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课题研究视角及主要内容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1. 梳理中西文化激荡背景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历程
在漫长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过程中，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业曾经长时间引领世界瓷业的发展。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明国家，在农业文明时代，手工制瓷已经形成非常完善的制瓷体系，制瓷技术已高度发达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大航海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加快，西方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建立了近代大工业制瓷生产体系，结束了中国瓷器垄断世界的局面，也对中国传统瓷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景德镇陶瓷工业也在与世界制瓷的碰撞交流中发生变化和转型，艰难地从手工制瓷体系逐步向现代化制瓷体系转变。在此转变历程中，景德镇传统制瓷业由辉煌到衰落，由引领到追随，瓷业从业者文化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以来，在机械制瓷模式冲击下，曾经引领世界瓷业发展的景德镇产业发展模式逐渐落后，由引领世界瓷业发展变成了近代世界瓷业发展的“局外人”。在近代中西文化激荡的变革期，景德镇业瓷者也不断学习，试图恢复曾经的辉煌历史。1949 年以后，景德镇建立了机械化大工业生产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现了景德镇瓷业的复兴，重构了瓷业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有和集体陶瓷企业的转型和解体，景德镇再次回到了传统的家庭式陶瓷生产模式。但这种转变绝非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在变迁中实现了对瓷业生产技术的优化、器物样式的传承与革新。景德镇陶瓷业重振辉煌，除了技术革新外，还要准确把握世界陶瓷业的发展方向，认清历史发展脉络。因此，分析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交流变迁历史是本课题研究的目的之一。
2. 揭示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背后的逻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揭示历史事实背后的逻辑。近代以来，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历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只有揭示并把握了其背后的历史发展逻辑，才能正确认识景德镇陶瓷业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原因，才能清晰地理解百年来景德镇瓷业改革者艰难地探索，才能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景德镇现代陶瓷工业体系建立的历史贡献。在对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历程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思考和分析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变迁驱动因子，在对工具系统、技术系统和文化系统等诸要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长时段的研究，能够厘清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因此，在准确把握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发展逻辑，是本课题更深一层的研究目的。
3. 揭示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历史是为了景德镇陶瓷业的未来发展，这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目的
景德镇瓷器作为早期全球化最为成功的商品之一，成了器物文化交流的样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落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陶瓷文化的繁荣与振兴，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它的发展与振兴也会提高民族自信心，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对中国陶瓷文化代表的景德镇瓷器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地位和遭遇，思考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业的未来发展，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研究意义
系统全面地研究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有助于全方位了解全球化语境下景德镇陶瓷器物、生产体系、组织形式、文化信仰（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的传承与重构，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发展与弘扬，异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乃至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本课题的研究在以历时性为视角基础上，分析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各种共时性内容，力图转变以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立足器物制作、产品贸易、器物设计和装饰背后的流行时尚，从物质文化的视角，去串连物的流动和人的流动，去探寻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互动，去揭示社会变迁在物质文化中的反映和物质记录和展现。
其一，把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作为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个案、陶瓷文化的象征，基于中西文化激荡的视角对景德镇陶瓷文化不同时期的变迁研究，有利于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同时期陶瓷文化转变表象背后的各种复杂的文化驱动因素，理性思考中西文化激荡对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影响。
