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

（《全球化》，2019年5月）

摘要：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国际贸易格局、国际制造业格局、全球能源格局、全球金融体系和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是中国，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地位。本文第二大部分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15期刊载。

关键词：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刚刚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蓦然回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沧海桑田即是如此。从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由于中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基础性变化，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是中国。近年来，由于一些国家施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霸凌主义、分裂主义和军国主义，给处于稳定、和平、持续发展中的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极大风险，而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调整和演化，认识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在当前选择正确方略的基点。

一、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存在的十大矛盾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延续既往的，也有不断增加的，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

（一）贫富矛盾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公平问题表现为贫富之间的矛盾，既包括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贫富差距从来没有如现在般严重。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有的国家即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是用经济霸权、经济武器一轮又一轮地“剪”发展中国家的“羊毛”；有的国家是利用天赐资源，可以轻易地收获财富；有的国家则是依靠正确的战略选择、道路选择，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努力付出获得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加入联合国的197个国家中，排在前10位的国家所创造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第20位的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剩下的170多个国家创造的GDP，总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全球排在前20位的国家GDP总量占了全球经济总量的90%，世界经济的增量和财富量，越来越向发达国家和后来快速发展的国家集中。据瑞士信贷研究部门发布的2017年财富报告，全球财富已经达到280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27%，其中50%来自美国。富人与穷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英国《卫报》2018年4月7日报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将掌握2/3的财富，2008年以来世界最富有1%的人的财富，以每年6%的增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持有的财富将从目前的140万亿美元增长到305万亿美元，占世界财富的64%。应该说，贫富矛盾是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根源。

（二）南北矛盾

南北矛盾即大多数地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地处北半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南北关系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二战”以后，一般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方国家大部分是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北方国家的奴役、殖民和剥削。“二战”以后，发达国家GDP曾占全球的70%左右，主导建立“二战”之后三大国际机构的也是发达国家，所形成的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代表和维护的是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发言权。近几十年以来，南北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GDP总量占到全球的60%，而发达国家则下降到40%。世界上出现了“金砖五国”“灵猫六国”和“E11国”等一批新兴经济体，在联合国、WTO、IMF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在G20、金砖国家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等机制或组织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推动原来的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和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时点非常激烈。

（三）新旧矛盾

新旧矛盾主要指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导致了新经济、新动能的产生，旧的经济形态、旧的产业业态和旧的发展动能正在被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替代。一方面，国家之间和地区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生了包容发展、共享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旧的管理思维习惯、旧的管理方式、旧的管理流程与新经济、新业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96年，中国开始引进国外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企业，到现在，中国市场引进了几乎所有国外的商业业态，中国新的商业业态迅速发展。2017年底，中国移动支付率就达到了77.2%，2018年已超过80%，中国老百姓和大部分商家是全球使用现金最少的群体。中国在37个城市进行国家跨境电商试点，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9.16万亿元，2018年突破37万亿元。美国互联网革命走在全球前列，著名的摩尔定律正在失效，更快的更新速度早已超过了摩尔定律范畴，芯片已经从60多纳米降到28纳米、12纳米、7纳米，美国高通、英特尔开始研究生产5纳米芯片。原创性技术和最高端的产品大部分在美国，中国拥有商业技术应用最广泛基础和最大市场，全球独角兽企业前十名中有6个是美国企业，4个是中国企业。当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击的正是这种新业态，对亚马逊征税，增加大包裹邮寄的资费，尽管国际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已经形成，但仍旧依据1809年的原产地原则、1930年的关税法、1974年的贸易法来制定全球贸易政策。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中，也有一些相关政府部门管理方式、管理流程和管理思维固化，在一定的情况下，起到了阻滞作用而不是推动作用。

（四）收支矛盾

全球性的收支矛盾，即高债务和财政支出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目前全球债务已经高达247万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该机构2018年10月公布的数据，美国的主权债务达到21.8万亿美元，政府主权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6%；日本债务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0%；欧洲债务规模平均占95%，其中一些国家债务率更高，如希腊达到179%、意大利达到138%、英国达到89%。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总体可控，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37%，家庭债务也在可控范围，但企业债务在250%~260%，总杠杆率为249%。总体看，全球财政支出拮据，美国要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财政支出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大，且每年债务增加1万多亿美元，预计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卸任时债务将达到25万亿美元，如果特朗普连任，卸任时将达到30万亿美元。欧洲特别是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正在减少老百姓的福利，但遭到了强烈抵制并不断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在一些贫困国家，财政支出能力更加不足。

