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景德镇陶瓷文化内涵及变迁概述_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研究-QQ阅读男生历史网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三节景德镇陶瓷文化内涵及变迁概述

景德镇是中国首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最具盛名的世界文化品牌之一，是地理标志原产地。景德镇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是一个值得言说的文化符号。成就景德镇世界名城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是其高度发达的瓷业生产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景德镇瓷业发展既是中国器物文化变迁的缩影，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沉浮的表现。因此，通过对景德镇瓷业文化变迁个案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更为清晰地了解中西文化激荡的几百年历史，尤其是近百年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和器物文化的变迁。

就课题研究自身而言，要全面准确回答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瓷业变迁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要研究变迁，首先要探究变迁前的文化生态，变迁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变迁以后的文化呈现等。但问题是，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时段、多角度的历程，变化是整个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常态性的现象。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瓷业表征又有什么样的冲突与融合？背后的各种文化驱动因素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关照到各种因素在景德镇瓷业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影响力和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发展和融合，进而成为影响景德镇瓷业生产变迁的重要驱动力。此外，这些因素又会如何地此消彼长，如何相互作用与互动，成为决定景德镇瓷业生产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因素和影响力。

一景德镇陶瓷文化和瓷文化圈的内涵

文化似乎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每个人都能说出有关文化的看法和见解。但文化其实又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因为每个研究文化的学者都有一个文化定义。《辞海》给文化下的定义是：广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英国学者，“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与习惯”。尽管中外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对文化包含的内容和分类却有较大的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四个层次。

参照国内外学者有关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定义，结合本课题研究，我们认为：景德镇陶瓷文化是以景德镇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为主要范围，围绕陶瓷生产的全过程而呈现的瓷业整体文化业态。主要包括：以制作燃料、原料、窑炉、工具、厂房和器物为表现形式的物质文化；以烧做两行的瓷业生产者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反映的有关技艺传承、程序、习俗和仪式、从业人员生活方式、禁忌等为表现的行为文化；以圆琢二业、五府十八帮、窑户和瓷商、用工制度、官窑等级、民窑管理等为表现的制度文化；以器物造型设计、装饰符号、审美情趣、行业信仰、艺术风格等为代表的观念文化。转换视角进一步分析，景德镇陶瓷文化是陶瓷生产过程中自然系统、工具系统、心智系统、器物系统、审美系统、信仰系统的弘大体系，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景德镇陶瓷手工业生产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人地关系、技艺关系、产销关系、官民关系、雅俗关系、神人关系的历史呈现。

瓷文化圈。文化圈既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是文化概念。文化圈概念最初由奥地利学者W. 施密特用于研究民族学，后来被文化人类学者借鉴研究文化传播。对于以景德镇为核心的瓷文化圈而言，这一概念的范畴更为复杂，也更具代表性的意义。具体而论，以景德镇为核心的瓷文化圈包括瓷器生产技术的变化、瓷器贸易的发展与演进以及瓷器文化交流与传播等多重因素，形成了区域性和世界性的瓷文化圈，此文化圈包括原材料供应和技艺圈、瓷器制作圈和商品销售圈。

以瓷器生产为主导构筑的人地、城乡等多重因素互动，形成了景德镇瓷文化圈的基础圈层。如前所述，就景德镇瓷业生产转型而言，呈现出由“四方八坞”向景德镇城区集中的汇集模式。宋朝以前，景德镇既是生产地，又是区域贸易中心。在当时生产条件下，景德镇更多承担了贸易中转站的职责。周边的湖田、白虎湾、盈田、瑶里等处均生产瓷器，这已从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明清时期，由于瓷器烧造技术的进步，景德镇逐步成为生产中心和贸易中心，而周边地区完全演变为人力、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区域，形成了景德镇与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如果以景德镇为原点，分析整个生产内部圈层的变迁与发展，就能明晰的分析出景德镇瓷业生产与发展。宋元以前，由于景德镇瓷业生产处于相对分散的地位，景德镇瓷业生产中诸多小型生产中心均是以窑炉为主，形成小型生产区域。到了明朝时期，瓷窑向景德镇集中，周边地区便形成了固定的原料和燃料供应模式。比如，高岭地区的瓷土、瑶里的釉果和浮梁山区的窑柴、都昌的技术人员和徽州的商人等。随着景德镇瓷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江西省内诸多区域的船帮和全国范围内的商帮就成为了景德镇瓷业生产内部圈层的重要组成元素。

以瓷器制作技术及其影响为基础，形成了景德镇瓷文化圈的第二个圈层。对于景德镇而言，青白瓷可以被认为是景德镇原生的瓷器名品。青白瓷也可以被认为是基于景德镇陶瓷原料基础上形成的以独特的材料和釉色为代表的地域性器物文化圈。元朝时期，以蒙古人“尚白”心理特征为基础，以对外贸易为目的，景德镇制作出闻名世界的青花瓷器。青花瓷是在域外文化影响下，并在自身文化基础上转化的新的器物代表。明清时期，更是在基础和外来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制作出了五彩瓷器，促使景德镇瓷业达到了巅峰状态。