其二，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客观需要。通过对大的历史时空下，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研究，能够揭示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特征，为新的历史语境下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思考和借鉴。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瓷业的集大成者，最为关键性的原因是根据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元朝时期，海外贸易兴盛推动了青花瓷的出现，促使景德镇在中国瓷业发展中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明清时期的全球性海外贸易将景德镇瓷业推向巅峰。近代以来，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景德镇再次寻求突破的路径，在困境下艰难转型，进行了曲折的探索。因时而动、因势而变是景德镇瓷业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其三，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历史借鉴和现实意义。景德镇瓷器曾经是中国最成功的全球化商品，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寻求中国器物文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历史上景德镇外销瓷的成功个案，能够提供比较好的历史借鉴。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本课题研究时段的界定
本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如何探究和分析中西文化激荡的概念，进而寻找出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内在脉络，是课题研究的核心。为此，界定中西文化变迁的时间段也成为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在课题研究中，将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后，直接沟通的中西之间的贸易作为课题研究的重要时间段。也就是说从16世纪初期至今逾五百年的发展变迁历程。诚然，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产品和文化已经通过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传到欧洲，并引发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但这种器物和文化交流毕竟还处于间接和小规模阶段，难以形成更大的影响。唐宋时期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元朝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在对外瓷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为此，在研究中，课题组也会将相关时间段上溯到元朝时期的青花瓷制作与生产。
从16世纪中西直接的海上贸易开始，就进入了全方位的中西文化交流时期。具体而论，五百余年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6世纪初期到18世纪末，景德镇瓷器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即便在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人逐步掌握了陶瓷生产技术，但总体上景德镇瓷器及其生产模式的优势依旧能够体现出来。第二个阶段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展示西方现代化的机械化生产体系在工业陶瓷和日用陶瓷中掌握主动权，“以洋为师”的理念成了景德镇瓷业改革的主流，也逐步构筑了完整系统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重构了景德镇瓷业发展模式。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陶瓷文化和产业发展体系。在传统文化复兴和后工业化语境下，景德镇瓷业发展实现了手工匠人、机器生产、艺术家、陶瓷文化学者为主导的发展与融合。尽管当下发展依旧处于变动时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景德镇陶瓷业已开启了重新认识传统陶瓷生产、器物、制度和文化的新业态，景德镇陶瓷文化新的变化值得关注和研究。
（二）本课题研究空间的界定
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是研究的核心与主体，从研究概念上而言，已经非常清晰，课题的研究空间也基本界定在景德镇。但在长时段研究中，依旧存在需要进行说明与分析的诸多问题。因为，非常有必要将景德镇空间概念等进行说明与界定。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景德镇陶瓷影响已经超越了地域范围，产生了全球性的瓷文化圈，最具代表性的瓷器类别是青花瓷、克拉克瓷和纹章瓷等。此外，日本伊万里瓷器、德国迈森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瓷器等均深受景德镇瓷器风格影响。近代以来，在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官方提出的改革设想因为遭遇到景德镇传统瓷业体制和惯性的阻力，也会以景德镇为核心，在鄱阳、九江等地建立新式瓷业公司。但这些改革依旧是以景德镇传统陶瓷工业体系为对象，其目标是景德镇瓷业的复兴。为了行文的方便，课题研究也会在特定情形下在地域上超越景德镇的范围，以文化景德镇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
1. 作为地理标识的景德镇
从地理方位和城市空间格局而言，景德镇是中国内陆的一个普通小城镇。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处皖赣边界，坐落于东经116°57′—117°42′，北纬28°44′—29°56′，处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是南方一座典型的山区丘陵小城。就城区空间环境和地理特征而言，景德镇四面环山，是周围高、中间低的盆地结构。群山包围的地理特征使得景德镇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也为城市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环境。打破封闭的空间格局，联通景德镇和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发达的水系交通。昌江是景德镇对外交流的重要水系，发源于安徽祁门，最后注入鄱阳湖。该水系流经景德镇以后，河道变宽，最宽处达到200米，非常适合生产和贸易运输的各种船只通行。此外，浮梁县的东河、南河、西河、北河汇入昌江贯穿全城，形成了发达的水系系统。而周边相对平缓的小水系，保证了景德镇原料加工的动力需求。景德镇距离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仅70千米，距离长江湖口150千米。在古代山区交通不发达时，昌江水系是景德镇瓷业兴起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大量的货物通过四大码头和发达的水运而行走天下。
就景德镇城市内部空间而言，“陶阳十三里”是对景德镇城区的形象描述。从最北端的观音阁到最南端的太白园，大约有十三华里的距离，东西宽约两千米，是景德镇城区的核心。在狭小的空间中，明清瓷业生产辉煌时期生活着超过十万的民众，加之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重叠，整个城区街道非常狭窄，呈现出拥挤、繁忙的景象。从行政隶属来看，近代以前，景德镇一直属于浮梁县管辖，是中国传统行政区划上的一个镇。但由于其自身地位的特殊性，从元朝开始，历届政府均在景德镇设立管辖瓷业或者社会治安的机构。元朝时期，政府设置浮梁瓷局，管辖景德镇瓷业生产。近五百余年的时间里明朝初年至清末，由于御窑厂设在景德镇，明代以中官、清代以督陶官以及江西地方官员从事陶业管理。
