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权的归属

以贵金属作为货币的载体，除了金属本身的效用价值比较稳定外，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成色无法肉眼甄别，重量难以精确测量等等。金属货币要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需要有专门的发行机构对金属进行加工，制作成统一的规格，其中包括货币的外观、各种成分的含量以及票面价值，等等。

在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金属铸币，是在公元前7世纪由吕底亚（在今土耳其境内）王国铸造的金币。铸币呈椭圆形，用琥珀金（electrum，一种天然的金银合金）作为制作材料。钱币的一面打印有一个符号，另一面则为一种近似直线的图案，后来又演变成一些动物——狮子和海豹——的图像。这种货币属于十分“昂贵”的货币，民间很难用来进行小额交易。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吕底亚国王的军队费用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薪俸支付，因而它的发行主体也自然归属于吕底亚王国的政府机构。

由吕底亚王国发明的制币技术很快传播到希腊半岛，在雅典暴君佩西斯特拉托斯（Peisistratus，在位时间为前561—前527）以及他儿子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在位至前508）的统治下，雅典进入货币化时代。佩西斯特拉托斯创建了一种银币体系，用于支付市政建设、司法和军队的工资薪酬。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雅典从被保护城邦征收的供金；二是雅典城邦向市民征收的累进税。^[2]

雅典最初铸造其著名的猫头鹰币是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大约是在僭主希庇亚斯统治下开始的。雅典的德拉克马（tetradrachm）银币是历史上最广泛铸造的银币，大约生产了1.2亿枚，而且也是铸造时间最长的银币，时间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3]银币正面印有雅典娜的头像，背面是一只猫头鹰，配以橄榄树枝和希腊字母AΘE，雅典银币最重要的职能是作为政府的支付手段，用以供养维持霸权的步兵和舰队。通常这些储备都存放在诸如帕台农神庙这样的建筑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卫城的雅典娜神殿就贮藏了大约3600万德拉克马。^[4]此后，随着欧洲的另一个文明中心罗马开始铸造金属货币，西方国家金属货币的使用成为主流。但金属货币的发行主体无一例外都是由国王指定的铸币机构或城邦国家的货币管理部门。

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述不一，《史记·平准书》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这意思是说，在夏朝时（中国是否存在夏朝在史学界是有争论的，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金属货币就有金银铜三种币材了。《管子》则确指夏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并多次提到西周的金属铸币。《汉书·食货志》记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那么，中国古代统治者铸币的动因是什么呢？根据先秦时期的典籍记载，铸币的直接原因是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如《国语·周语》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而《管子·山权数》则记载，由于连年水灾，夏禹组织人们“以历山之金铸币”，用以帮助迫于饥荒卖掉儿女的人赎回子女。据说商汤在位时连续七年旱灾，“汤以庄山之金铸币”，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周礼·地官·司市》上也讲，“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布币）”。灾年铸币的说法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证明真伪，但金属铸币最初是出于国家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不是民间商业交换的需要，可能属于符合逻辑的推论。

中国有考古证据的最早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铜贝。铜贝的制作比较粗糙，形状也不固定，没有统一的使用单位，流通范围也比较有限，在市场上曾与海贝同时使用。中国的铜贝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铸造的金属货币，还带有实物货币的痕迹，如刀币和布币，就是由兵器和农具演变过来的形制。此时，金属货币与其他的实物货币如布帛、珠玉等同时流通。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开始整顿币制，将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单位，二十两为一镒，名曰上币；铜钱为下币，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珠玉、龟贝等不再作为货币。中国专以金属为币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与此相伴随的是铸币权向中央政府的集中和统一。

中国古代的金属货币，曾经有称量货币和非称量货币之分。所谓称量货币，是指没有特定制式的货币，流通时需要鉴定成色和称衡重量，比如我国商周时期的铜块和铜饼、汉代的金饼（通常重一斤或一两较为常见）以及后来发展成一定规格的金银锭，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货币。称量货币的发行主要依赖自然产量，官方很难控制和垄断。而非称量货币，比如，纪重铜钱和通宝铜钱，货币本身的“含金量”与其“票面价值”并非一致，或者说，货币所标明的计量标准与其载体本身的价值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有人或机构为其做信用背书，以保证货币可以正常发挥计量基准的作用。

在东西方的历史上，货币发行权出现了不同的演化路径。西方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状态，铸币权出现了分散化的倾向，在古希腊，每一个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铸币。在中世纪的德国，各个封建领主的铸币机构曾经多达600多所，即使到了近代，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也都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发行系统。严格说来，这种铸币方式都是与行政管辖范围相一致的，只不过欧洲的权力格局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

在中国，本位货币的发行权一直有国家垄断的传统，秦统一之前，由国家垄断货币发行就已经形成独立的理论。《管子·国蓄》中谈到，“黄金刀币，民之通施（通货）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而要达到“执其通施”的目的，则必须“自为铸币”。这种观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的铸币权长期集中于中央政府，而西方的铸币权则经常归属于分封割据的地方行政当局。

那么，这种铸币权的分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出于巧合呢？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铸币权分散化的实验，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研究这个典型案例，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选择之间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