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民私铸”的后果

在中国汉代，也曾经做过多次货币“去中心化”的尝试，不过那个时代不叫“去中心化”，而是叫“放民私铸”。在铸币权反复收放的背后，并非像今天这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是出于非常实际的利益考量。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全面实施中央集权的治理体制，不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还对度量衡和货币都强制推行统一的标准。秦朝发布法令废除六国货币，统一铸秦半两钱，并延续秦国颁布的“盗铸钱令”，禁止民间私铸钱币，违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秦朝灭亡之后的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为了筹备军饷，宣布废除秦朝的“盗铸钱令”，允许百姓自由铸造半两铜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下放到民间，铸币权放开的结果，与最初的预想大相径庭。地方势力和豪强富商趁机滥铸恶钱。钱币轻小粗劣，形同榆荚。初重三铢，后仅重一铢左右。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价格出现失控局面。汉王朝建立之后，这种货币乱象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高后二年（前186），朝廷决定收回铸币权，废除放民铸钱的法令。由官方机构统一铸“八铢八两”铜币，钱文半两，铸币质量有所改进，这是汉朝第一次收回铸币权，整顿货币发行秩序。

那么，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情况又会如何呢？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多少要顾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一般不会无节制地滥发货币。但在掌权者对自己的权力延续心存疑虑的情况下，可能就不会考虑那么多了。高后六年（前182），吕氏三王专权，面对刘氏宗亲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攻倒算，吕氏三王施政大多短视而贪婪，在位期间，多次搞铸币减重，改铸“五分钱”，钱文半两，重二铢四絫，仅为秦半两钱的1/5。^[5]造成物价普遍上涨，引起民间怨愤。

文帝五年（前175），汉王朝取消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由于之前由政府监制的铜钱越铸越小，恢复铜钱形制需要增加用铜量，这意味着巨大的铸造成本。当时朝廷拿不出这笔资金，于是准许民间和诸侯大臣私铸。这一次汉文帝放民铸钱，吸取了汉初的经验，采取官督民铸的方式，由官府规定新铸铜钱的标准，要求新铸铜钱必须达到四铢的重量，并制定法律，禁止不合规制的铜钱进入流通。这次放民私铸虽然避免了粗制滥造的弊端，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吴王刘濞和宠臣邓通，都各自铸钱，形成吴、邓铸钱满天下的局面。这等于是天下衡器被地方割据势力所掌握，在中央控制力被减弱的同时，各诸侯国得以招兵买马、拥兵自重，这也为后来的“七王之乱”埋下了伏笔。

汉文帝放铸，初始动机是为了将增重成本转嫁给地方和民间。到了汉景帝时，一方面是货币供给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候钱重货轻，铸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地方诸侯利用铸币权扩充实力，如吴王刘濞因拥有铸币权而富甲天下，获得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资本，导致了“七王之乱”的发生。景帝在平定了“七王之乱”后，于中元六年（前144）收回铸币权，颁布“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用以削弱地方势力，增强中央的管辖权。到了武帝元狩以后，则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严禁郡国和私人铸币，犯私铸钱币罪被处以刑罚者多达数十万人。

汉匈战争期间，汉武帝实施虚币敛财政策，与汉景帝时钱重货轻的状态正好相反，货币贬值，物价飞腾。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有司奏请各郡国铸五铢钱。这是汉朝再一次下放铸币权，实施后，各郡国不堪钱币加重的成本，郡国五铢钱的质量无法保证。于是，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一说是在元鼎二年），收回郡国铸币权，再次将铸币权集中到中央，由专司铸造发行钱币的机关“锺官”负责管理，改铸“赤仄五铢”，规定此钱一枚当郡国五铢钱五枚，朝廷税负收支只准采用“赤仄五铢”。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汉王朝政府又废“赤仄五铢”，改铸上林三官钱。所谓三官，是指大司农（下设两丞，一个管粮食、一个管货币）、少府（主管宫廷度支）和水衡都尉（主要负责皇室的土地管理、赋税征收以及货币铸造）。上林三官钱铸行之后，一切旧钱均被废止，半两钱彻底退出流通，实行逾百年的半两钱制度，为五铢钱制度所代替。^[6]