（五）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矛盾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博弈空前激烈。“二战”之后，美国等国家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IMF和WTO，构建起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总体上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多边关系，使全球保持了几十年和平发展的环境。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美国认为原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和利益最大化，于是走向它的反面，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基本上都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美国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作为处理全球问题的依据和规则，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凌驾于全球规则之上。美国原来是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旗手，现在变成了破坏全球秩序和规则的搅局者，世界经济受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最大风险源，恰恰来自原来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构建者、主导者、建设者。美国在全球处理贸易关系时，正从在多边框架下解决问题，转向一对一地进行双边谈判、极限施压、各个突破。原来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NAFTA）瓦解，美国先跟墨西哥进行双边谈判，然后与加拿大进行双边谈判，建立新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区。与韩国一对一重新谈判美韩自贸区，与中国一对一地进行多轮贸易谈判，未来和欧盟、日本、印度等主要贸易对象的谈判都将采取双边的方式。通过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美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以期在此基础上重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全球性制度安排。

（六）开放和封闭的矛盾

世界上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矛盾比过去更加显性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的是坚持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道路。1978年开始，从最早在广东承接第一单加工贸易，实行从试点开始、从东南沿海开始、从“三来一补”的国际贸易开始的渐进式开放，到2001年12月2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制度性、高标准地与世界市场和规则全面接轨的开放，中国非常好地履行了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废除了20多万部地方性法律法规，废除了2000多部国家和相关部委的法律法规。2006年12月21日，中国加入WTO五年期满，关税总水平从15.3%下降到了9.8%，目前下降到了7.5%。到2006年，中国的开放领域达到102个。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庄严地承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绝不会关上。2018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了从四方面推进开放的重大部署，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了金融领域11项开放措施，国务院发布了22个领域的开放措施。而有些国家，原来是开放的经济体，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现在却正在走封闭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道路。修墙是物理上的隔离；高关税是在国际贸易领域铸就的“高墙”；限制或禁止高技术产品出口，是人为地切断全球产业链。这些做法是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没有深度联系的经济形态和封闭的思维来处理当代问题。开放代表着前进，代表着动力，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光明，代表着发展，而封闭代表着后退，代表着落后，代表着守旧，代表着将走向孤立。

（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引发的全球性问题甚为严重。世界当代经济由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构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但是两者必须是匹配的，实体经济是产生虚拟经济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产生的增量或者变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有谁、不应该有谁的问题，两者必须同时有且不能失衡。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国家过度服务化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一些后发国家正在效仿并将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一些国家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又在加快堆积；一些国家房地产过度投机化，脱离价值、使用价值，形成“吸金”狂魔，这种经济循环绑架了政府政策。当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时候，虚拟经济的大厦就会坍塌。现在虚拟资本市场上流动的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即资本经过商业资本，然后到生产资本，再到增值的资本这样从资本到资本的过程，货币必须充当其中的媒介，这样才能完成实体经济的运行过程。而现在的货币特别是虚拟货币和金融衍生品，不再需要经过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和生产过程，金融市场的主体成为从货币到货币的交易。最极端的情况是在一些国家盛行比特币，即虚拟数字货币，与实物和作为媒介的货币已经没有任何联系。比特币炒得最高的时候，1比特币相当于20000美元，一些炒家用区块链技术做比特币，把这个虚拟的大厦建设得非常宏伟，有人赚了钱退出来了，而没赚钱的人如果继续待在里边，肯定会被这无形的、坍塌的大厦永远地淹没。

（八）老龄化和社会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

这个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2000年，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人占10%以上，65岁以上老人占7%以上，之后老龄化速度加快，目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已超过100个。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195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美日欧目前已“深度老龄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高达27%；其次是意大利占23%、德国占21%、法国占20%、英国占19%、加拿大占17%、澳大利亚占16%、美国占15%、俄罗斯占14%、中国占1%。中国未富先老，正在并将经历人口快速老龄化、急速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阶段，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2017年的2.4亿人增加到4.9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将高达49%。众多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急速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福利能力不足的矛盾非常激烈，北欧国家原来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流程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严峻挑战，成为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动因，老龄化排在全球前十位的国家，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近期，联合国对人口年龄划分标准做了调整，1~17岁为未成年人，18~65岁为青年人，66~79岁为中年人，80~99岁为老年人，10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人们的预期生命周期大大延长，社会福利的支付周期也将随之大大延长，全球性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九）大国竞争与博弈越来越激烈

