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感兴趣的培训内容：实用易学、即学即用

问题：“您乐意接受技能培训的目的是什么？”（可多选）统计结果如表2-3：

表2-3 接受培训的目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受访者接受技能培训的目的是完全功利性的，就是为了方便打工找工作，以一技之长养家糊口（这两项相加占到个案百分数的76.19%）。选择“趁年轻多学点知识”的占比接近20%，推测应该是初、高中刚毕业而参加劳动的“两后生”。这个结果与表2-2关于技能培训必要性认识的结果是大致吻合的（认为“非常必要”和“有必要”的二者相加，占比79.7%）。表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前后一贯的。

问题：“您最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技能培训？”（可多选）统计结果如表2-4：

表2-4 希望得到技能培训的内容

续表

这个意向性测试，透露出来的却是农民工对就业市场的预期和流向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建筑行业仍然是贫困地区农民最青睐的就业领域。在调查所得11项“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中位居其首。在这一点上，理论家的判断与农民工的经验是高度契合的。建筑行业是产业链条最长的行业之一。我国建筑行业目前的情形基本上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大，以体力劳动粗活重活为特点；就业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农民工能吃苦、有经验、受欢迎，城市居民却不想去。因此，相当多的农民工选择这一行业，靠出卖体力换取劳动报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在建筑业务工的农民工，大多为年龄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从事的是现场施工的操作员工种。^[2]城市房地产热，建筑业必定也跟着热。房地产过热对国家宏观经济未必是好事，但建筑业红火对农民工绝对是大大的利好。近几年农民工大量回流返回乡下的现象，正好客观地反映出城乡经济此消彼长的基本态势。

第二，关于种植、养殖业的技能培训列入需求第二位，仅次于建筑业（频次97，占个案百分数13.20%）。这一信息颇具分析意义。从2012年的十八到2017年的十九大，中央先后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几大战略，目标所指，既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加速向现代化国家迈进；同时，城市的繁荣不以牺牲乡村为代价，城乡要互促共进，协调发展，融合发展。随着紧跟其后的全国脱贫攻坚战的打响，农村的建设与发展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公共政策视野，持续许多年的农村“退行性衰败”有所遏制，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大为改观，尤其是在农村兴办特色优势产业，或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企业等方面，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在各大主流媒体、地方主要媒体中经常会看到或听到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报道。因此，一批有抱负的农民工在外闯荡多年后选择回乡发展。有的带回了资金和项目，有的带回了技术，有的是拓展了视野，打开了思路，转变了策略，想走一条“由农村→到城市→再到农村”的曲线往复致富之路。但在家乡到底该怎么发展，心中没底。他们希望得到一些涉农技术培训。因为回到农村，必须打农村牌、农业牌，围绕农字做文章。调研中我们发现，有村民试图走“龙头企业带农户”的路子，成为土特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龙头企业的定点供货成员，这种模式在许多地方崭露头角，值得期待。对于农户而言，无论是种植还是养殖，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运用新方法，已是大势所趋。“不学就不会种地。”一位年近六十的农民以大棚种植为例，说他种了一辈子地，务了一辈子农，“但要是不学习，没人教，农活真的啥也不会干了”。“要想种地赚钱，必须好好去学。”“年轻人要学，老年人也得学。”这大概是把种植技术作为培训需求重要内容的直接原因吧。对农民来说，经营农事活动，比在城市四处闯荡要有更多胜算。城市经济的周期性起伏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这一信念。陕南的商洛、安康等地，中药材资源丰富。由于中药材价格上涨，不少农民工放弃外出打工，选择回乡种植、收购中药材。陕北盛产五谷杂粮，在计划经济时代，陕北人的主食就是五谷杂粮，很少能够吃到白面、大米之类的“细粮”。长时间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就是陕北人生活太苦，天天吃杂粮，顿顿饭吃杂粮。现在，赶上了杂粮大兴其道的好时候，过去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食材，今天却成了人们热捧的香饽饽。但粗粮还需精加工、细制作及有创意的市场营销；粗粮也讲究绿色、环保、无污染。因此，陕北农民需要围绕绿色杂粮生产目标，做现代农业技术改造和武装传统农作物的文章，观念转换、知识更新、技术换代的任务同等艰巨。

第三，服务业培训需求量依然较大，领域有所拓宽。社会越是进步，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就越快，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一个板块。但新经济、新产业、新常态，在催生一批新职业门类和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将一些传统职业岗位残酷淘汰，这对老一代农民工择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压力。

访谈中，有农民对城市服务业两个方面的就业前景表示乐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有一种并不迟钝的政治嗅觉。

一是看好家政服务。原因来自一老一小两个方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生儿出生量增加，月嫂、婴幼儿保姆需求量随之增加。这一行业的市场分隔已经越来越清晰，高端的月嫂，月薪过万；中端保姆，月入数千；普通保姆，即使在三四线城市，月薪也在3000元左右。而且，可意的保姆并不容易找到。即使放开二胎并没能收到出生人口剧增的政策预期，但城市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依然强劲，劳动力市场潜力巨大。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老人赡养问题骤然凸显。当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时，他们的父辈、祖辈正在慢慢老去。作为家庭的栋梁，他们只能是理论上的栋梁，事实上无力全天候担负一拨老人的赡养义务。我们已经看到，老年人的家庭护理，如果在以往还只是局部、小众职业的话，今后将会走向全局化、大众化、普遍化。无论是居家、社区、互助、医养结合哪一种形式的养老，他所需要的不只是女性从业者，还需要男性陪护者。可以预期，这一领域市场潜力很大，就业前景广阔。但目前相关的职业技能规范培训没能及时跟进，人才储备不足，市场缺口很大。

二是城市零售摊贩服务业存在恢复活力的空间。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发生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很大。由此引起北京市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顿。一夜之间，一大批外来经商务工人员成为被清理对象，流离失所。自此以后，北京居民区、道路两旁大量的临街门店被拆除，商店关门，菜市不再。人们感觉，北京的街巷胡同的确比过去干净了，整洁了，畅通了，但居民的日常生活却大大地不方便了。北京带了头，全国各地一二线城市随之跟进，结果致使一批直接服务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所谓的“低端人口”（外来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鉴于舆论的强烈批评，这一词汇不再见诸媒体。）被迫离开了暂住地，失去了工作。

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显然与市场经济规律及中央大政方针不相一致。把弥补城市安全管理上的疏漏扩大到对大范围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驱离，不仅是粗暴的，也是有悖科学的。事实上，在此事件之前，国务院曾召开常务会议，讨论推进“互联网+流通”模式，抢占新一轮流通业革命的先机问题。李克强总理曾批评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他还举例说，“之前有个别城市，夏天不让农民拉西瓜的小板车进城，说是影响城市整洁，让老百姓吃不上西瓜，农民也赚不到应有的收入。政府难道就没有解决清洁问题的办法吗？”^[3]由此看来，包括小摊贩在内的城市服务业不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还将受到政策法律的应有保护。

总而言之，农民工对于易学实用、立竿见影的培训内容最感兴趣，因为他们的认知态度从来都是现实主义的。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用，为了得到实惠。同时，对于有发展前景的职业也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