以瓷器贸易为基础，文化交流和技术外传为中介，形成青花瓷的世界性影响，是瓷文化圈的第三个圈层。具体而论，在景德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陶瓷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促进了自身制瓷业的进步，也将景德镇陶瓷生产技艺和文化传播出去。从青白瓷生产到实现对天下窑器的仿制，景德镇依靠与外界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不断地创新、融通从而长时段站在世界制瓷技术的前沿。而在景德镇影响下，许多地区掌握了青白瓷生产技术，生产出了具有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产品。元朝时期，在蒙元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互影响下，景德镇制作出青花瓷器。而这一产品产生了世界性的重要影响力，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开始仿制景德镇瓷器。明清时期开启的早期全球化历程，最终形成了世界青花瓷文化圈。

为了生产出类似中国的瓷器，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景德镇生活了很长时间，最终发现了瓷器生产的秘密，将其详细记录下来并寄回欧洲。欧洲人也因此掌握了瓷器生产秘密，并成功烧造出了有欧洲文化特色的瓷器。德国的麦森、英国的威奇伍德、法国的利日摩、荷兰的代尔夫特等地的瓷器生产均受到了景德镇制造技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景德镇瓷器不仅改变了许多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还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在前现代的社会语境下，景德镇瓷器也是最早全球化的商品之一。

二景德镇模式的内涵

景德镇可谓“一城千面”，在不同的语境和认知者视角中有不同的结论。就普通民众而言，历史上的景德镇是中国瓷器的代称，而现实的景德镇是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在研究者来看，景德镇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瓷业手工业生产城市，是中国器物文化的代表，而当下的景德镇正在进行生产体系的转型；在消费市场和精英文化来看，景德镇御窑产品是奢侈品的代名词，而当下的景德镇制作精良，艺术品位高的陶瓷依旧受到市场的青睐。而对于大多数陶瓷爱好者和创作者而言，景德镇一直是瓷器生产的“最佳选择地”。如何从认知者的不同看法中，探求和回答景德镇变迁的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而全方位地说明问题，是课题组研究的方向。

（一）景德镇瓷业的生产组织系统

“景德镇模式”主要是指景德镇成长的原因和具体的陶瓷文化业态，侧重于从景德镇陶瓷业态进行整体分析和具体描述。就景德镇陶瓷生产和陶瓷文化而言，有一个本土性成长的环境和机制，也有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的因素贯穿始终。“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和“水土宜陶”反映的是景德镇制瓷历史和制瓷的优越条件。“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说明了景德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景德镇瓷业生态形成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相互结合，共同成就了瓷都的地位和影响力。总体而言，以瓷业生产为核心，形成的生产、贸易、生活及其生活习俗与信仰的完善的手工业发展结构被我们命名为“景德镇模式”。具体而论，在不同生产环节中的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生产模式也是景德镇瓷业生产最为关键性的要素。

首先，景德镇瓷业生产形成了手工模板化的生产体系。“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44] 在长期的生产分工合作中，景德镇逐步形成了手工精细化的生产体系。从练泥到瓷器运输，均由不同的从业人员来负责，不同的环节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瓷器的生产和贸易。这也就意味着很早以前，景德镇就形成了手工精细化的生产分工合作模式。以瓷器制作为核心，将所有从业人员联系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不仅能够保证瓷业生产的快速周转和进行，也更有效地保证了不同从业者能够长期从事一个工种，从而保证了各生产环节的质量。

其次，以瓷业生产为核心，构筑了景德镇的文化形态和社会习俗。景德镇是单一瓷业手工业城市，瓷业是支柱性行业。因此，以瓷业生产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涉及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城区空间布局上，每个街道和弄堂均与昌江相连接，以有利于原料、燃料以及产品的运输。此外，整个瓷业生产以御窑为核心，形成了民窑生产和烧造体系，有利于整个瓷业生产的开展。在城市空间活动中，瓷业生产和运输人员以及与瓷业相关的问题，永远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路上行人不注意碰到街上的挑坯师傅，不仅要赔付瓷坯的钱，还要请相关人员到酒楼吃喝；如果有人捡拾路边的窑柴，也要受到处罚。这些生活中小的细节，恰好论证了瓷业是整个景德镇的核心。甚或在日用饮食中，猪血这类清肺的食物永远是最受欢迎的，也是如此。生活的细节恰恰能够证明景德镇瓷业生产中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的要素，更是景德镇整个文化生态的体现与反映。

