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最受欢迎的培训方式：传授手把手、见效短平快

问卷从三个角度设计了问题，希望准确了解他们关于培训方式的真实诉求。

问题：“您希望采取何种形式的培训？”结果如表2-5：

表2-5 希望采取的培训形式

问题：“您觉得培训时间以多长为宜。”结果如表2-6：

表2-6 适宜的培训时间

问题：“您认为哪种授课方式最容易接受、最为有效？”结果如表2-7：

表2-7 有效的授课方式

培训方法很重要，是因为它与培训效果直接相关联。黑格尔曾说：“方法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对农民而言，培训方法不当，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梳理上述调查结果，有以下信息值得关注：

第一，对农民工的培训，政府应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承担主体责任。个体农民相互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面对变化不定的劳动力市场是无知、无助而又心怀恐惧的。在并不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农民无论在城在乡，无论务农还是打工经商，终究还是弱势群体。农民对此的感知要比局外人更理性、更清楚。因此，无论是针对哪方面内容的培训，农民总是把政府挺在前面，希望由他们来牵头，穿针引线。其中，表2-5中的前两种意见其实可以归为一大类，重在强调培训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希望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直接对接，所谓的“先订菜单，后下厨制作”。“订单式”培训，是有目标、有去向的培训，当然是农民最为期盼的（这两项相加，占比达57.8%），却又是很难做到、很难做好的。从已知的信息得知，地方政府的劳动、人社等部门也曾做过市场调研，也曾千方百计与用工企业主动对接，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意。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整体上看，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特别是技术水平较低的普通就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基本没变，培训易，就业难。

第二，农民对代金券培训模式表现出很大兴趣。就单个选项看，选择“政府为有需求人员发放代金券，由个人选择接受培训”占比最高，共126人次，占比37.7%。

教育（代金）券，是政府把原来直接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按照生均单位成本折算后，以面额固定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家长或学生，学生凭此券可自由选择政府认可的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不再受学区的限制。教育（代金）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此券去政府部门兑换教育经费，用于支付办学经费。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最早提出教育券理论，见于其1955年所发表的《经济学与公共利益》一文，后将该文改为《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在后来的《自由选择：个人声明》（1979年）、《公立学校：使其私有化》（1995年）等著述中，将其理论进一步阐释。在他的理论中，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权是其核心和基石。有了教育券，传统上在公共教育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替代选择（政府决定拨款给谁和拨款的数量多少），将转变为公民社会选择（家长和学生决定把教育券投向哪所学校），同时也伴随学校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选择（在特定情况下，学校会因宗教、学业标准、经济、性别等原因对学生进行选择）。也就是说，教育券带给家长和学生的是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再受区域、城市及学校性质的限制；带给学校的是竞争，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公立学校还要同私立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对学校办学质量的整体性提升有利。弗里德曼的研究目的，旨在推进美国公立学校私有化进程，把教育券视为助推手段，并强调教育券必须面向所有的受教育者并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20世纪80年代，教育券制度在美国取得重要进展，但不如预期目标。世界其他国家，如智利、哥伦比亚、瑞典、芬兰、英国、波兰、澳大利亚、肯尼亚、荷兰等国都有推行，且把它看作是引进竞争机制、转变政府教育管理方式的有效的政策工具。我国教育学界也曾对此有过研究，浙江长兴、湖北监利等地也曾有过尝试。^[4]

谈到代金券，就不能不提一提教育（代金）券的来龙去脉。但必须说明的是，不能把二者等同看待，也不能将教育券模式简单机械套用。因为二者作用的对象不同，经费来源及保障度不同，覆盖面也大为不同，有着太多的不可比性。但发放教育券的思路倒是颇具启发借鉴意义。发放培训（代金）券的好处，一如发放教育券，给受惠者提供了自主选择培训的自由，他们可以不受户籍地、非户籍地；本地、外地；农村、城市；国企、私企等条件限制，自己认为哪里合适就去哪里参加培训。此其一；尤其重要的是，解决了外地打工者不能回到家乡参加培训，又得不到相应费用的减免或补偿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比较突出，表面上看是工学冲突，本质上反映的是培训对象的目标偏移及政策红利分配不公。有了培训券，他们可以在打工所在地，根据工作择业需要，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项目进行培训，既便捷，又省钱。此其二。这两条也许正是农民乐于选择代金券培训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培训时间长短与年龄大小有关，但多数倾向于短期培训。从表2-6可以看出，将“一个星期”“10天左右”“不超过半个月”三者累加起来，所占百分比为59.4%。这就是说，接近60%的受访者希望培训时间不宜太长，一般应在一两个星期之间。这与农民的劳动特性、接受心理、认知能力等是比较吻合的。过长时间的停产学习，他们会因为成本高、耗不起而失去耐心。但有31.6%的人选择“一个月或一个月以上”，又作何解释呢？我们推想，这与受访者的年龄有关。一般来说，年轻人着眼于长远，希望学时长一点，学的内容多一点、深一点。因为短期培训，只可应急，顾及不了长远。而大龄农民的想法却恰恰相反。走访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参看表2-1.2受访对象的年龄分布情况，30岁以下的占到39.3%，据此可以推断，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选择“一个月或以上”的长时间学习培训的意见主体，他们是走出了校门的社会青年，通过体制内平台建功立业实现梦想已经没了希望，就把青春和未来寄托在了继续学习、继续“充电”上。的确如此，一些受访的小青年无不懊悔地说，上学的时候，玩心太重，不用功学习，耽误了前程。现在如果还不下心学习，连下苦打工都没人要了。书到用时方恨少，打工培训还不迟。这大概就是这部分青年农民的真实心理。假使项目选择适当，传授方式得法，那么针对这部分人的培训应该是最有质量、最出成绩的培训。事实上，有些地方政府对培训对象已经作了类别区分，其中，年龄层次和文化程度是两个最核心的区分指标，出发点就是“增强针对性，提高有效性、精准性”。

第四，现场教学方法最受欢迎：如表2-7所示，表中所列授课方式前三项（手把手、多动手、生产现场教），其实应属于同一大类，核心要义就是一致看重实践性教学，突出学中做、做中教，排斥空对空照本宣科式的讲授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网络讲授法，农民响应率偏低（3.99%）。受访群众解释说，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方法不熟悉，拿不准效果到底怎么样；另一方面，网络培训，就是远距离培训，跟看电视、看电影没有本质区别，一个人讲，一群人听，没有现场提问答疑等交流环节，肯定不如面对面、手把手教印象深、记得牢。还有一个现实困难，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无线互联网尚未全覆盖，普通青壮年农民智能手机使用非常普遍，但在家使用电脑上网学习还较为少见。这在客观上为分散式个体自主上网学习造成不便。在访谈中我们还了解到，有受访者提到，年轻人上网学习不是什么问题，但中年人不太喜欢，更多的还是学习习惯问题。当地政府干部说，目前开展网络培训的地方总体上比较少，传统的集中授课方式仍然是普遍使用的模式。据他们了解，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包括相邻省（区）的市、县级政府组织的培训，情况大同小异。新的培训方法的推广需要一个过程，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本来就慢，因此，这些新方法的推行需要更缓慢的过程，更长一点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