2. 作为文化空间的景德镇
景德镇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瓷业手工业城市，其文化象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景德镇本身就是制瓷业领域著名的文化空间。景德镇作为瓷器的代称，极具符号和文化象征意义，明清时期，随着大量瓷器出口到欧洲，中国的翻译China就是瓷器的意思，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也因此被称为瓷国，而景德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空间。近代以来，中国瓷业先贤们依旧不断尝试复兴景德镇瓷业，从文化意义而言，期望通过景德镇瓷业复兴引领中国的富强。如同《陶雅》中论述的那样：“译华瓷为支那，盖即支那之省文也。于是寰球之人，遂皆目支那为瓷国。”
第二，就景德镇城市内部空间而言，城区的街道、码头和会馆无不体现出这座瓷业手工业城市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在瓷器贸易上，瓷器街和黄家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瓷器销售模式。瓷器街是精品瓷销售的区域，而黄家洲是次品瓷销售中心，不同销售和生产区域体现不同的城市文化；而昌江边上的湖南码头、刘家码头、曹家码头和许家码头等也有外来移民的烙印。大量的会馆也是景德镇开放包容移民文化的象征，都昌会馆、徽州会馆、苏湖会馆等20多个会馆在狭窄的城市中共存也是景德镇文化空间的反映和体现。
第三，景德镇瓷业城市的文化象征空间。明朝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并延续到清末，持续近六百年的时间。御窑的设立将景德镇瓷业推向了顶峰，奠定了其在中国瓷业生产中的独尊地位。而从地理空间而言，御窑也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御窑地处景德镇的核心区域，也是城区最高点，距离昌江比较近，且不会受到水患的侵扰。以御窑为中心形成了景德镇瓷业生产和贸易的核心区域。庙宇是景德镇的神灵空间，包括风火神、水神、关帝等多重神灵信仰，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空间。
三 主要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一）主要研究内容
景德镇是瓷业手工业城市，在一千余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瓷业生产体系和发展模式，而这涉及器物、生产模式、社会结构、行业制度、审美文化等多个方面。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多侧重于景德镇陶瓷对世界文化的影响，而本课题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在中外瓷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景德镇陶瓷文化自身的变迁情况。本研究还关注日常生活、城市文化、价值信仰，设备、技术、原料、设计、产品、装饰和美学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融通。对于课题组而言，本书写作难度在于，如何在几百年中西文化激荡的历史过程中，在全球陶瓷贸易的宏大叙事中，分析中西陶瓷文化的多重互动和相互影响，以及在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变迁历程。
为较好处理上述问题和难题，本课题的研究运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视角，对上述复杂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探讨中西文化激荡下的陶瓷文化变迁历程及其变迁背后的驱动因子。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论述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表征，具体从器物的器型、纹饰，瓷业生产体系和社会文化的视角，从历时性的视角论述了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变迁。第二章论述了景德镇瓷业变迁的驱动因子，分别从海外贸易驱动、技术驱动和文化审美驱动的视角论述了景德镇瓷业变迁的多重因素。第三章论述了全球化早期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本章主要就宋、元、明、清不同朝代景德镇陶瓷海外贸易背景下的陶瓷文化变迁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和思考青花瓷、纹章瓷和克拉克瓷、洋彩等瓷器产品中的外来因素，揭示早期全球化背景下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初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历程。第五章论述了大工业时期景德镇陶瓷发展历程。第六章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手工生产技艺和传统生产模式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重构，以御窑、瓷业公司、十大瓷厂和陶溪川等为个案进行研究，具体而深入地揭示了中西文化激荡下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完整轮廓，并对新的历史背景下景德镇陶瓷如何走出去进行了初步思考。结语部分在总结景德镇瓷业发展模式基础上，从整体性视角，分析论证了景德镇瓷业变迁的文化因子以及器物认同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二）主要观点
首先，千年传统和行业制度凝结而成的景德镇制瓷业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一方面易于接受新技术，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巨大的保守特征。在景德镇瓷业发展变迁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是维系景德镇瓷业发展和辉煌的重要因素。从青白瓷到青花瓷，再到彩瓷，景德镇瓷业成为世界瓷器制作的集大成者，其背后关键性的原因是随着文化发展而不断变迁的陶瓷生产理念。这种生产观念与产业发展变化还体现在生产技艺方面，到了明清时期，景德镇已经形成了手工模板化生产体系，诚如宋应星所论，“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可以这样说，这种产业模式已经达到了传统社会高效生产合作的极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种产业模式所形成的“惯习”促成了瓷业手工业城市文化的构建。具体而论，这种全方位的影响既体现在瓷业生产中的行规，还包括以瓷业生产为主导的城市特色和消费文化。这也就意味着，近代以来的瓷业改革必然面临来自传统的抵制和反抗。尽管这种情况存在于所有改革之中，但在景德镇遭遇到的抵抗可能是最为激烈的。因此，选取在不同时空和语境下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探究维系城市千年瓷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