世界主要大国都不甘心居于人下，每个国家都在做强国梦，都走在强国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肯在大国之间绝对地选边站，为了别国利益牺牲本国利益，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二战”以后，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与冷战，1982年里根任美国总统之后，冷战的一方苏联解体，世界经济形成了“一超多极”，一个超级大国是美国，多极为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东盟10国等国家和地区。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强人”时代。美国特朗普的梦想是两个第一位、一个伟大，即美国第一。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届总统中排在第一位的领导者，让美国再次伟大；普京任俄罗斯总统之初，说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豪言壮语，目前已任了三届总统，第四届任期结束正好是20年；印度莫迪总理在自己家乡学习中国改革开放，被称为“印度的邓小平”，当选总理后的目标是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国，直接目标是超过中国，印度是近十年经济增速和军事武器购买额增速最快的国家；安倍晋三实行“俯瞰地球”外交，极力将日本由战败国恢复为正常国家，特朗普候任总统时，安倍晋三听说美国要退出TPP，赶去恳求特朗普不要退出TPP，美国总统毅然退出后，日本扛起了CPTPP的大旗；英国脱欧；德国与法国推动建立欧洲军队；等等。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寻求复兴之路或强国之路。在激烈的竞争博弈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核心关切，不断地进行基于利益的排列组合，这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变动的重要动因。现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阶段，中日、中印关系逐渐改善，中欧关系、中非关系、中阿关系日益紧密。大国关系调整结束了全球发展“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独善其身时代，也结束了传统盟友的捆绑关系，世界更加多元、多极、多样和多边，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在新的国际竞争与发展格局中，世界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不是被压缩了，而是扩大了。

（十）多元文明和文化的冲突

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和文化虽有融合，但更多地表现为冲突。有不同文明之间的鸿沟和冲突，有不同宗教之间的鸿沟和冲突，有不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和冲突，有不同文化习俗之间的鸿沟和冲突，也有代际鸿沟和冲突。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没有一种文化可以替代另一种文化，但有的国家把其他国家的宗教、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习俗作为打击对象，引发了全球动荡和所在国的强烈反对。有的国家制定“长臂管辖”法律，对具有文化宗教纠纷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不允许其他国家与之做生意，不惜动用国家力量针对该国家某个企业，封杀企业或者逮捕企业高管。有的国家在一些地区挑起宗教争端，引发地区局部战争，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冷战后导致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文明的冲突，世界上存在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能否认识到多元文明与文化的相通性，是保持全球经济增长、造福于世界人民的重要着眼点。在中国周边国家中，近一半是伊斯兰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和中国没有宿怨？因为中国在多元文明中尊重其发展生存的权益和文化价值观。哪一个国家没有加快经济发展和过好日子的需求？哪一个国家没有发展的梦想？各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应该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之中。

二、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与调整

2019年新年伊始，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预期。1月8日，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分别下调至2.9%和2.8%；1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将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分别下调至3.5%和3.6%。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多边还是双边，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极端保护主义，是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和全球规则之上，不仅关系到中国、美国以及中美竞争博弈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未来。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两种道路、两种命运的激烈博弈，世界正在上演一场非常曲折的、具有生动故事情节的大剧，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

（一）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了贸易形态的改变，加之美国近两年对全球发动的贸易战，全球贸易规则、贸易机构乃至贸易体系均面临严峻挑战，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演化。

