳汇功能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进展
欧盟和美国是较早实施农业生态补偿并取得了显著效果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关于农业生态补偿的立法建设、政策工具和运行机制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刘某承等，2014；杜立津等，2014；孙建鸿等，2014）。但由于我国农业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均与欧盟和美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只能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我国对农业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虽然开始得也比较早，但一直存在利益主体不清、利益原则模糊、利益形式单一和利益内容缺失等困境（张锋等，2010），使得我国关于农业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研究到了近几年才有了较快发展，研究对象逐渐从宏观扩展到微观，研究方法也逐渐由定性分析向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
农田生态系统是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碳汇功能在缓解全球温室效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农田生态系统碳汇所具有的巨大生态服务价值，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对农田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国际经验对农田碳汇功能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运行机制及政策措施进行定性分析。张新民（2013）对我国农业碳减排的必要性和减排增汇潜力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农业碳汇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二是基于碳汇功能的生态服务价值及其正外部性对农田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李颖（2014a）以山东省小麦—玉米轮作农田生态系统为例对我国粮食作物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和碳汇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从农田碳汇功能的生态效益和农户采取低碳种植模式的产出损失两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粮食作物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该研究成果为我国农田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构建低碳种植模式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时仅从化学品减量化、低碳耕作方式和秸秆还田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定性分析，而缺乏以碳源（汇）计量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另外，也没有对农户实施低碳种植模式将会造成多大的产出损失及农户采用低碳种植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之，现有研究多是对农田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国外经验介绍和补偿机理及必要性的定性辨识，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成果则很少见。另外，粮食作物虽然与蔬菜作物同属于旱地作物，但由于蔬菜作物在生长习性、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现代设施在蔬菜生产中的普遍运用，蔬菜生产与粮食生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蔬菜生产低碳化及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既要充分借鉴粮食作物的相关研究成果，又要根据蔬菜作物的自身特点进行探讨。
1.2.5 已有研究评述
目前相关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国内外学者对蔬菜生产的发展模式、蔬菜种植户的生产行为，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有关蔬菜生产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成果较少，而从低碳视角将环境因素纳入蔬菜生产发展的分析框架的研究成果则更为少见。
第二，关于低碳农业理论及其方法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在对整个农业部门或省域农业生产的宏观及中观视角的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基于微观尺度，从农户视角对农业生产系统的碳足迹进行探索。而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我国低碳农业减排成本及生产绩效的研究还尚未发现。
第三，关于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探讨从定性分析发展到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又从分析农户采用单一技术的低碳生产行为发展到分析农户采用多项技术的低碳生产行为。上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农户低碳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奠定了基础，但依然存在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相脱节的问题。
第四，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发达国家都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实证性及应用性的研究欠缺和生态功能单元拓展窄狭等突出问题。基于碳汇功能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森林、草原、湿地、流域等功能单元上，而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关注较少。相对于比较完善的森林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而言，我国农田碳汇功能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研究无论在实证性还是在应用性上均相对滞后。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往往进行的是单一研究，而将“碳足迹—低碳化模式—生态补偿机制”相结合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还尚未发现。已有研究从低碳视角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性分析和理论探讨，但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成果还实属罕见。已有研究从碳足迹计量的方法学上为蔬菜生产的低碳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核算框架与评价方法仍然不够系统。已有研究对农户低碳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大多没有考虑农户采用多项低碳生产技术时各子技术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效应；在理论模型构建中仅注重农户行为意愿对实际行为产生的决定作用，没有关注农户行为能力对实际行为发生的影响。已有研究对我国粮食作物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探索，但针对蔬菜生产系统碳汇功能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还尚未发现。因此，基于低碳经济理论、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理论，系统全面地研究我国蔬菜生产的碳足迹、低碳化与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构建我国现代生态友好型蔬菜产业是一个颇具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