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哀、平六帝，均继续铸行上林三官五铢钱，总体形制不变，共铸280余亿枚。在西汉后期10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中华货币史上第一次全局性货币稳定。这种局面主要得益于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汉朝在较长时间内解除了重要的外部威胁，国家财政的压力因而减轻，无须通过货币减重来弥补财政赤字。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货币采取稳定政策，实施一系列措施保证五铢钱的货币质量和币值稳定。西汉时期，五铢钱的形制和质量不断改进，很少削弱，获得了民众的信任。

昭帝始元六年（前81），汉王朝召开了一次讨论重大政治经济政策的盐铁会议，主题是盐铁专卖，其中也讨论了铸币权问题。参加这次会议争论的有两派，一派是主管财政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大夫派，他们主张中央独占铸币权，认为钱币私人铸造会造成天下大乱；集中铸币可以使民信不疑，通过控制市场，达到调节市场、畅通万物的目的。这种货币名目论的货币思想，在后来的中国货币发展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派是以霍光为后台，由郡国和地方的“文学”“贤良”组成的文学派。他们代表地方割据势力，主张分散铸行货币，指责官钱轻重不一，币值不足，淆杂害民。有趣的是，双方都认为币值的稳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会导致货币贬值。

平心而论，就汉朝初期的历史来看，不管是官铸还是私铸，都有货币减重的现象，官铸货币的减重主要发生在吕氏三王时期和汉匈战争时期，到汉武帝铸上林三官五铢钱时，就基本得到纠正。也就是说，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判断，由中央垄断铸币权导致货币减重的问题并非是必然结果。放民私铸出现的货币减重，是在汉初的时候出现的。汉文帝时期的“官督民铸”，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货币减重现象。但汉文帝的“官督民铸”，并不是完全的“去中心化”，应该属于“计划和市场”结合的产物。在事实上还是存在一个中心的，即中央政府对货币的制式和“含金量”做了严格规定，并且严刑峻法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从实施效果来看也还不错。地方势力借铸币权培植羽翼，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可能是汉王朝最终收回铸币权的决定性因素。

在此次会议上，主张中央集中铸币的思想占了上风，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华民族随后两千多年的管理理念，中央政府垄断铸币权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铸币权的归属不再成为可以臧否的话题。汉代放民私铸的尝试最终使统治者明白，货币发行不仅仅是一门生意，不是合算就做，不合算就可以不做的事情。铸币权的归属关乎社稷存亡的大计，不可轻言放弃。

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铸造成本过高、发行货币反而亏损的情况，但历代统治者都没有因此而放弃铸币权，比如唐代宗时各种大小钱平价流通，当时的一千文用铜六斤，可六斤铜材在市场上的售价为三千六百文，这意味着买入铜材铸币是会出现严重亏损的，而熔化铜钱卖铜则可以获利两倍半，如果制成铜器销售，甚至可以获利三倍以上。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促使唐王朝做出放弃铸币权的尝试。

再如宋代铸小平铜钱，仅在初期获利，北宋中期至北宋末期则是无盈利或稍有贴赔的，南宋时期则出现严重亏损。^[7]同样也没有促成朝廷将铸币权下放。

明万历年间，市面上铜钱不足，明朝政府想增加铜钱的供给，却面临铸钱成本过高的困难。根据当时的工部尚书郭朝宾的计算，铸造5文铜钱要耗费1分银的成本，而1分银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铜钱7文。也就是说，每铸造5文铜钱，必须承担2文的贴赔。但明朝在1576年开始大量铸造并发行了万历通宝，且并没有减重。这意味着，明王朝不得不在币材价值高于票面价值的情况下铸造钱币。

政府贴赔铸币的做法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政府发行货币，除了享有铸币税的好处之外，还有一种社会责任需要承担，即保证“天下衡器”的稳定，政府在为货币的购买力提供了信用担保之后，同时也为自己的赋税收入的价值提供了担保，从长远来看，对政府本身也是有利的。毕竟，币材价格超过币值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发行高成本铸币由于保证了政府的信用，并没有引发治理危机，反倒是政府发行贬值货币，屡屡引起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