（1）国际贸易规则处于新一轮变革和重构期。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改革从酝酿期发展到了爆发期。美国从2017年开始，一直宣称世界贸易组织和贸易规则对美国不公平，主张取消WTO规则中的差别待遇原则。2019年1月15日，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题为《一个无差别的世贸组织：自我认定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的文件，要求取消一大批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权力，否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WTO多边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双边而非多边的形式展开贸易谈判，以重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新的贸易规则。一些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如TPP、TTIP、CPTPP、RCEP贸易谈判，正在成为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重要平台，更加注重议题的广泛性和规则的高标准。奥巴马在卸任总统前的最后一年，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指出，美国至少还要领导世界100年，制定国际规则必须由美国人说了算，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时说了算。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更加霸道，威胁称如果不能保障美国利益，就要退出WTO，转而又发动一些国家企图把中国请出WTO。美国主张的WTO规则改革，其核心主张是取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别化对待的规则，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力图把“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剪羊毛”剪到“战利品”的回馈部分再一次吞吃到自己的肚子里。WTO改革到底向何方去？国际贸易秩序、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如何重构？这对国际贸易格局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2）全球贸易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品贸易比重快速增加成为最重要的表现。“一战”的时候，甚至到“二战”时期，世界贸易中的商品仍基本都是最终产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重构，基于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世界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量的国际贸易标的物由中间产品构成。WTO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中间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2/3，东亚国家高达4/5。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指这个国家内部资源产生贸易效能与其他国家比较的优势，而在新的贸易结构中，则指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要素集成能力的比较，是一个国家搭载的平台吸收优质资源综合优势的比较。如由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我们还能找到全部要素都是本国的吗？各国出口的商品中，有很多零部件、很多模块、很多产品都已经不是这个国家制造的，而是其他许多国家制造的。我曾经到苏州工业园区做过调研，这个地方生产的一个计算机模块，已经过13次进出口了，这个产品从中国出口，但是其中有的零部件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有的是在越南生产的，有的是在菲律宾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产业链上中间产品的出口与进口。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的第一批500亿美元商品，其中70%是中间品和投资品；之后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其中78%是中间品和投资品。中间品贸易实质上是全球产业链的跨国贸易，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切割产业链惩治基于制造业连接的贸易，必将遭到惩罚。

（3）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呼之欲出。E国际贸易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革命、业态变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变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贸易形态的演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流动呈现出跨国界、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链接状态，将全球范围内分离的生产过程和环节，单一、分散的生产商、供应商、中间商和消费者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市场集成力量。包括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中间商集成和消费者集成，由此产生巨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流量，并不断改变着贸易方向，产生了更加智能、便捷、快速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使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是国际贸易方式颠覆式的演化或变革。下一代贸易方式与下一代制造业业态，共同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制造业时空界限和地理界限日渐模糊，最终产品的生产和价值通常不再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国际贸易一方面推动生产消费的跨国分离，另一方面又通过全球价值链和E国际贸易平台使它们重新连接。以往的国际贸易方式有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贸易等，由单一企业或个体来组织，而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会保留原有的贸易内容，但贸易方式完全不同。全球跨境电商、数字贸易、贸易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迅速，正在加快催生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例如，形成跨国界的无障碍流通体制、大通关体制和认证认可制度。中国已经在37个城市进行跨境电商试点，跨境电商正在向下一代贸易方式演化；美国的数字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数字贸易先发优势；各国贸易方式产生了数据化和数字化之变。这种由参与贸易的个体和新群体形成的贸易流动，将打破传统的地理和行政疆界，使无形的网络链接、贸易的数字化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联系的推进器，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推动形成对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如WTO的改造和提升，推动下一代贸易方式朝着普惠、公平、自由、便利、共享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制造业发展和格局演化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全球制造业生态系统和产业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轮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加快进行，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并驾齐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正在深度调整。

（1）第五轮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加快进行。全球范围的制造业布局大体经历了五轮大规模转移：第一轮发生在20世纪初，当时制造业中心主要在英国，其制造业产值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0%左右，之后开始向美国转移；第二轮时制造业中心在美国，美国制造业产值在1895年超过英国，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50%以上，20世纪50年代钢铁、纺织等产业向日本、西德转移；第三轮时制造业中心在日本、西德，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16%，日本、西德开始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产业；第四轮时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国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第五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有很多已转移到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国家。产业大规模转移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二是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成本驱动。全球五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每一轮都有它内在的机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33%，而中国不到2%；到2016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25.5%，美国则下降到15%，这就是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世界产业几度转移的结果。第五轮产业转移则主要基于后两个原因，即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的抬升。2019年，中国贸易顺差比2017年收窄18.3%，通过产业转移和扩大进口，预测未来五年内将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

（2）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重新布局。一方面，全球产业布局会形成链状连接，虚拟连接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将成为更具有黏性、依赖性的经济联系。这种产业联系和经济联系的调整不是靠政府命令、政府规划，而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的内在联系，产业的高端会越来越集中在创新能力强的地方，而产业的中低端会越来越集中在那些资源密集的地方，产品最终配置或集成的环节一定会靠近市场。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人为因素打断产业链的风险，诸如在美国发起的全球性贸易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中，采取单边主义、封闭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态度，采取切断产业链联系的做法，必然伤及产业链上庞大的虚拟企业群体，包括美国企业本身，在一定条件下会倒逼产业链进行调整和再调整。2018年8月，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征求美国企业家对中国输美500亿美元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意见，95%的美国企业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些企业与中国企业已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它们考虑的是企业可以承受的转移成本。另外，产业链，特别是中低端产业链，正在向具有劳动力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和市场红利的国家转移，形成新的产业链布局。2018年中国有13.9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8岁；印度有13.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8岁；非洲有1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7岁；印度尼西亚有2.58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中国之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月工资平均在100~150美元，中国的工资水平要比之高5~8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基本上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要支付方式的劳动者，以低工资、低福利和产品的低价格进入产业链中低端。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口红利释放空间被大大压缩，全球产业链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自动迁移或再次重构。

