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美财富比较

财富相较GDP，在衡量一国综合实力方面无疑更具代表性。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将国际竞争置于财富比较之上。事实上，最初的财富估算和研究（如配第的“政治算术”）也主要是出于国家间竞争（甚至是战争）的需要。正因为如此，财富角度的国际比较在大国竞争时代具有更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书以2018年的数据作比较（中国的数据已经更新到2019年）。社会净财富和GDP排全球前四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其中，中国的GDP占美国的65%，社会净财富占美国的80%。并且，中国的社会净财富超过紧随其后的日、德、法、英四国之和，但中国的GDP则略低于后四国之和。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存量赶超方面更为突出！

由图1-4可知，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但2009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逆转，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 GDP 占美国GDP的比重。这从数据角度印证了这样一个判断：“我们正在进入财富时代、资产负债时代。从国际比较看，如果说过去30年主要是流量赶超的话，那么现在已进入存量赶超的时代。”[5]

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存量赶超，除了经济快速增长加上高储蓄、高投资，也包含价值重估因素。后者除了一般资产价格变动，还有人民币汇率变动。2005年7月汇改以来，直到2015年7月，10年间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较大幅度升值（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6月的8.27，升值到2015年7月的6.12，见图1-5），是造成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较快上升的重要因素。

考虑到各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在进行财富国际比较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仅就中美情况而言，两国间的财富比较就面临非金融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处理方法不一致的问题。具体来说，美国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估算当中，将居民及非营利机构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持有的建筑物与土地价值合并计算未做拆分。但在处理金融部门、联邦政府部门和州政府部门时，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美国方面选择了只计算地面建筑物价值而忽略了土地价值[6]。也就是说，在上文的国际比较中，美国的社会净财富未包含政府部门的土地价值，而中国包含了土地价值（主要是国有建设用地价值）。从可比性角度，如果我们将国有建设用地价值扣除（2018年为31.5万亿元，约合4.6亿美元），那么，2018年中国的财富规模将缩减为84万亿美元，占美国财富的比重由原来的80%，下降为76%。

作为一种参考比对，这里也展示一下皮凯蒂团队在WID数据库中估算的中美财富情况。按照这一数据，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在2015年就已经达到76%；并且这一占比是从2000年的1/4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3/4左右（见表1-2）。需要注意的是，皮凯蒂在估算了各国净财富的名义水平后又通过一个缩减指数将其还原为不变价格下的资产负债表，同时其估算范围也与SNA2008存在一定差距，这些都是造成WID数据与我们的估算结果[7]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皮凯蒂团队主要还是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进行的财富估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视角的财富比较。例如，Arrow 等[8]基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再生资本以及石油资本收益变动与碳排放损失作为财富构成所做的研究表明，2000年，中美财富分别为19.40万亿美元与84.89万亿美元，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为22.9%，这和皮凯蒂团队的研究结果（25.3%）比较接近。而世界银行[9]基于自然资本、生成资本与城市用地、无形资本以及国际投资净头寸作为财富构成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2005年中美财富分别为25.09万亿美元与217.62万亿美元，中国财富占美比重为11.5%，这与我们的估算结果（15.0%）较为接近，而与皮凯蒂的结果（33.4%）有很大差距。

还有就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倡导的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的估算。包容性财富基本上沿着Arrow当初的思路，且持续推出研究报告（不过目前也只估算到2014年）。以包容性财富来衡量，自1990年以来，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且上升态势并不十分明显（见表1-3）。这表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自1990年以来，中美差距并未大大缩小；这对中国而言或是一种警示。

将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与包容性财富方法进行比较，后者突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可持续性”，强调代际福利和未来，与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强调资产负债平衡及风险应对有较大不同。而且，包容性财富（如自然资本）估算难以获得非常可靠的统计数据，不得不依赖于较为复杂的估算程序（如影子价格的估算）；而国家资产负债表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体系本身更加成熟，且在四式记账法下，资产与负债之间相互参照，可信度要强得多。

上述分析表明：第一，关于财富的估算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相对而言，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更加可靠，接受度也更高。第二，财富估算方法取决于考察的视角。包容性财富估算以及其他方法，是对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的一个补充，这使得我们利用后者进行财富比较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例如，对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上升很快这样一个事实要慎重对待，因为包容性财富视角下中美财富之比其实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尽管如此，以财富来衡量的中国综合国力处于世界第二位，而且比GDP所显示的更接近美国的实力，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不过，考虑到中国人口差不多是美国的4.3倍，因此，尽管从全社会角度，中国财富占美国的80%（扣除土地价值，占比为76%），但从人均角度看，中国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重还不到20%。

进一步分析，特别是从资源配置效率与未来发展潜力角度看，中国的财富数据远不如总量指标显示的那样乐观。

第一，“僵尸企业”与地方隐性债务问题。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个问题还未能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尽管部分地方隐性债务如融资平台债务已在企业部门中得到体现，但其他形式的地方隐性债务则没有被纳入。“僵尸企业”并非中国独有（如OECD国家有专门对“僵尸企业”的估算），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更为严重。因此，如果考虑“僵尸企业”与地方隐性债务，那么，中国的社会净财富将进一步缩水。

第二，财富质量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比较财富质量。如住房，在中国可能只能支撑20年，发达经济体可能会是50年甚至100年。因此，估算中国的住房价值，折旧就要比发达经济体高。基础设施存量价值或其他资本存量的估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人估算中国的住房存量价值非常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考虑折旧；或者即使考虑了，但折旧率的选择有问题。还有就是财富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问题。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于美国，对各类商品及资产的国际定价权有限。在面临危机时，财富变现能力低于美国。例如，中国政府的大量对外净财富是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而这部分财富的最终变现尚依赖于美国政府和金融体系的配合。

第三，财富效率问题。财富存量是产生收入流量的基础。财富收入比越高，单位财富所产生的收入越低，产出效率相对越低。中国社会净财富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350%上升到2018年的613%，折射出财富效率的较快下降。尽管发达经济体的财富收入比也呈上升态势（反映出财富效率下降是共性），但中国财富收入比的增速是最快的，从而财富效率下降也最为明显（见图1-6）。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其他国家数据来自各国资产负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