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宗教学的历史

第一章 西方宗教学的起源与形成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早在原始社会便已产生。由于宗教世界观以其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灵”信仰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人对本身及其自然的认识，因而与人类思想、意识活动和文化、生产行为密切相关。有史以来，人们就在关心着宗教的活动，注意对之加以研讨。当然，这种关注或是由于宗教信仰本身的需要，或是对周围宗教现象的怀疑和猜测，很难超出神学考证和思辨分析的范围，因而还不足以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宗教学。随着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宗教得以不断演变，而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也逐渐深化。这为现代宗教学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

早在古希腊时期，便有人注意到各民族宗教现象的不同。如公元前6世纪伊奥利安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前565—约前473）就曾指出，不同民族各按本民族人之特征来塑造本民族神的形象，“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特拉基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1]

在古罗马时代，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也探讨了基督教之外其他神启的问题。如基督教希腊教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s Alexandrinus，约150—约215）就论及基督教之外其他宗教的神学价值，认为希腊哲学只有移植到基督教义之中才有用途。他还举例说明了希腊哲学概念“逻各斯”如何成为基督教教义之中的“道”，从而被用来解释基督教信仰中启示的原理。

基督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一种宗教学意义上的探讨和努力。早期基督教的形成，实质上也是与各种古代宗教和思潮接触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基督教作为新的世界宗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2]在其早期传播阶段，基督教被古罗马其他宗教徒指责为“无神论”，受到多次迫害。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促进其教义的传播，基督教思想家也对不同流派的哲学加以探讨，对不同宗教中诸神的起源、神话、礼仪、谱系、传说等进行分析。当时散见于西方古代神话、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文献中的有关资料，便得到这些思想家的问津和重视。

随着基督教征服西方世界，基督教在欧洲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其他宗教则成为“异教邪说”。如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就曾宣称：“‘异教’的一切神灵都是魔鬼。”所谓“异教”按照当时的理解就是当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在个别乡下边远地区仍零星保留的古代宗教传承，已经不入社会主流的宗教生活。但随着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崛起，以及犹太教的传统影响，中世纪教会也不得不注重基督教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接触，因而从对一种宗教的独尊扩大到对三种宗教的关注。中世纪思想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1225—1274）以及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就研究过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库萨的尼古拉参与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清除分裂、重归于好的尝试，因此他认为各种宗教原则上应是平等的，宗教之间应和谐相处、彼此宽容。按照他的理论，宗教真理与各种宗教观念的关系，在人世间实质上为“一种宗教的多种崇拜方式”（una religio in rituum varietate）。这种探讨在当时已远远超出了神学研究的藩篱。

二

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的开始，使这种宗教学意义上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文艺复兴重现了古代的诸神世界和宗教的纷繁多彩，人文主义强调宗教的互相容忍、和睦共处，而所谓“地理大发现”又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使他们接触到外域文化和其他宗教，耳目为之一新。可以说，西方近代以来如下方面的发展为现代宗教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其一，文艺复兴的深刻影响加深了人们对基督教会的疏远感。“回到古代去！”在这一口号掩盖下，人们希冀一种适应其新生活和世界情感的宗教表述。

其二，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的冲击。一方面导致人们对其宗教概念和其历史发展加以批评，另一方面引起天主教内部的各种反应，促成其与外界的接触。

其三，“地理大发现”激起了基督教海外传教的兴致，而传教士却越来越多地面临与之截然不同的风土习俗和文化宗教。

其四，人文主义的包容态度为各宗教共存创造了条件。人文主义者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戒指寓言”因被近代思想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Lessing，1729—1781）采用于《智者纳旦》而为众所皆知。分别象征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三个戒指，其真伪难以鉴别。人文主义者借此鼓吹一种从伦理行为出发而不带偏见的爱。

其五，启蒙运动带来了新的科学概念。人们试图用同一理性来解释宗教的多样性：各种宗教的区别被理解为同一宗教理性的“不同表述”。启蒙学者对其他文化和不同于欧洲类型的宗教也表示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和明显的包容态度。

其六，浪漫主义的科学和艺术方法促使人们用类比和象征来解释一切、概括一切。受此影响，基督教神学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也曾试图用天主教自身来解释古代的神话世界，以求万流归宗，窥见古代宗教的“绝对根源”。

其七，19世纪以来考古学、语言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和重大突破，使人们对埃及、亚述、巴比伦、中国、波斯、印度、赫梯、北美以及大洋洲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考古学的发现引起人们对现已消亡的古代宗教加以研究，而语言的比较研究也必然带来对宗教的比较研究。

其八，近代“发展论”的诞生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宗教。理性主义的发展论在德国唯心主义、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中尤为突出，其代表人物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莱辛、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黑格尔（Georg WilheI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等，他们倾向于将宗教的最高表述归于人类精神的完全成熟，并从理性、伦理和美学等方面对其加以概述。自然主义发展论则体现在康德和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设想的有关宇宙起源和发展的星云假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提出的生物发展由简到繁的进化学说以及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发现的史前期人类发展阶段之说。整个人类文化是由低级和原始开端发展起来，宗教的发展自然也不言而喻。宗教虽各有区别，但都是发展的产物，其开端甚至可以追溯到低于人类和低于精神现象之界。同理，通过外界的影响和自身的发展，宗教也可以走向消亡。这种“发展论”虽遭到强烈反对，却对宗教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九，各种宗教的碰撞和交流重新引起人们对宗教的关注。基督教内部各派的“合一”运动和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为宗教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动力。