最后，从世界范围瓷业生产、贸易和陶瓷文化的交流、影响和发展来说，“景德镇模式”无疑是英、荷、德、法等欧洲诸国瓷业的直接蓝本和圭臬。欧洲瓷业生产的早期阶段深厚的景德镇印记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当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高奏凯歌，西方瓷业从东方的经验型提升为理性型的生产模式，欧洲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突破。其结果是中国瓷业的学生后来居上，在“西风东渐”的社会背景下转而对中国、对景德镇瓷业产生重大冲击和影响，也在18—20世纪的景德镇陶瓷生产和陶瓷文化打上明显的欧洲文化印记。现代陶瓷工业体系的建立，瓷业生产的机械化、瓷业原料的化学工业以及瓷器设计的西方造型，装饰中的西方色彩、图案和符号，陶瓷技艺传承的西式学校教育方式，当代陶艺的西方话语等，都是在近200年西方文明的强势激荡下而发生和形成的。从长时段看中西文化的激荡和交流，就会发现这一双向互动、碰撞融通的过程。

（二）多元互动的景德镇瓷业社会系统

景德镇瓷业发展中的各种互动因素表现如下：人地关系、城乡关系、土客关系、官民关系、雅俗关系、中外关系，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瓷茶关系、技艺关系、产销关系、圣俗关系等共同形成一种瓷业文化生态和行业结构关系，成为瓷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和独特行业生态系统。在景德镇瓷业发展过程中，所有因素结合起来才成就了其发展的地位。换言之，正是所有的因素才成就了景德镇天下瓷都的地位。笔者也承认，其他陶瓷产瓷区域也具有其中的几种特征，但正是因为景德镇具有所有的因素，才成就了其辉煌的地位。

人地互动。丰厚的陶瓷生产资源是成就景德镇瓷业辉煌的关键性要素，而不断追求创新的瓷业从业者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历代文献中，都有关于景德镇“水土宜陶”的记述。以发脉于黄山，从黄山至五华山到景德镇南山一带山系，是制瓷材料（瓷石和高岭土）的主要产地，瑶里、高岭、寿溪、寿安、三宝均属同一条山系，提供充足的矿藏资源，也便于早期制瓷人员开采，而这几处正是历史上浮梁地区制瓷村落。浮梁属于南方丘陵山区，以昌江水系为纽带，沿江两岸都是小丘陵山系，山多林茂，盛产松木和各类植物，是瓷器烧造的主要燃料。此外，浮梁地区年降水量充足，境内小山连片，溪流众多，北河、东河、西河、南河四条河流依次汇入昌江，穿城而过。发达的昌江水系既为制瓷提供充足水力和用水需要，又成为原料、燃料的供应运输主要途径。而相对安定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到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是对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经典概括。从历史发展历程来看，景德镇瓷业从业者很好地利用自身的资源，并实现了发展与创新。窑火千年不息，这其中有自然的恩惠，也有先民的勤劳和智慧，更是中国农业社会“人地互动”的经典个案。

城乡互动。历史上产自景德镇地区的瓷器被称为饶器。因为景德镇隶属浮梁，而浮梁属于饶州府管辖。从瓷业成长线路来看，从唐代开始生产瓷器，到宋代生产青白瓷，加之明代和清代御窑的原因，景德镇成长为瓷业之都的过程，也是景德镇制瓷由村到镇，由镇到城，是技术不断提升，产品不断丰富，产业体量增加，逐渐向城区汇集，成为完整的产业链的过程，也是城乡互动的结果。唐宋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分散在瑶里、湘湖、南市街等周边地区，景德镇是瓷业贸易运输的集散地和销售中心。从元朝时期，瓷业生产开始向城区集中，成为了生产和贸易中心，周边地区为瓷业生产提供原料、燃料和人力。到了明清时期，瓷业生产已经从农工结合的发展模式向职业化瓷业生产转变，实现了制瓷模式的专业化发展。城乡资源和人力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原料、燃料、人力、资金、信息、技术等全新的产业业态，而这种业态中，渗透着地缘、血缘的关系，也有最初的瓷业分工和产业结构的萌芽。

土客互动。景德镇是一座瓷业移民城市，根据宋代汪肩吾的《昌江风土记》记述，“土著十之二三，客籍十之七八”，表明了外来移民在景德镇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瓷业因素，景德镇的制瓷人员也从最初的浮梁土著，不断吸引外来移民加入其中，最后形成一座移民城市。土客互动的过程与制瓷业从四乡八坞汇集到城区的过程是同步的，也和工匠八方来的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步。这在景德镇城市街区名称和景德镇瓷业人员分成“五府十八帮”以及景德镇市民众多信仰中可以读出其中的线索和逻辑。景德镇有许多以姓氏命名的城市街道，如蓝家祠、徐家街、侯家弄、吴家祠、毕家弄、许家弄、程家巷、苏家弄、陈家弄、金家街、戴家弄、刘家弄、江家弄、陈家岭、钟家弄等，这些地名大多是浮梁本土居民早期居住地的地理空间的记录。此外景德镇还有许多以外来移民行政区域命名的街道，如新安巷、抚州弄、建昌弄、汉阳弄、湖口弄等，也以另一种方式记录了移民的来源地区。历史上到景德镇的各地移民建有许多会馆，如都昌会馆、苏湖会馆、湖北会馆、南昌会馆、饶州会馆、吉安会馆、徽州会馆、广东会馆、瑞州会馆、建昌会馆、抚州会馆等，这些会馆数量之多充分说明景德镇的移民丰富性。移民不仅是瓷业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承载者，也带来原籍所在地的不同信仰，形成了景德镇这个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信仰文化体系。景德镇不仅有瓷业行业神信仰，也有全国性佛道信仰，还有湖北移民的真武信仰、徽州移民的汪王信仰、南昌移民的哪吒信仰、湖南移民的泗王信仰以及福建移民的天后信仰等。土客互动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也在城市建筑、语言生活、行为习俗、精神信仰等多个方面打下深深的印记。