（3）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高速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下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从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到部分地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使制造业形态发生非常大的变革，出现了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生态系统、智能工作流程等。特别是5G技术的应用，加速形成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视和万物智能，产业互联网普遍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进化，将重塑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采取国家战略或产业政策支持智能制造发展，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德国政府率先在2011年推进“工业4.0”，2018年推出《德国工业战略2030》，加强国家干预，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全面推进智能制造。美国先是在奥巴马时期紧跟德国，推出工业互联网和先进制造业振兴计划，2016年以来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连续发布《为人工智能未来做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和《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三份重要报告。特朗普政府更将其提升为国家加快发展AI战略，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签署了《维持美国人工智能行政领导力的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次日美国国防部网站推出《2018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国家安全与繁荣》。中国先后推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战略、“中国制造2025”、加快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规划，2019年将围绕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新型感知、智能芯片等方面，继续在5G以及后5G更高速的移动互联网基础上布局研发项目和基础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制造业转型同步进行，支撑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中国已具有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体系，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有些领域正在迈向高端或者顶端，智能制造将是下一个突破口。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在智能制造领域各有所长，智能制造将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4）高端制造在向知识高地、创新高地和知识产权保护高地转移。产业链高端、顶端和新材料、新技术、核心关键零部件等，在向知识高地和创新高地转移。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个城市型国家，在2016年世界银行关于全球营商水平评价中，新加坡排在第一位，营商环境全球最优，不仅是好的知识高地、创新高地和知识保护高地，还有利于大金融家、大企业家、大科学家投资和居住，集聚了现代金融中最高端的企业，全球1/10的芯片企业集聚在新加坡，全球40%的高端硬盘产品也产自新加坡。再以中国深圳为例，从4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创新型城市，GDP已经超过香港，将成为在世界率先开展5G试点的城市，成为国家、省级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最多的城市，成为超前布局物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的城市，成为最先建设全面感知体系和基础设施智能化的城市，形成高端制造的创新高地，聚集了一大批无人机、电动汽车、基因工程等制造行业和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高端制造商。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通过统计80个指标，对世界126个主要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排序，排名前20位的为瑞士、荷兰、瑞典、英国、新加坡、德国、爱尔兰、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卢森堡、法国、中国、加拿大、挪威和澳大利亚等，中国是唯一进入前20位的发展中国家，这与中国内地深圳、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创新型城市崛起，聚集了一大批高端制造与创新载体密切相关。为保证中国制造业稳步迈向中高端，中国构建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了3个知识产权法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建立了16个知识产权法庭，200多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三）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全球能源转型与布局调整处在历史的关键转折期，能源将从总体上的短缺状态转向总体上的供大于求，能源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供求的地域分布将发生重大变化，新能源将逐步替代传统能源。

（1）能源将从总体上的短缺状态转向总体上供大于求。世界石油增速逐步放缓，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6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全球能源需求2040年将比2016年增长30.1%，年均增长率仅为1%。OECD研究数据显示，全球从2012年开始，能源需求呈疲弱态势，分别为1.4%、2.0%、1.1%、1.0%。预测到2035年全球将产生36%的能源增量，而GDP增量仅为17%，能源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速。2019年2月15日英国BP发布《世界能源展望2019》，预测从2017年至2040年，全球能源消费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的能源需求将比2019年增加1/3，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加起来占增量的2/3，且仍有2/3的人口生活在人均能源消费较低的国家。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在全球能源是稀缺性战略性商品的时代的确如此，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科威特战争，无不是围绕着在中东抢夺石油而进行的大战。随着全球性能源供求关系的调整，需求方将成为决定能源市场价格走势的决定性力量。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都来自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将保持能源第一需求大国的地位，2040年之后可能被印度超越，这些国家将成为具有市场优势的一方。