其十，近现代以来科学研究的日趋专业化，使各学科有了自己独特的现象领域和研究方法。宗教现象也被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而与其他领域相区别，从而形成独立的宗教研究学科。

三

尽管宗教研究可追溯到各种根源，其思想火花甚至在西方文化的黎明时期就已闪烁，但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现代西方的产物。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开创了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主体思维”时代，其关键突破即奠立了西方近代的理性思想范式，并开始以超越传统神学的理性思维来看待宗教，形成了所谓“理性时代的宗教观”。这对于打破传统神学思维的藩篱、在思想方法上“走出中世纪”至关重要，由此亦为后来形成独立的宗教学这门新兴学科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理性思维模式。早在17—18世纪，西方学者就试图系统地研究宗教，如英国自然神论者赫尔伯特（Cherbury Edward Herbert，1583—1648）就曾著有《真理论》（De veritate，1624）和《俗人宗教》（De religion gentilium，1645），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写下《自然宗教史》（The NaturaI History of Religion，1757），法国思想家布罗塞（Charles de Brosses，1709—1777）也曾写有《物神崇拜》（Du culte des dieux Fetiches，1760），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却导源于19—20世纪考古学的发现和对古文字的破译。

自18世纪末叶，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古代印度、波斯和埃及的宗教经典。法国东方学家杜白隆（Anquetil Duperron，1731—1805）于1771年用法文翻译了《波斯古经》（《阿维斯陀》），此后又用拉丁文翻译了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五十篇。杜白隆的拉丁文译本《奥义书》曾对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德国梵文学者杜森（Paul Deussen，1845—1919）受叔本华影响也试图寻找基督教与印度思想中的和谐之处。他高度评价西方对印度精神的发现并视之为好似突然认识到天外星体的居民。1802年，德国语言学家格罗德芬（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1775—1853）在哥廷根学者协会宣布了他破译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出土的楔形文字所取得的成果。1799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法国士兵在尼罗河口的罗塞达要塞发现了一块上刻古埃及象形文、俗体文和希腊文的雪花岩石碑。法国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根据这块石碑上刻写的希腊文来译解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并于1822年在巴黎科学院宣布了这一成果，从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1835年至1837年，英国亚述学家罗林生（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1810—1895）在伊朗西部发现《贝希斯特铭文》，并获得译解古波斯文的成功。此外，英国亚述学家史密斯（George Chelsea Smith，1840—1876）根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巴比伦尼尼微楔形文泥版而将古巴比伦的创世史诗和洪水故事公布于世，使人们对《圣经》（《旧约》）有了更新的认识。1887年，人们在阿玛纳（Amarna）发现了古赫梯王国时代的楔形文字泥版和石版。1915 午，捷克亚述学家和语言学家赫罗兹尼（Bedrich Hrozny，1879—1952）译解赫梯语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首获成功，发表了《小亚细亚出土的赫梯法典》。1898年，西方人远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北部，考察了古丝绸之路南、北交接之处，对古代各宗教和文化思潮交流、融会之地加以探究。此后，在吐鲁番地区又发现了摩尼教文献。这样，19世纪先后创立的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希伯来考古学、东方学等，成为西方宗教学得以创立的支撑性学科或工具学科。

19世纪在理论层面对宗教学的形成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则是德国新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宗教研究。他于1799年匿名发表小册子《论宗教，对其持蔑视者中的有教养者之论述》（Über die Religion，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从个人的宗教感受及体验来理解宗教，认为宗教与人“对宇宙的凝视”密切相关，从中即可找到“宗教最普遍、最高级的形式”。宇宙的无限时空给人启示，其被凝视之对象会对凝视者产生影响，而这种“从有限中获得的对无限的感觉”就是宗教，为此，施莱尔马赫说出了其脍炙人口的名言：宗教是人类普遍存有的“绝对依赖感”（schlechthinnige Abhängigkeit）。施莱尔马赫的这一创意直接刺激了人们对宗教的探究，也给20世纪思想家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撰写《论神圣，对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与理性之关系的研究》（Das Heilige.über das Irrationale in der Idee des Göttliche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m Rationalen）、从“神圣”（Heilige）到“努秘”（Numinous）的宗教理解提供了启迪。为此，人们通常将施莱尔马赫视为西方宗教学的精神奠基人。