官民互动。官方的推动是景德镇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宋朝时期，由于受到宋真宗的赏识，景德镇瓷器才名扬天下。到了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了瓷业管理机构——浮梁瓷局，还出现了专供元朝政府的御土窑，表明了官方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高度认可。在此背景下，青花瓷的出现开启了景德镇新的辉煌。明清两代，御窑的设置更确定了景德镇独尊的历史地位，使得这个城市与中央政府，与上层社会，与权力核心有了直接关联。官窑追求精益求精和不断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也推动了景德镇民窑业的发展。这无论是从窑炉烧造技术、瓷坯生产体系和社会文化方面均有体现。在此局面下，民间社会组织和瓷业帮派势力影响巨大，景德镇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势力、行业势力和官方势力三方博弈的地方。御窑厂主管人员，中央政府派驻的督陶官员和地方大员形成景德镇独特的多重官方背景和管理制度，也必然会形成不同于地方的官民关系和政治文化。帝国统治者直接关注和影响瓷业生产，巨大的资金注入这个小城，权力美学和上层生活介入瓷器设计，官方力量介入瓷业生产管理过程，官民互动也在多方面展开。试想一下，中央王权的经费来源，钦定的督陶官，最好的技术和资源，生产帝王使用的器物，这一切都让这个小城具有某种荣耀，带有某种光环，也形成不同于中国其他县域小城的官民互动关系。

雅俗互动。景德镇是传统瓷业手工业城镇，也俗称“草鞋码头”，五方杂处，是典型的底层社会，但因为精美的瓷器，景德成功实现了世界各方的联系和沟通，而成了“天下瓷都”。这种貌似二元悖论的局面，恰恰是景德镇瓷业生产体系的魅力。从产品类别来分析，官窑产品和民窑产品也能体现出雅俗互动的情况。作为曾经的世界日用瓷之都，景德镇陶瓷产品既有满足民众生活的日用品，又有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的日用和陈设品，实现了陶瓷艺术创作的全方位互动。这个城市到处显现民间性和底层性，流行俗文化的“小传统”符号。然而景德镇转瞬就呈现其高大上和雅正的一面，普通瓷泥，经窑火幻化便成为端庄高雅、如冰似玉的器物；景德镇御窑厂有当朝最好的设计样稿，御窑厂仿制的是历代最经典的器物，创新的是最时尚的色彩和纹饰，以大自然色彩为美学追求的瓷器釉色，更是以“一色胜万彩”的镜像呈现和引领上层社会的时尚；御器天生带有高雅气质，以端庄大气的“大传统”而从景德镇进京“面圣”。瓷器之雅在于釉色，瓷器之高贵在于器形，瓷器之制度表现在纹饰方面。从技术到工艺、从器形到装饰，均体现出雅俗互动的局面。

中外互动。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品质精良的景德镇陶瓷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无论是精美的瓷器产品还是景德镇制瓷技艺均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欧洲社会为例，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引发了欧洲上层人士对东方文化想象。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文化也对景德镇瓷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瓷器装饰为例，无论是青花、珐琅彩还是洋彩，均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克拉克瓷直接是中外互动的产物。欧洲大工业革命带来的制瓷技术和生产方式对景德镇瓷业造成了颠覆性冲击，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和审美对景德镇陶瓷装饰的影响，这些都促使了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发展演变。也正是中外文化的互动，推动了景德镇瓷业不断创新与发展。

这些瓷业生产中形成的各种因素的相互融合，最终促进了景德镇瓷业发展。深入探究可以将这些关系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景德镇瓷业内部关系系统中，主要包括人地互动、瓷茶互动、土客互动和城乡互动等因素。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景德镇不仅是优质瓷器的生产地，也盛产茶叶。正因如此，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景德镇瓷业内部多种要素的合理互动。第二，在促进景德镇瓷业辉煌的诸多元素中，官民互动和雅俗互动，构筑了景德镇完善的瓷业生产体系，而正是这些元素才最终成就了景德镇瓷业发展。历代官方对景德镇瓷器的推崇，带动了精英群体对景德镇瓷器的认同，出现了景德镇精品瓷的兴盛，而与精品瓷相配套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批量化的日用瓷的生产与制作，进而生成了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陶瓷产品。第三，中外互动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外部推手，背后有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正是在不断发展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景德镇瓷业生产达到了生产的顶峰。