（2）能源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将继续深化。全球能源结构朝多元、低碳、清洁、高效、安全的方向演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的趋势是化石能源占比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石油和煤炭在一次能源中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全球煤炭储量已经从20世纪末的1万亿吨，下降到目前不足0.9万吨，过去10年煤炭满足了全球能源增长的几乎50%；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世界主要能源经历了几十年，目前占全球能源比重达到33%；煤炭、石油正在被快速发展的天然气替代或部分替代。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称，煤炭是全球消费增长最慢的能源，年均增幅0.6%，2030年天然气将取代煤炭，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能源，2050年煤炭、油气和非化石能源将呈现三分天下的局面，能源需求增量的90%为清洁能源。锂电池、石墨烯等可再生能源增长最为迅速，BP预测，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增长最快的能源，到2035年之前年均增长6.6%，到2035年在全球发电能源中占比达到16%，将提供全球1/3的发电增量。核电、水电、生物质能、其他可再生能源，到2035年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将达到23%，太阳能将比2016年增长8倍，风能将增长4倍。原来能源短缺的国家，由于能源结构的调整，变成了能源富集的地方，老挝几年前还是一个极其缺电的国家，自2013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中国的十几个能源企业在此开发水电，使老挝成为电力自给国和输出国，开始向缅甸、泰国和越南出售电力资源。

（3）能源生产和需求的地域发生重大调整。能源生产和需求地域总体上呈供给西移、需求东移的特征，世界能源贸易中心正在从大西洋盆地转向亚太地区。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美洲地区国家将成为非常规油气开发输出的地区，美国2019年成为油气的最大生产国，日产油气量达到1100万桶，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美国还将在近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欧美2035年之后对能源的需求将停滞，中国、印度成为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未来10年，印度能源消费量将翻一番，年均增长5%~6%，中国能源消费量将增长40%左右，年均增长5%左右。加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市场需求，到2035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的消费中心和贸易中心。2018年，中国推出人民币石油期货，石油期货交易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与黄金挂钩。欧洲布伦特期货市场全球份额从60%下降到2018年末的52%，美国纽约石油期货从38%下降到32%，人民币石油期货占比14%，新加坡、迪拜等石油交易所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全球占比2%。

（4）石油价格将在震荡中持续走低。近几十年以来，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产品价格是石油价格，1973年和1979年两次大的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从3美元／桶上升到13美元／桶，后来不到7年时间又上升到36美元／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油有了明显的资源、政治和金融三重属性，这一轮石油价格上涨是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从9.8美元／桶持续上升，一直涨到146美元／桶，之后急转直下，到2016年最低降到28美元／桶。2017年、2018年石油价格在一定区间宽幅震荡，最高点达到86美元／桶，最低点降到40美元／桶，并有持续走低的趋势。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石油价格的主要因素：一是成本，由于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持续推进，大大降低了能源开采成本，从开始每桶55美元降低到目前的15美元，水能、核能、太阳能的成本也不断降低；二是石油美元松动，独立于美元的欧元支付体系、俄罗斯石油结算方式和十几个石油输出国去美元化，使美国通过石油美元结算体系控制价格的硬约束松动；三是供给侧方面的原因，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多元化供给的结构已经形成，能源输出国亦从原来集中在中东地区转向美国、俄罗斯、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原来欧佩克组织通过控制生产从而控制价格的机制逐步失效。美国未来作为最大的油气输出国，将逐步改写石油、天然气作为战略性、储备性资源的特性，石油被赋予的政治、资源、金融三重属性也将渐渐失去，争夺需求市场将成为生产者的共同选择，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四）全球金融体系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成功地转嫁了危机和风险，美国34家大银行经过抗压和风险测试平安着陆，美元依然强势如故。近两年美国四处出击，既打贸易战，也打金融战，继续用美元、美债、美元石油、美元期货收割战利品，但他们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早已经成为靠国家信用支撑的虚拟货币。美国国家的信用缺失和损耗，使国际金融体系开始了新一轮扬弃，美元信用遭到质疑，美元结算体系松动，美债风光不再，多元化货币结构逐步形成，各个国家重新将黄金作为避险工具。

