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小说的主题嬗变
新移民文学曾被部分国内学者视为“输出的伤痕文学”和“洋插队文学”，应该说在新移民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确实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一些表现生存苦痛的作品中，尽管都是以移居地为叙事背景的，但这个背景经常很模糊，读者透过这些文本所窥见的往往并非是一个客观的、层次丰富的异域国度。除了生活细节的碎片外，当地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教育机制、文化事件、艺术活动等，或者缺失，或者面目模糊，移居地仿佛只是置放在现实生活背后的混沌布景。新世纪以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极速发展，特别是2010年以后新媒体的崛起，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数涌向西方世界的留学生和跨国从业者都在通过新媒体传达域外的各种信息和风土人情。这种传达更为及时、甚至是迅速，而新媒体“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特性，也使得这种传达所辐射的范围更广阔。由此造成新移民文学原本具有的异域时空下的现场感已经不再是其独有的叙事表征。读者也就不再对域外的人与事具有那么强烈的浅表性好奇。在这种时代语境之下，部分有自觉性和判断力的新移民作者都已经意识到，不能再继续沉溺于个人的异域悲情或者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国度之间转运西洋景和生活碎片，而应当从文化比较、尤其是一些制度建设、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做更多的勾画。在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开始摆脱旧日的标签，走出了浅表的景观化描述，更为注重对现实经验、尤其是异国情境中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族裔文化特性等重要社会层面上的文化思考，再现和传达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对话和沟通。在这些沟通中，华人移民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从单纯的反思自身到客观地认知双方。
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小说的发展，从主题的丰富性来说，宛如一场正在绽放的绚烂烟花，有多个精彩的爆点。一方面，20世纪新移民文学发轫之初比较集中的主题依然在延续中，譬如生存苦痛、故乡叙事等。另一方面，随着部分新移民生存境遇的改变，一些新移民作家开始从初抵异国的“漫游者”式的肤浅、猎奇的凝视向定居者的介入式观察转变。这使得他们对居住国的教育运行、医疗制度、职场文化、生态意识等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思考更趋深入和阔达。由此，他们也力图在创作中勾勒出移居国的立体多维面目，涤荡部分猎奇和观光文本所创造出的刻板印象，从而构建一个更具认知价值的新移民文学的意义场。同时，作为跨国华人，部分作家对居住国与母国之间的历史勾连与文化往复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发掘出许多掩埋在历史烟尘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变化反映在创作上，也就产生了一批有深度的新移民小说以及非虚构性叙事作品。
虽然新移民文学已经走过40年，但从目前的创作态势看，由个人经验出发的创作仍是新移民小说最主要的类别，如着重于移居经历中的生存苦痛描写的类自叙传、故乡叙事等主题。有的研究者认为，书写新移民群体围绕生存、求学、居留权获取等问题产生的情感痛楚和精神迷茫，以及对事业成功的炫示等主题的作品主要存在于新移民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事实上，这类主题的书写是具有一定延续性的。综观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小说创作，这类书写从数量上依然很大，从世纪之初至今，不断在出版。如叶周（美国）的《美国爱情》（2001）、融融（美国）的《素素的美国恋情》（2002）和《夫妻笔记》（2005）；少君（美国）的《人生自白》（2003）；凌之（澳大利亚）的《海鸥南飞》（2004）；曾晓文的《梦断得克萨斯》（2006）；夏尔（澳大利亚）的《望鹤兰》（2008）；尧尧（加拿大）的《你来我走——一个中国女人的移民日记》（2009），刘加蓉（美国）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2009）；钟宜霖（英国）的《伦敦爱情故事》（2010）；洪梅的《梦在海那边》（2012）；老木（捷克）的《新生》（2016）；王海伦（加拿大）的《枫叶为谁红》（2016）；二湘（美国）的《狂流》（2017）；牧童歌谣（美国）的《北美枫情》（2018）；岳韬（荷兰）的《一夜之差》（2019）等。这种延续性应该说是新移民文学的一种常态。在这种类别的新移民小说中存在一种常见的情节结构模式——出国留学/定居+情感波折+事业成功，可以说是新移民小说情节元素的“三位一体”。虽然也有一些小说本身的选题很有新意，但却缺少相关生活经验或者实际调研的可靠材料的支撑，因此呈现出主题先行的状态，叙事的骨架依旧是“三位一体”。