景德镇制瓷史上，无论是技术人才，还是文化信息都是开放的，不断地处在学习、模仿、吸收和创新的过程中。物的流动背后是人的流动、技艺的传播；而人的流动背后一定是物的变迁和文化融通。资源流、技术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产品流、价值流构成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生态系统和产业结构的另一种表达体系，也引发了从青白瓷、青花瓷、五彩瓷、粉彩瓷到现代陶艺的器物风格变迁和手工业技术到现代工业技术的制瓷技术变迁。

三全球化语境下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变迁

（一）全球化概念的界定

根据学术界关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概念，我们将全球化发端定义为16世纪初期。在本课题研究中，课题组将“全球化”定义为两个阶段：从16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期，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当然元朝对景德镇而言也非常重要，而青花瓷可以被认定为早期全球化的重要代表；从20世纪初期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文化激荡表现得非常明显，激荡意味着双方都挟裹着巨大力量进行全方位的碰撞，呈现出明显的消长态势，发生剧烈变迁。通过两个阶段在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历程，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把握其发展脉络。仅从瓷器贸易和物质文化交流来看，明代以前，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从交流内容上是中国输出时尚产品，影响域外国家；从文化心态上表现为开放和平等，包容和借鉴。清代中期以后，西方文化表现为强势，挟工业革命的成果长驱直入，国人文化心态也有重大改变。西方陶瓷文化也影响到中国瓷业，以致近代以来中国陶瓷文化产生重大变迁而呈现新的景象。换言之，欧洲社会在百年的历史时空中完成了购买中国瓷器、定制中国瓷器、模仿生产中国瓷器到生产欧洲自己的瓷器的过程。经过上述四个阶段，从文化上实现了欧洲瓷业中国化到“去中国化”的完整逻辑。中国瓷器在欧洲诸国近百年的狂热和流行，对欧洲上层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还对欧洲知识分子在16—18世纪出现的“东方想象”有直接推动。而这一过程背后有时尚生活方式和精美物品的物用心理，也有欧洲统治者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量，还有欧洲人士对来自东方瓷器对欧洲社会产生冲击和影响的忧虑和排斥。

（二）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动力

论及景德镇陶瓷文化为什么会发生变迁这个主题，理由不外乎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被动和主动两个维度去分析。文化是因人、为人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说到底是与人有关的物质、行为、制度和观念的变迁。而人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功利的因素和功能的因素在瓷业生产和陶瓷文化变迁中是最重要的原因，技术和观念则是两个层面的关键推动力。

首先，利益驱动是导致器物文化变迁的首要动力。千百年来，陶瓷是景德镇一方百姓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宋代青白瓷流行与畅销与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元代青花瓷曾经是蒙元帝国重要的财富来源。明代青花瓷作为海上陶瓷之路的大宗货物，外销带给生产者和贸易者带来了巨大利润。清代彩瓷的风行同样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瓷仍然是国家换取外汇的大宗产品。

其次，王朝的兴替是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外在原因和推动力量。如果说追求经济效益是陶瓷文化变迁的内在原因，那么政治和制度变迁，当权者的行为心理和权力美学就成为文化变迁的外在原因和推动力量。景德镇瓷业的勃兴正是从宋真宗赐名“景德”开始的。蒙元帝国入主中原，实行的手工业政策直接改变了瓷业生产格局。浮梁瓷局的设立，政府主导贸易是景德镇青花瓷生产的直接原因。明代帝王对汉文化的重拾直接导致了有别于元青花的明代永宣青花，也产生了一代器物美学代表的大明古彩瓷，与朱明王朝的直接相关的五德终始说，是明代红釉瓷的催化剂。清代彩瓷的流行与康雍乾三代帝王的喜好息息相关。

最后，异文化认同是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文化心理基础。从市场消费来说，某种货物的流行与消费者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元青花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造型与纹饰就与草原民族文化和审美有关；明代外销瓷的装饰风格成为后世的经典样式也与异文化认同有某种关联；清初代帝王对西方文化的喜好，西洋画家郎世宁长驻宫廷，是珐琅瓷和粉彩瓷的出现的重要推手和文化原因；民国浅绛彩、现代陶艺等背后都有社会心理和审美文化的背景和因素。

