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供给效率模式重塑与未来产业发展

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正面临发展动能转换和新旧产业交替接续的挑战，发展呈现出种种区别于以往的新特征，如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供给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此时，规模数量型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支撑体量庞大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重塑国家效率模式，摆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提升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能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提出，为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要关口、努力实现创新发展的中国未来经济指明了方向。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含义，是通过投资方式的改变和结构优化提高效率。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与发达经济体的一般性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此时欲改善供给结构，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增长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共同决定的——如果经济增长继续坚持粗放型要素推动，那么，在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约束之下，增长将不可持续。替代路径是通过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此抵消要素报酬递减的限制，实现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一 注重“两个效率”的提升

中国经济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的同步提升，即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一）劳动生产率提升是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劳动生产率可以作为衡量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最综合的指标，特别是将结构性因素作为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根本出发点时，则能很好地反映发展状态和发展转型面临的问题。传统理论认为，提升经济增长潜力需要从生产要素供给部门的再分配入手。因此，后发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过程往往与产业结构变革密切相关，经济演进过程通常伴随着资本、劳动力要素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的流动。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农业部门高，劳动者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就能推动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资本密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当工业部门效率提升与教育回报率同步时，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过程则会同步完成，从而促进整个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进而带动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而经济结构服务化后依靠的是“人力资本密集”来实现生产效率提升，此时劳动生产率增长反映了人力资本深化程度并决定了一国的福利水平。

前文中关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揭示出中国转型时期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和问题，即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原有资本驱动工业化模式的规模效率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服务业主导增长下的新的效率促进模式尚未建立起来，这是所谓结构调整阵痛的根源所在。这种阵痛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近年来随着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存在放缓趋势，而僵化的经济结构甚至可能阻碍效率改进，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并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

中国持续40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主要得益于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但这种增长模式造成对技术进步潜力的长期压抑，导致TFP贡献的长期低估。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短期刺激政策，更是恶化了这种局面，给结构优化造成阻碍。当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所面临的阻碍主要表现为：（1）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利于形成TFP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呈现出资本存量持续加速增长、资本边际收益持续下降的特征。长期的投资依赖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且报酬递减和低增长的不良循环使得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路径依赖造成的低效率问题愈加明显。（2）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技术进步方式，不利于形成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抑制增长效率的持续改进。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大量低素质劳动力部门间再配置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而此阶段的技术进步模式主要通过“干中学”和“投中学”，实现外生的技术进步。由于缺乏对熟练技术工人的培育和工匠精神的缺乏，使得中低教育层次劳动者人力资本升级路径受阻，高层次人力资本培育不足，从而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偏低的现状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发生扭转。（3）政府主导的生产性开发适合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干中学”的效率改进模式，而这种政府干预方式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工业化阶段，政府干预经济的增长模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城市化阶段，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本身具有的非标性、知识溢出性等特征，往往导致政府干预失灵，政府的过度干预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19]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被作为对内生增长贡献水平的测量。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时，才能综合反映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的提升。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增长率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就会提高。而且放大至一国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到内生增长的道路，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才能克服资本深化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减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得我国TFP增速从6.8%下降至2008年的3.3%，至2009年仅为2.1%。为应对危机，我国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采取了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短期内虽使得TFP略有回升（2010年和2011年TFP增速分别为3.3%和3.2%），但并不可持续（2012年TFP又降至2.5%）。随后，我国又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结构性减速的改革举措，如“去杠杆化”“减税降费”等，欲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运行效率。2016年以来TFP增速已呈现出稳步回升的趋势，当前TFP增速为3%左右。

二 服务业主导增长的新型效率模式重塑

重塑增长的新型效率模式，是由发展条件的变化和增长可持续要求所决定的。对于这个趋势和目标，我们的基本判断是：（1）服务业主导城市化过程，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的增长模式；（2）发达国家增长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应视为制造业发展之后的另一个高端，知识生产和配置能力决定了结构服务化过程的效率改进能力；（3）在工业化后期融合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升级与工业结构优化的协同非常重要。