（1）以美元为基准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了质疑。17—18世纪英国金融体系形成并逐渐居于世界霸主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美元霸权地位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重要支柱。当时美国经济实力最强，制造业、贸易、科技、军事力量雄踞全球第一位，全球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黄金储量达到2.3万吨，占全球黄金储备的80%，美元与黄金挂钩，各个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成为信用货币，但是由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和经济实力仍在，各国存在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路径依赖，加上美国主导的全球石油美元结算体系，保障了没有任何内涵的美元继续充当准国际货币。而实际上美元已经变成一张张绿纸片，它不再与黄金挂钩，不再与任何实物商品挂钩，仅用几美分成本就可以印一张，但却能换到与面额同等价值的实物。近两年，美国极端霸凌、霸道、霸权，加之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极大损耗了美国政府信用，导致美元霸权地位受到空前挑战。例如，美国不仅单方面废止《伊核协议》，还勒令所有国家不得在2018年11月5日之后与伊朗做生意，制裁委内瑞拉、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导致十几个国家放弃使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这层原先没有捅破的窗户纸，已无法继续阻隔人们对美元实质的认识，形成了“去美元化”“去美债化”的全球性行动。尽管美元在国际贸易货币结算币种中占比近40%，在国际货币储备中占比高达62%，但由于美国国家信用的降低，将开启美元由盛转衰的周期。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美元霸权地位可能还将延续40~50年，而现在则可能大大缩短被替代的时间。

（2）世界上众多国家重新将黄金作为避险工具。随着美元信用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幅度增加黄金储备，已经或正在运回存放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境外黄金储备。2000—2008年，全球黄金储备从3.3万吨下降到3万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特别是近两年，黄金储备急剧增加，中国从2008年的600余吨上升到2018年的1852.5吨，俄罗斯从2008年的500吨上升至2018年的2113吨，印度、巴西、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匈牙利、波兰也在增持黄金。目前，美国黄金储量8133.5吨，居全球第一位；德国3369.7吨，居全球第二位；意大利2451.8吨，居全球第三位；法国2436吨，居全球第四位；俄罗斯2168.3吨，居全球第五位；中国大陆1885.5吨，居全球第六位；瑞士1040.0吨，居全球第七位；日本765.2吨，居全球第八位；荷兰612.5吨，居全球第九位；印度598.6吨，居全球第十位。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是近半个世纪中全球黄金储备增长最高的年份，各国央行购买的黄金增加了74%。德国、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等九个国家已经或准备运回储存在他国的黄金。综观全球，美国作为排在第一位的黄金储备国的地位短期难以撼动，增加黄金储量也不一定可以满足黄金作为结算货币、储备货币的需要，但各国增加黄金储备，确实是在用脚对美元投出不信任票。

（3）全球多元化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国际金融体系中，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长期并存，到21世纪，渐次加入了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金融需求的新的金融机构。2015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目前自愿加入的成员已经达到93个，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多边金融机构，印度是该行的最大受益者，亚投行投资的项目中有1/4用于印度发展。2015年在南非德班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计划构筑共同的金融安全网，一旦出现货币不稳定，可以借助这个资金池兑换一部分外汇应急。2010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正在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将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合作，推动形成上合组织银联体机制。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国央行公布了2018年金融数据，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3.66万亿元、1.45万亿元、8048.1万元、1.86万亿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5.11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发生2.66亿元。根据IMF数据，截至2018年第四季度，各经济体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上升到1.89%。2019年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比例提升到2.15%，排名第五。中国已经与近4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金额超过3万亿元。欧元正在谋求建立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俄罗斯大量使用卢布进行军售和贸易结算，石油生产国开始使用欧元、人民币、卢布和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多元化货币体系和结算体系正在构建。

三、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地位

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战”以后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美国，从1978年到2017年，美国对世界增量的年均贡献率为18.4%，中国是17.9%。但是从2008年之后，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到201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率年均为30.6%，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都将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

（一）中国将会延长“四个周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宏伟蓝图：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谓强国不应只是强调本国特色，而应该是在国际比较、横向比较中的强国。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会延长“四个周期”。

（1）会继续延长战略机遇期。2000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未来20年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2020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没有结束，而新的战略机遇期又近在眼前。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大势并未逆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产生爆发性力量，破解世界性难题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响应，成为服务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短短6年，中国与124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本，形成了互联互通、携手发展的格局。国内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等一系列新区域发展布局，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空间。美国战略转向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成为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外部压力并将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200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国际影响力、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还都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今日之中国将以更大的胸襟和实力，迎接新的战略机遇期。