（三）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的历程

早期全球化与青花瓷中的伊斯兰文化印记。唐宋时期，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南青北白、双峰对峙之态势。瓷器造型以传统器物为主，由于技术和审美时尚原因，瓷业工匠只在釉色上下功夫，以模仿玉器质地和美学为追求。陆羽在《茶经》中论述道：“越窑似冰，邢窑类雪；越窑类玉，邢窑类银。”陆羽给出的邢窑不如越窑的理由，是以当时社会的崇玉心态和美学标准来定论的。而这种瓷器制造和欣赏文化语境，又是以传统中国文化为圭臬的。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蒙古贵族成为官方文化和审美时尚的主导力量，传统中原文化受到草原民族文化的冲击。蒙古族尚白的传统和对蓝天白云草原景色的偏爱，宋代五大名窑的审美时尚被蒙元尚白的美学趋势所取代，枢府白瓷风行一时，青花瓷也随蒙古大军横跨欧亚大陆，作为大宗贸易货物风行域外，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符号。青花瓷生产可以说是伊斯兰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汉民族手工艺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景德镇贡献给全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青花瓷无论是造型、形制、色彩、装饰图案都与唐宋瓷器有很大的不同；从审美时尚来说，更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唐宋时期崇尚单色釉，崇尚简约和文人美学的瓷器文化被草原民族崇尚繁杂、喜欢图案的伊斯兰风格所取代；儒家的典雅美学让位于少数民族的豪放美学。尽管蒙元帝国维持不到百年时间，但对中原文化和器物美学的冲击却产生文化融通而成为一种新的审美趋势和时尚符号。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钟情于绿色和蓝色（注：在中国古代色彩文化中，青、绿、蓝都属于青色系，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说，而绿是青的一种），青花瓷就成为了早期全球化时期最受欢迎的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景德镇瓷业发展。这从存世的元朝青花瓷器大量保存在中东地区就可以证明。明朝时期，作为全球性的商品，青花瓷器也与欧洲社会喜好有很大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明朝文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接受青花瓷器，并对青花瓷进行文化改造，使之成为明代瓷器的主流。在青花瓷的问世和风行全球的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第一次变迁过程中，元帝国的工匠和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青花瓷的生产和制作是元朝对外贸易的体现，是贸易性产品。这从最初的制瓷原料苏麻离青来自于中东也能证明。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在郑和下西洋时期，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原料主要来自波斯（今天的伊朗地区），而到了1433 年以后，由于不再大规模进行对外交流，这种优质的制瓷原料也逐渐消失，这也能够证明青花瓷至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欧洲文化影响下而创烧的粉彩瓷和洋彩瓷。当中国人早在汉唐时期就在使用精美卫生的瓷器时，欧洲上层社会通常使用的是银器和炻器。这些器物有其自身不可回避的缺点，不易清洁，对人体身体健康有影响。因此，当中国制作的光洁明亮的瓷器经过贸易转口到达欧洲的时候，引起了欧洲社会权贵人士的追捧。在中西真正实现直接贸易以后，欧洲社会更是掀起了对中国制造瓷器的疯狂。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到法国亨利四世，从查理二世到威廉三世，欧洲上层社会流行收藏和使用中国瓷器，掀起了对景德镇瓷器的狂热追求。从景德镇订购瓷器，催生了景德镇瓷器的一个新品种——外销瓷。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开始学习中国瓷器制造的方法。到18世纪中期前后，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掌握了瓷器的生产技术，具备了自身制造瓷器的能力，开启了欧洲陶瓷生产与制作的历史。外销瓷对景德镇瓷业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也逐步促使了景德镇在制作过程中吸收借鉴欧洲文化。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商品贸易中，欧洲定制产品的纹饰、色彩和器形对景德镇陶瓷生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后来的来样加工过程中，为了满足生产欧洲需要的瓷器，景德镇也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开始生产与欧洲其他材质日用器物相类似的多种瓷器产品。其次，清朝中期以来，许多传教士和艺术家到中国传教和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欧洲油画创作技艺和手法带到宫廷，影响了当时帝王的审美。著名的代表是康熙时期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对宫廷艺术创作的影响。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郎世宁到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创作或者为御窑瓷器制作提供样品，但御窑产品无疑受到郎世宁艺术创作的影响。在珐琅彩的影响下，景德镇制作出仿制洋彩的粉彩瓷器。“圆琢白器，五彩绘画，仿西洋曰洋彩。选画作高手，调和各种颜色，先画白瓷片试烧，以验色性火候，然后由粗入细，熟中取巧，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色与佛郎色同。”[45] 这里所说的洋彩也就是指景德镇的粉彩瓷器，尽管在当时许多人来看，景德镇瓷器质量要优于欧洲，只是仿造其器物纹饰和色彩进行创作。但也证明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在手工生产技术没有发生质变的前提下，在器型和装饰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近代开启全面学习西方瓷业技艺的历程。在清朝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对于中方而言更多是在平等意识基础上，对欧洲文化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吸收的话，近代以来则开启了全方位学习西方的历程。如果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制造的瓷器在全球范围全面被欧洲制造所取代就是近代史的另一个表现形态。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商品长驱直入，洋枪、洋炮、洋油、洋布、洋火、洋车、洋行、洋瓷到处可见。对中国瓷业而言，洋瓷在中国大地上畅行，国瓷衰败，这是多么无奈的现实。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开启了实业救国的历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那个时代先进中国人的奋斗心迹。中西文化激荡也表现为全方位的激荡，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西方文化强势已成为无可奈何的事实，影响了国人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心态。总体而言，这一历程中，景德镇瓷业开启了全方位的学习西方制瓷的历程。从生产技艺的角度而言，包括窑炉、颜料、新型机械化制作工艺等。从陶瓷器物种类和自身变化而言，外来器物也日益增多。景德镇瓷业在20世纪初也开始了艰难的变革图强之路。这是被动的，也是自醒的开始，如欧洲、日本窑炉技术的引进，机械和化学进入瓷业原料生产领域，绘瓷风格的变化，技艺传承方式的变迁，审美时尚的改变。景德镇瓷业模式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机械化生产模式），瓷业生产的“景德镇模式”被西方大工业生产模式所取代，景德镇陶瓷文化呈现出深厚的异域文化色彩。一时间，手工制和传统样式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而机械化、贴花、咖啡具、啤酒杯、马克杯、洋彩成为时尚和潮流。这一时期的瓷业文化变迁是在制瓷技术体系发生重大变迁基础上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变迁。

