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供给效率的抑制原因

发达经济体和东亚成功实现增长追赶的经济体的增长经验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会呈现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且能够持续改善的特征，从而能较快跨过高收入门槛并实现稳定增长。根据联合国PWT9.1数据库中各国相对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数据，欧洲发达经济体在跨过中等收入门槛时，TFP水平基本接近于甚至会超越美国的水平，如法国和加拿大的相对水平分别为1.08和1.04。德国和英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TFP相对水平虽然为0.89和0.84，但进入高收入阶段时已基本与美国相当，TFP相对水平分别为1.01和0.99。后起成功实现增长追赶的日本和韩国跨过中等收入门槛的TFP相对水平分别为0.73和0.74，迈过高收入门槛的TFP相对水平分别为0.82和0.76。中国于2010年刚迈过中等收入门槛，TFP的相对水平仅为0.4，差距较大。

受到二元经济和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这些初始条件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一条低成本、数量型扩张路子，低质量发展的特征比较显著，如长期从事完全竞争产品生产、产业分工大而全但是自主技术创新缺乏。[16]这种工业化方式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在短时期内消除了短缺，把中国推向普遍小康的现代化轨道。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原有粗放型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在国内，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和消费需求升级的影响，传统制造业产品趋于饱和，服务业的逐渐崛起更是不断侵蚀制造业发展空间；国际上，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其低成本给中国造成新的竞争压力，国内低端产业也因此不断被挤出生产领域。中国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增长路径依赖导致TFP贡献长期偏低，进而对现有工业化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方式带来持续冲击。[17]

一 粗放型资本积累挤压了TFP改进空间

作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干中学和复制模式启动工业化。40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快速资本积累，单纯从技术方面来看与其他国家如有类似经历的日本并无本质不同。差异出现在对工业化的认识方式以及组织方式上。正如上文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主义工业化的精髓，就是以劳动力参与利润分享的方式激励劳资双方创新精神，这种激励方式的主要绩效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工业化，其资本驱动建立在技术创新之上，资本积累伴随着人力资本积累与知识创造。相比较而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偏重于物质资本积累的问题比较突出，自身也蕴含了边际效益递减和不可持续性。如表3-4所示，中国GDP增长中投资的贡献一直维持在70%—80%，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在20%—30%。因此，这种较低的TFP的贡献，是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的特有现象。

相关问题的说明如下：第一，投资率高、积累水平高。表3-4显示，在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的1985—2007年，资本投入增长率为11.13%，不论与哪个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相比，这个资本积累速度都是绝对高的。2008—2018年，虽然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资本投入增长率仍然维持在12%左右的高水平。第二，资本收益递减速度快。长期的投资依赖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且，报酬递减和低增长的不良循环越来越明显，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路径依赖的低效率问题越来越明显。1985—2007年，资本效率（即GDP与当年投资之比）为0.52，至2008—2018年，仅为0.34。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快速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将人口红利快速转化为储蓄和再投资的机制，但这种工业化模式本身不具有TFP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创新有赖于熟练技术工人的培育和工匠精神，但是中国现阶段准备不足，TFP贡献偏低的问题必须在短期内扭转，不然经济将面临长期调整的风险。

表3-4 生产函数分解及趋势预测

注：表中数据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Barro-Le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set,2018 June.

二 劳动力再生产及其配置方式抑制TFP提升

就劳动力流动和部门再配置而言，原有粗放型发展方式带给城市化的问题主要是高质量要素供给不足。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城市化经验教训对比表明，劳动力再生产状况直接决定了产业结构服务化主导下的经济效率改进能力以及城市化可持续状况。转型时期中国相关问题表现为：（1）存量上，中国40年的工业化以物质资本积累为核心，加工制造、技术模仿以及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垄断，抑制了中国人力资本升级，高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一直是困扰自主创新的主要问题。无论是工业部门还是服务业部门，均存在低素质劳动力壅塞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效率不平衡状况严重（2008年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是在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实际上，2003年以来，农业部门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大规模剩余劳动力储存基本消失，农业部门每年的就业增量出现持续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就业吸收能力较强的服务业部门已经接替农业部门成为新的劳动力蓄水池。与此同时，鉴于中国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特征，在劳动力和资本向服务业部门配置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同样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结构性减速是必然趋势。在当前发展阶段，如果不能实现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提高服务业效率，则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过程的转变，这一趋势将更加恶化。（2）边际上，工业的资本深化依然较快，由于资本深化的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下降，因此工业的TFP改进较慢或几乎没有改进。大量低素质劳动力涌入服务业，导致服务业人力资本浅化，这是服务业TFP效率无法改进的主因，很多观点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以促进效率改进，但是受制于低素质劳动力的累积，这个调整过程估计比较艰难。

三 政府直接干预的资源配置体制抑制了TFP提升

四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尽管受益于发展型政府，但是这种以物质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干预模式由于受到边际递减规律的制约，长期来看不利于TFP的持续改进；要培育TFP的内生性，实现TFP持续增长和贡献率提升，则需要将政府生产性主导转型至推动社会开发上来，形成一种有效的政府干预方式。因此，城市化阶段政府干预方式转换和制度改革深化，应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内容。[18]

中国采取的政府干预和区域增长极主导的增长发展模式，推动了大规模工业化，维持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种成就得益于标准化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与政府干预模式相容，也与政府促进出口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服务业普遍具有非标性和知识溢出等特征，结构服务化阶段与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差别较大，政府的过度干预往往造成服务业发展效率低下等。具体而言，转型时期制度结构的僵化与不适应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干预体制下服务业部门的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扭曲。典型如非生产性的事业单位以及类似于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部门，资源配置扭曲问题更为严重。我们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受高福利和稳定就业吸引，高层次人力资本（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会过多向非生产性的政府和管理部门或低效率国有企业集中，形成人力资本的行业错配，产生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损失。现阶段的制度组织结构造成人力资本配置扭曲，对效率改进构成严重阻碍，导致后续增长得不到生产效率提高的补偿。（2）政府干预所导致的各种横向分割和纵向分割，使得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各种有机联系被破坏，知识生产配置的关联和溢出渠道被阻断。受到纵向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现有投融资体制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竞争，创新活力难以激发。受到横向分割的影响，结构服务化所需要的网络性联通机制缺失，微观层面上表现在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带动力弱，产业层面上表现为工业发展与服务业发展脱节；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区域发展协作与协调的效率低下。特别是在信息化与知识化主导的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更多地蕴涵在产业融合、区域融合、产业链协同的相互叠加之中，面对这种城市化趋势和要求，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组织模式和政府干预方式显然急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