（一）服务业高端化是实现效率补偿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变化是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业在知识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积累升级上功能的有效发挥。根据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经验，服务业应是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继制造业之后的另一个高端，这不仅仅意味着服务业在比重上会实现对制造业的替代，也意味着增长效率模式的更替。尽管服务业替代工业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劳动生产率改进减速（袁富华，2012）[20]，但服务业的高端化是以知识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积累升级为核心，提高增长质量，进而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从长期来看，这一点尤为必要。也即，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是以持久性、平稳性的缓慢改进，来抵消不可持续和增长不连续风险。

（二）服务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和知识外溢性促进制造业升级

由科教文卫和金融信息等支撑起来的现代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知识技术密集性，服务业自身不仅具有高效率，而且是制造业效率改进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日本、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经济追赶的本质即人力资本追赶，特别是在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成败，直接决定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时代的经济质量。相比较起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也很高，但是大多属于成本型而非效率促进型的传统服务业部门，与发达国家服务业本质不同。拉美陷阱的实质，在于无法突破服务业主导时代所必需的人力资本门槛。因此，要想实现工业化后期的有效融合，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作为工业结构优化的条件而存在。

（三）消费结构升级是效率模式重塑和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从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减速增质，发达经济体普遍呈现出高城市化率、高服务业占比和高知识消费占比的特征。被发展中国家长期忽视的消费结构升级环节，恰恰是作为联系服务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以及增长可持续的关键因素所在。广义恩格尔定律表明，当发展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变得重要起来，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转化为创新动力，需求弹性较大的科教文卫等项目居于消费模式的高端。城市化的重要功能是人的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与较高的收入水平相关的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通过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来予以满足，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外溢效应，并把这些效应溢出到制造业。尤其是与高等教育和熟练技术工人教育相关的知识积累，更是城市化新型效率模式最终达成发达阶段高效率模式的关键环节。

三 2020年产业发展及“十四五”时期展望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06504亿元，同比下降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2280亿元，下降5.2%。就第一产业发展而言，农业生产较为平稳，第一季度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就第二产业发展而言，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工业生产下降，基础原材料产业以及高技术制造业有所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其中，电子产业和机械产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家电、通信、石化、有色金属与新材料等产业冲击相对较小。随着复产复工的加快，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已呈现出回升迹象。3月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8.9%，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9%，工业机器人和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12.9%和20.0%。就第三产业发展而言，服务业有所下降，新型服务业发展良好。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5.2%，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2%和6.0%。1—2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下降12.2%，其中互联网相关服务、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0.1%和0.7%。预计“十四五”时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将进一步下降，经济结构将更加偏重第三产业发展。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仅限于中国，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仅限于第一季度，随着有效隔离防控等措施的实施，经济会逐渐恢复。但随着3月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加速扩张，中国出口需求面临进一步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得我国经济不能完全依赖于出口带动，而基建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无法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快速拉升，这意味着我国依赖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需要改变，未来经济将主要依赖于内需增长和消费拉动，第三产业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短期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保就业等政府目标，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增长潜力较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医疗健康产业和电子政务方面的不足，未来“互联网+”医疗教育、电子政务以及远程办公等相关高新技术服务产业发展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创新、融合、协同、开放”的发展方针，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新体系。具体而言：（1）未来要重视制造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枢纽性”作用，谨防制造业过快下降，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发展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很多服务业发展也高度依托于制造业而存在。当下在美国、日本、欧洲等经济体积极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的外部压力下，我们更应对制造业发展守住“底线思维”，争取不能低于25%，未来仍应注重制造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提高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加快发展拥有核心技术的先进制造业，推动其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从而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向制造强国的转变。（2）未来应积极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形成服务业发展的竞争新优势。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会进一步加快服务内容、业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具有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等特征的服务业将加速发展。一方面，围绕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和制造业高端发展的需求，积极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生态系统。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借助新一轮技术改革，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赋能，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创新升级，形成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良性互动。

（执笔人：楠玉、袁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