欧美后现代文化影响下的当代陶艺创作。如果说早期全球化时代瓷器的世界故事是以中国、以景德镇为圈层核心，以海上陶瓷之路为载体，以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来展开和演绎的，那么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变迁则是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大交流、大激荡而导致的文化变迁。这次变迁过程中，观念相撞，流派众多，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化趋势。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百年前洋务运动的一种回望和承续，那么经过百余年的文化激荡和文化交流，当代中国的新文化语境和百年前相比已时过境迁，面貌一新。经过中国志士仁人百余年的努力和奋斗，流血牺牲，中国人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中国在经济上开始腾飞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由文化自卑、步入对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文化的一种新阶段。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自觉、自尊正在朝文化自强、文化自信方向发展，对世界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态度也由过去的盲目崇拜、盲从、模仿开始变得越来客观、理性、全面和多角度。百余年的中西文化激荡，带给中国许多变化，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在这一历程中，中国人完成了对传统的解构、对现代的追求，也正在开始传统的现代重构的宏大任务，景德镇陶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这次陶瓷文化变迁是以文化变迁为先导的，在这一过程中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代表的高校设计艺术类师生将扮演重要角色。

四瓷业生产系统的变迁

在持续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景德镇瓷业生产形成并构筑了完善的瓷业生产体系。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手工生产模式达到了全盛时期，而近代以来，景德镇瓷业生产陷入困境，开启了曲折的探索历程，试图以机械化生产重塑瓷业辉煌。就景德镇瓷业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和探究，挖掘瓷业生产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各种因子，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

民窑和御窑生产体系的良性互动是景德镇瓷业系统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历史上景德镇瓷业因民窑而兴，因御窑而起，因移民而繁荣，因外销瓷而旺，因拥有核心技术而长久保持优势，因产品时尚而畅销世界。民窑生产体系是景德镇瓷业原发性产业发展模式，其生产纯粹是自发性的。宋代景德镇瓷业生产已经粗具规模，这从周边地区大量窑址遗存就可以证明。元朝时期，景德镇瓷业在外销瓷的影响下，更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景德镇形成了完善的瓷业手工生产体系。而也正是这一生产体系的建立才奠定了景德镇瓷业生产辉煌的地位，且影响至今。在此基础上，景德镇瓷业生产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宋朝时期，由于受到宋真宗的重视，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并奠定了其自身的辉煌地位。元朝时期，景德镇已经有专门生产官方和皇家用瓷的场所。“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46] 明朝建立以后，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专门生产供皇帝使用的瓷器，且延续明清两代五百余年的时间。“明洪武二年（《江西省大志》做三十五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国朝因之沿旧名。”[47] 御窑的设立，使得景德镇瓷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超越，更将其地位推向了巅峰。在御窑生产机制的引领下，奠定了景德镇瓷业发展精益求精的生产模式和发展理念。

由经验型向科技型生产体系的转变是景德镇瓷业系统变迁最典型特征。总体来说，景德镇瓷业生产体系由手工模板向机械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转变，同其他瓷业生产体系相比，景德镇有着独特的发展体系。对景德镇瓷业演变发展体系进行总结分析，可以探究其发展变迁历程中的生态文化。就历时性发展而论，景德镇瓷业生产经历了以下的演变和发展阶段。宋朝之前，景德镇陶瓷生产模式是以瓷窑为核心，形成的区域产业发展体系。而以水系为依托，将不同的窑口连接起来，形成网络型的生产发展模式。元朝一直持续到明清，由于景德镇瓷业声誉日隆，周边地区的瓷业生产逐步向城区集中，进而形成了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就是精细化的分工与合作的产业发展体系。周边地区为景德镇瓷业生产提供人力和原料，景德镇则逐步演变为瓷业生产和贸易的中心。而在瓷业生产内部，更是形成了精细化的分工合作体系。这种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辉煌。近代以来，在机器大生产影响下，景德镇也试图引进新型的瓷业生产体系。在持续了近百年的努力下，景德镇建立了大型工业化的生产体系，也将景德镇传统手工生产体系摒弃。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文化复兴和手工生产模式受到各方重视，景德镇传统生产体系再次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之中。但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轮回，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