其次，以西方工业文明和大工业制瓷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生产体系和以东方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手工生产体系是陶瓷领域中西文化激荡的核心内容。中西陶瓷文化的激荡与融合是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点，如何全方位解读激荡对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影响，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课题组认为，激荡为两种或者多种力量的相互冲突与碰撞，是在力量均衡的情况下出现了利益博弈，进而相互妥协形成新的文化模式。文化融合是两种文化主体在接触另一种文化的前提下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接受或借鉴其文化的一种态势。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到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被迫全方位开放市场，景德镇瓷业生产遭遇到了巨大的冲击，而由于传统力量的存在，在两种生产体系冲突的局面下，开启了激荡与融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在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前期，以景德镇为主导的瓷器贸易居于引领地位，欧洲各国处于模仿和跟随状态，谈不上双方文化的激荡。但不可否认的是，到了后期，欧洲来样加工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等类型也对景德镇瓷业产生了影响，但对整个产业体系并没有带来大的改变。到了18世纪初期，欧洲各国逐步掌握了制瓷技术，开始缩小从中国进口瓷器，但景德镇依旧依靠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市场维护繁盛的瓷业生产，对其生产变化很难说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在课题研究中，尽管明清时期是课题组关注的对象，但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强势影响下，景德镇出现的全方位制瓷技术和生产模式的改变。
最后，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和陶瓷文化在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冲击下，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变迁，在新时期又呈现出一种新的传统文化回归的前景。在全球化早期阶段，景德镇瓷器对欧洲社会生活和消费文化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种以机械化为主导的新式生产模式对景德镇瓷业生产体系及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生产体系方面，手工模板化生产模式遭遇到机器大生产体系的冲击，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被动情形下进行改变。在器物风格方面，传统器型和装饰图案越来越不受市场的认可。瓷质洁白、包装精美的机制瓷器推动景德镇陶瓷器物风格的改变。在传承方式上，原本师徒技术的传承体系无法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需要，新式陶瓷教育应运而生。在社会组织方面，原本以血缘、地缘、业缘为主导的瓷业社会出现问题，难以适应新式产业发展需要，出现了新的以志缘为主要形式的新型社会组织。
（三）课题研究视角
全球化视角。景德镇是中国最早全球化的手工业生产区域之一，为此，课题研究将景德镇置于中西文化激荡下的全球文化视阈之内，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首先，景德镇陶瓷器物是全球性的商品。从宋元勃兴到明清鼎盛，景德镇瓷器产品均打下了融合世界文化的烙印。在全球性贸易历程中，景德镇瓷器产品也实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和革新，从青花瓷到五彩瓷，从传统器型，诸如碗、盘、碟等到啤酒杯、咖啡具等，景德镇瓷器产品类型变迁能够透析出开放的全球化生产理念。其次，全球性瓷器贸易的波动影响了景德镇瓷业生产体系的变迁。明清时期，全球性的陶瓷贸易构建了手工模板化的生产体系，进而形成了精细化的分工合作模式，成了当时世界瓷业发展模式的样板。近代以来，在瓷器贸易全面衰落的情况下，景德镇瓷业生产体系也进行了调适与改变，开启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复兴和后现代理念影响下，景德镇传统陶瓷生产技艺和柴烧技术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背后的推动力依旧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全球消费文化和理念的变迁。最后，景德镇城市文化变迁深刻打下了全球化的烙印，构筑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是这座移民城市最为典型的特征。大量外来移民为景德镇瓷业发展带来了契机，而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也成就了瓷业从业者的辉煌。当下，许多外来艺术家，包括国际陶瓷艺术家在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创作便是例证。
跨文化交流视角。尽管学术界对文化的界定非常复杂，也具有多种含义，但不可回避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成的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理，在景德镇瓷业发展过程中，文化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即便我们认可原生性的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正是在开放包容理念下不断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化的发展成果才促使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如青花瓷的创烧成功，其造型与纹式的域外风格是跨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果。珐琅彩和新彩的绘画风格及其色调显而易见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诞生的，而当代陶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初就是一个舶来品。因此，跨文化交流的视角也是课题组研究的方法之一。
器物文化视角。一代之器物见一代之文化。器物也用另一种方式书写历史和记录历史。陶瓷是日用器物，是文化的物质符号。但在时空转换中，它也随着时代和时空而发生身份转换，从世俗到神圣，从物质到精神，从符号到美学。作为日用之物，陶瓷的产生就是致用利人，就是造福百姓，养育百姓，改善百姓生活的实用之物。陶瓷满足日常饮食文化之需，改进民众生活之质，提升民众生活品位。陶瓷生产是一方百姓安身立命的行业，也是经世致用的物质表达。作为礼器，陶瓷曾是玉器和青铜器的替代品，陶瓷从世俗日用而登堂入室，成为神圣仪式上的神器，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当瓷器完成华丽的转身之后，陶瓷就成为能够沟通和对话普通民众、皇家贵族和神祇的日用之物、文化之物和神圣之物，也就在特殊文化语境中实现了物的身份转换。对景德镇御器厂和御器而言，陶瓷又从民间实现了向权力巅峰的仰望。陶瓷生产和陶瓷器物打上了制度文化和等级身份的烙印，具备了政治叙事和权力美学的条件。其中帝王独尊性和权力识别性在器物形制、体量、色彩运用、龙纹典型特征上，以及某些符号上表现鲜明。外销瓷和纹章瓷同样反映出欧洲社会日常生活背后的器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