（2）会继续延长经济发展周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的发展周期已持续了40年，40年平均增长速度达9.4%，2010—201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近三年保持6.5%左右的增速，但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个百分点。按照2018年中国实现GDP达到13.6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绝对量为1360亿美元，6.6%的增速下绝对量为1.4万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俄罗斯、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十三五”期间，中国确定GDP增长速度目标为6.5%，2019年政府确定目标为6%~6.5%，2020年只要完成6%，就可以在实现五年目标的同时，实现党的十八大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十四五”“十五五”期间，中国如果能够持续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就能保持半个世纪，这确实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还会延长，如果发生了颠覆性产业革命或者技术革命，中国创新驱动获得突破性进展，把目前还落后于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共性技术、基础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短板补上来，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会速度更快，而且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会延长，还在于改革开放重塑了经济微观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迈入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中国的企业充满了活力、动力和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长期保持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大助力和动力，中国的地方政府这些年形成了竞争机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对微观主体的支持态度和力度上，地方政府比中央某些部委更大更直接。如果加大生产关系的调整，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加大上层建筑改革，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会进一步延长。

（3）会继续延长制造业繁荣周期。按照联合国分类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225个小类，中国是拥有所有门类的国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包括美、日、欧都没有完整的产业链。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达到全球制造业的30%，而且正在稳步迈向中高端，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缩小制造业比重，增加服务业比重，并以此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盲目追求服务业占比。这一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使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贸易摩擦是一个表象，而制造业发展水平才是竞争核心。制造业作为强国之基、强国之要、大国之重器受到空前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将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中国渐次形成的巨大产能，将成为我们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大大拉长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周期。2018年，中国高端制造业增长速度达到19%，而传统产业不到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也更加迅速。

（4）会继续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周期。中国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消费增长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8年，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4岁，北京、上海超过80岁。按照“中国健康2030”规划，到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到2030年达到79岁。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转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而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消费者全生命周期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中国不断产生市场红利的基本动因，健康消费、医疗消费、体育消费、养老消费、休闲旅游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颜值消费、网络消费等，这些满足人们吃穿用住基本消费需求之外的潜在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保持世界第一强劲市场地位的新增长点。中国餐饮业年销售额已超过4万亿元，外食成为主要生活方式；中国旅游规模2017年达到50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55亿人次；中国汽车销售和生产都达到3000万辆，在世界第一位保持了很多年。中国人生命周期的延长，购买力水平和生活品位的提高，使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市场红利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吸引全球投资与资源配置的耐力和底气。

（二）中国将实现“四个100%”

中国将继续拉长四个周期，随着量的积累将在一定时点产生新的飞跃，在可见的未来10年之内，中国将实现“四个100%”。

（1）将会实现100%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197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改革开放40多年使7.4亿人脱离了贫困，按照现行贫困标准，2013—2018年中国分别使1650万人、1232万人、1442万人、1240万人、1289万人、1386万人脱离贫困。2019年还剩600万贫困人口，届时将全部脱离贫困。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实现100%脱离贫困，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在当今所有国家中也是绝无仅有。这是世界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成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认可并赞赏的原因。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用了70年，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可以预期。中国发展的道路与成就，与全球还有8亿多人处于绝对贫困和饥饿之中形成对照，甚至与一些发达国家尚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形成对照。

（2）将会实现100%的社会保障全覆盖。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框架，将实现100%的社会保障全覆盖。作为现代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我国已经通过立法制定了保险、救助、补贴等制度，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特别是保障了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正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社会优抚制度。按照党中央部署，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这意味着，2.55亿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险、13.9亿人的医疗保险将实现100%的全覆盖。

（3）将会实现100%的5G网络全覆盖。中国将聚焦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率先实现100%的5G全覆盖。中国将加快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AI技术等下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数据的本体化、标准化、一体化。中国的高能计算、智慧城市、EWTP、移动支付等走在了世界前列，随着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视、万物智能时代的到来，制造业业态、服务业态、贸易业态乃至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将出现新的变革，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黄色国土加上34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领海上，将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4）将会逐步实现祖国山川水域100%的治理。中国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进森林城市、森林城市群、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国家级生态保护区建设，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治理空气污染，加大生态治理。到2020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3.04%，2035年达到26%，21世纪中叶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2月《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发文，一项跟踪17年的研究表明，自2000年后，中国和印度大约贡献了全球绿化增长面积的1/3，中国植被面积仅占全球的6%，但在全球绿地增长面积中贡献了25%的增长率。中国的荒山断流正在变为“绿水青山”，还将进一步变成“金山银山”，一个美丽的中国正在还原并书写更加美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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