五瓷业社会组织和瓷业信仰变迁

瓷业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景德镇瓷业中的“五府十八帮”，以瓷业生产形成了社会结构与行帮组织是景德镇社会的显著特色。明清以来，景德镇是以外来瓷业移民为主导的手工业发展时期，外来移民在景德镇社会人员组成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也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就社会结构组成演变而言，景德镇也由最初的浮梁本地人逐步变为以移民为核心的手工业生产城市。尽管缺乏相关的文献资料，但宋朝以前，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的大多是本地人，这从瓷窑分布就可以证明。元朝时期，在瓷窑向城区集中的过程中，大量匠籍的外地人来到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部分改变了景德镇的社会结构。元末战争对浮梁本地人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许多人脱离本土，逃向其他地区，为外来人到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提供了机会。随后，大量都昌人来到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徽州人到景德镇从事商业和百货业。此外，江西南昌、抚州、景德镇所在的饶州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共同构成了景德镇移民社会。在社会组织中，各方移民以利益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手工业产业发展社会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十大瓷厂相继成立，原有的以私营、行帮、商会等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机构消失，代之以新型的陶瓷生产组织机构。

瓷业分工合作组织模式。在多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是在外力冲击下，景德镇内部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分工合作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奠定了景德镇瓷业生产机制。在景德镇的历史变迁中，有不同的文化载体表达了这些变迁信息，也有不同的事件记录了变迁过程。浮梁瓷局、御窑的出现，是景德镇瓷业从纯粹客货市场进入“官民互动”模式的开端，对景德镇来说是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其变化和兴衰也与景德镇瓷业息息相关。而窑户、行帮、商帮、牙侩、船帮等群体组织，也随社会变迁或转型，或消失；码头、瓷器街、祠堂、会馆等空间场所，也在社会变迁中发生重大功能和符号变迁；最重要的是，曾经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主的行业和地方治理，在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转变为政府控制和新的党派力量控制为主，传统瓷业中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主的社会结构让位于现代政党的志缘组织。景德镇瓷业社会的官民互动、土客互动和城乡互动，被新型社会组织和治理形式所代替。

新兴瓷业社会组织和结构。20世纪50年代先后建立的瓷业公司、十大瓷厂、景德镇陶瓷学院、国家和省市陶瓷研究所、瓷用化工厂、陶瓷机械厂、原料总厂等现代瓷业生产体系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曾经替代了千年瓷业生产的“景德镇模式”而成为现代陶瓷工业的象征，是20世纪景德镇陶瓷工业和文化的物质载体和表达。令人感叹的是现在有些随风而逝，有些已改头换面，有些却焕发新机。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伴随着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浪潮，“景漂”（注：近年来大量国内外陶瓷艺术家和艺术院校毕业学生到景德镇进行陶瓷艺术创作，被称为“景漂”）、艺术家工作室、现代工业创新区等新事物又走进景德镇，一种历史文化资源的激发机制已经启动，景德镇又迎来一个新时代。回顾景德镇的历史会发现，这个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每每在人们对他已经失望时，却总是能在某种外力作用和文化激荡下，浴火重生。

多元化的瓷业社会信仰体系。以瓷业生产为核心，形成了景德镇的社会发展体系，而在此过程中，起着维系瓷业从业者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完善的瓷业信仰体系。明清时期，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高峰，也是外来移民在景德镇建立会馆，从事瓷业相关行业的人员最多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类信仰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并在民众生产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依照行业和地域来划分，景德镇信仰体系包括两大类别：行业神信仰体系和区域民间信仰体系。

由于瓷业生产根据不同行业来划分，构筑了不同的生产体系，不同的从业者会形成自身的行业崇拜神，来维系生产中各方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所有窑神信仰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转变是由师祖赵慨信仰向风火神童宾的转变。传说赵慨是东晋人，因为把制瓷技术带到景德镇而受到业瓷者的尊重，是景德镇行业神信仰中的最为重要的人物。童宾是浮梁里村人，祖籍匠籍，世代从事陶瓷烧造的“报火”行业。明朝末年由于烧造大龙缸不成，将身赴火，最终烧造成功。清朝建立以后，在御窑厂供奉童宾像，将其封为“风火神”。此外，在民窑烧造体系中，柴窑企业主资金雄厚，每隔几年就要举办隆重的祭祀仪式，进而促使童宾在景德镇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和作用。此外，由于昌江水系在景德镇瓷业生产和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水神信仰也成为景德镇行业崇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行业神信仰之外，景德镇地区也有区域民间信仰体系。包括汪王信仰、泗王信仰、真武信仰、天后信仰等。此外，在景德镇还有全国性的佛道信仰以及近代以来引入的基督教信仰。

[1]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6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2]张星烺著：《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

[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6]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8]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11]安宇、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