学者陈思和教授曾多次指出，海外华文文学一直是靠从国内向国外横向移植来延续的，因此新移民文学之“新”是永恒的。在笔者看来，新移民文学呈现两端开放的状态，一方面，永远有刚刚抵达的“新”移民汇入华人移民群体，因此也就永远有人在书写初抵异国的生存苦痛、乡愁与故国回忆；有些作者虽然并非是初抵异国，但他们开始写作、开始书写个人生活经验的时间点却是各有不同的。生存苦痛和乡愁于新移民文学或可视为老生常谈，于写作者个体却是无可取代的切身经验，不吐不快。正因如此，使得这类主题的书写长盛不衰。另一方面，留居日久、写作多年的移民作家，则在写尽回忆和浅表的新奇之后，逐渐向纵深开掘，开始关注留居国的制度运行和周遭其他种族的生存世相。因此，由于移民个体的生活经验与文学经验各有不同，必然产生风格各异、主题纷繁的作品，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在共同书写着新移民文学史。“文学的千姿百态正在于呈现了万千生命体验的万千不同。”[17] 鉴于本研究是在个人前期研究之上的进一步拓展，因此，在拙著《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中已经探讨过的问题，将不再作重点解析，本研究关注的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小说在主题上的嬗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回归主题的嬗变、故乡叙事和历史叙事的嬗变、底层书写、生态书写、创伤书写和中产阶级话语的书写等。
（一）回归主题的嬗变
新移民作家群体最初大多是以留学、访学的方式开始去国离家的，“归”与“不归”的选择一直是他们必然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种选择的犹疑、痛苦不仅关乎个体的人生路径走向，而且承载了许多道德上的自我批判、尊严上的心理失衡。因此，回归主题在新移民小说中的嬗变映射的是中国的国力发展、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分量以及对全球化的融入进程等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性问题。新世纪以来，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阳光西海岸》《平静生活》、孙博的《回流》、文章的《失贞》、尧尧的《你来，我走——一个中国女人的移民日记》、洪梅的《梦在海那边》，以及孙博与曾晓文合著的《中国芯传奇》等诸多小说对于回归主题的表达，都是值得解析的。
（二）故乡叙事的嬗变
故乡书写作为依托于个体经验而产出的文学叙述，是新移民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新世纪以来的故乡书写仍以延续性的家族叙事为主，如李彦的《红浮萍》、元山里子的《三代东瀛物语》、陈永和的《一九七九年纪事》等，这些家族叙事通常都是以家族的历史变迁为坐标轴的。在这些传统的故乡书写之外，袁劲梅的故乡书写显示出了独有的启蒙主义特色——作为去国离乡的知识分子移民群体的一员，当在定居国已经走过了最初的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阶段后，精神世界的重心也相应的发生了转移，不再过多地关注“小我”，而是更多地瞩目留在身后的故国，试图借助异域文化的他山之石，以攻故乡传统伦理和民族心理积淀中的痼疾与沉疴。这种强烈的现代启蒙冲动背后是对故国故乡的绵厚情感以及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此外，还有海娆的《早安，重庆》这样真切呈现中国当下时代变革洪流中小人物的悲欢苦痛的作品。
（三）历史叙事的嬗变
新世纪以来，新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作品蔚为繁盛，陈河的《沙捞越战事》《怡保之夜》《米罗山营地》《外苏河之战》、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郑洪的《南京不哭》、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张翎的《劳燕》等都聚焦二战/中国抗战；李彦的《不远万里》《小红鱼儿你在哪里呀》、老木的《义人》、薛海翔的《长河逐日》、元山里子的《他和我的东瀛物语》等非虚构作品致力于穿越历史迷雾，追寻大时代中个体命运的起伏；这些作品的写作源起大多与作者的移民身份、移民经历有关。因此，新移民作家的历史书写与内地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具有不同的叙事语法和美学品格。
（四）底层书写
全球化时代，大规模的、普泛的迁徙和流动，几乎已成为现实生活的常态。全球流散人口成分复杂，既有技术与文化精英、跨国商人，也有合法与非法的劳工群体。当跨国华人的中上层尽享全球化时代的迅捷交通和发达资讯所带来的优裕生活之时，身处底层的劳工群体、尤其是非法移民，却可能面对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窘迫。因此，关注底层华人移民群体的生存，关注所在国当地的底层劳工群体，描摹他们悲喜交织的精神世界，也应该是新移民文学的书写重点之一。钟宜霖的《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夫英的《洛杉矶的家庭旅店》、沙石的《玻璃房子》、曾晓文的《金尘》、陈河的《在暗夜中欢笑》《红白黑》、枫雨的《八零后的偷渡客》、范迁的《桃子》、少君的《少年偷渡犯》、陆蔚青的《纽曼街往事》、李彦的《泥藕的羞惭》《吉姆老来得子》、二湘的《罂粟，或者加州罂粟》等作品，都是新移民文学中较有价值的“底层书写”。
（五）生态书写
在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如何构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处模式成为当下的热点议题之一。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注目新世纪以来的华人移民文学，可以发现有不少作者将写作的触角探入到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中，如陈河的《猹》、李彦的《大雁与乌龟》、朱颂瑜的《大地之子穿山甲》、袁劲梅的《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黄鹤峰的《西雅图酋长的谶语》、曾晓文的《鸟巢动迁》等都蕴涵很强的生态意识，涉及了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关切、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等主题，提出了关于物种关系的新思考，也对现代性的生态悖论进行了反思，倡导生态整体主义，展现出新世纪以来的华人移民文学所具有的超越性文学视野。
（六）创伤书写
巨大的情感容量和哲思空间使得创伤书写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类别。新世纪以来，新移民作家也先后推出诸多创伤书写的作品，其中以陈谦的创作最具代表性，她的《繁枝》《莲露》《哈蜜的废墟》和新作《木棉花开》等都涉及家庭空间之内的心理创伤呈现及其疗治。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曾晓文的《巴尔特的二战记忆》、谢凌洁的《双桅船》、戴舫的《手感》等都是对战争创伤的书写。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和王瑞云的《姑父》是对时代创伤的书写。张翎的《余震》聚焦自然灾难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二湘的《暗涌》是通过跨国漂流的移民吴贵林的生活轨迹，将不同时代、不同个体的隐秘创伤勾连在一起。
（七）中产阶级话语
新移民作家群体在其居住国基本都属于中产阶级，但与国内的中产阶级构成不甚相同的是其知识分子背景更加深厚，因为这一群体是以赴外留学群体为主力形成的，这一背景决定了他们的书写中既包含对自身阶层属性中浅薄、平庸、保守等特质的批判，也彰明较著地将自身阶层属性中的正面价值进行了精彩的表达。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望断南飞雁》和《无穷镜》主要表达中产阶级女性如何在各种现实的撕扯中拼力追求个人实现；张惠雯、曾晓文、毕熙燕多表现中产阶级女性婚姻中的沉闷、家庭中其他成员对于婚姻本身的干扰，以及家庭之内女性在试图保持精神独立、自足时所遭遇的世俗阻击。而秋尘的《盲点》、裔锦声的《华尔街职场》、文章的《剩女茉莉》、孟悟的《逃离华尔街》、董晶的《实验室的风波》等作品表达的是职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对社会角色的评估。吕红的《美国情人》、陆蔚青的《乔治竞选》、余曦的《安大略湖畔》、陈思进和雪城小玲的《心机》、抗凝的《金融危机600日》等都是涉及对居住国在政治选举、法律体系、金融体系等基本社会制度方面的深度观察的作品。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破茧》《藤校逐梦》是对华人移民教育焦虑之下的中西理念碰撞和重塑的书写。
当然，很多新移民小说内涵饱满、语意丰赡，简单地将之归置在不同的主题之下难免生硬。只是从全书整体的平衡性等方面来说，又不得不作一定的分类，由此造成的割裂或者模糊等等问题在所难免。
[2]刘宏：《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6期。
[3]严歌苓：《主流与边缘；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4]张福贵：《“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性的三个概念》，《江汉论坛》2013年第9期。
[5]陈思和：《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6]刘登翰：《华文文学的几个理论问题》，《文艺报》2019年7月26日。
[7]徐学清：《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的杂糅——与陈思和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8]黄万华：《第三元：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9]张福贵：《“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性的三个概念》，《江汉论坛》2013年第9期。
[10]余蓝、郭世宝：《跨国移民时代加拿大多元文化课程建构——基于跨国主义与跨文化主义》，《比较教育》2019年第7期。
[11]杨剑龙、叶周、黄宗之等：《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困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4期。
[12]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
[13]罗玉华：《新移民文学的原罪与原味——重评〈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及其历史影响》，《宁波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14]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页。
[15]泓峻：《文艺缀思录》，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