20世纪以来，这种宗教领域的考古新发现更是层出不穷：1928年，在乌加里特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迦南宗教的“仪式文献”和“神话文献”；1930年，在下埃及地区又发现了科普特文手稿；1933年，在幼发拉底河下游发现了古巴比伦时代的宗教文献和文物；1940年，在法国南部多多内（Dordogne）地区的拉斯科（Lascaux）石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为研究史前人类宗教、文化的状况提供了宝贵线索，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Henri Breuil，1877—1916）对研究这些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在上埃及地区发现了诺斯替教文献；1947年以来又在死海西北岸库姆兰地区洞穴中陆续发现大量古卷文献，这些“死海古卷”（亦称“库姆兰古卷”）对研究晚期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起源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丰硕成果，除了本学科的学术意义和对人类历史知识的贡献，对宗教现象的研究也有着极大的价值。随着古代之谜的逐步揭开，研究古代已消亡宗教的条件也日趋成熟。精确的科学方法和严密的科学理论取代了对古代宗教的猜测和臆断，科学地进行宗教学研究已具有实际意义。

另外，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也为宗教学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欧洲向美洲、大洋洲的大量移民，客观上为西方学者研究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阶段的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方人类学者在各地做了不少实地调查，收集了许多有关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的生动资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促进了西方宗教学的形成。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发表了《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对原始人宗教之起源提出了“万物有灵论”的假说。他分析了人类早期对睡眠、做梦和生病的经历，认为对“灵魂”的认识是原始人最初的宗教经验。这种经验一开始是孤立存在的，以后才从中发展出精灵崇拜和诸神崇拜。这一理论后被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所采用，在其1905年出版的《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第二部分“神话与宗教”中得以发挥。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发表了《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论述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发展阶段。在大洋洲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人类学家科德林顿（Robert Henry Codrington，1830—1922）当时在美拉尼西亚发现了当地土著宗教的一种基本观念“曼纳”（Mana），即一种无人称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自然和人而起作用，带来祸福。科德林顿于1877年写信给英籍德人东方学家缪勒（FriedrichMax Müller，1823—1900）报道了这一发现。一年后缪勒在其《宗教起源和发展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中将此信公布于世，引起了巨大反响。受这一“活力”说影响，英国人类学家马莱特（R.R.Marett，1866—1943）对泰勒的“万物有灵论”加以修正，按这种“超自然的神秘力”之说而提出了自己的“物活论”。其后，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尔（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在1911年至1927年又汇编出版了十二卷的《金枝，对法术与宗教的研究》（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Magic and Religion），他认为，人类在幼儿时代曾处于一种“法术阶段”，这个“法术时代”要早于“宗教时代”，是人类宗教发展的前阶段。

“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都直接涉及人类宗教问题，而不少人类学家最后也成为著名的宗教学家。随着人文学科中考古学、古典语文学、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发展，以及神学中传教学、比较宗教研究的兴起，一门综合各门学科而又独立于各门学科的新兴学科——宗教学在西方便正式形成。

四

西方宗教学一般以缪勒1873年发表的《宗教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首先使用“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其德文表述即Religionswissenschaft）一词为其开端。最初，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宗教学者习惯将这门新兴学科称为“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s），而法国、比利时、荷兰的宗教学者则习惯称之为“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s）。但两者都注重在时间上对宗教进行纵的——历史性研究、在空间上对宗教进行横的——比较性研究。西方宗教学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献，除1871年以来缪勒主编的五十一卷《东方圣书集》（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外，还有荷兰宗教学家商特皮（Pierre Daniel Chantepie de La Saussaye，1848—1920）1887年出版的《宗教史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他在书中最先提出了对“宗教现象学”的研讨。此后，瑞典学者索德布鲁姆（Nathan Söderblom，1866—1931）1913年发表的《自然神学与普通宗教史学》（Natürliche Theologie und allgemeine Religionsgeschichte）、1916年发表的《上帝信仰的形成》（Das Werden des Gottesglaubens），德国宗教学家奥托1917年发表的《论神圣》，以及荷兰宗教学家范·得·列欧（Gerardus van der Leeuw，1890—1950）1925年发 表 的《宗 教 现 象 学》（Phänomenologie der Religion）等，都对西方宗教学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受到了西方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不少神学系、语言学系和其他人文学科系的教师在大学单独开设了宗教学课程和宗教学讲座。

西方第一个宗教学讲座于1873年在瑞士日内瓦设立。

同年，美国波士顿大学也创立了宗教学专业。

此后不久，荷兰于1876年分别在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莱顿和乌得勒支设立了宗教学讲座。

法国于1885年在巴黎建立了“宗教历史研究中心”，后又在斯特拉斯堡人文大学成立了“宗教史研究所”。

瑞典最早的宗教学科由古典语言学家魏得（Sam Wide）1893年在乌普萨拉大学设立，后通过著名宗教学家索德布鲁姆于1901年至1914年在此主持这一学科，使之成为国际宗教史研究中心，而瑞典宗教学也因此在世界上令人瞩目。在魏顿格仁（Geo Wildengren，1907—1996）的主持下，乌普萨拉的宗教学科由原来的神学系扩大到人文学系。此外，古希腊语言学家尼尔松（Martin P.Nilsson）在隆得建立了宗教史学科，宗教民族学家休特克朗茨（Ake Hultkrantz，1920—2006）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宗教人类学”。

丹麦于1914年在哥本哈根设立了该国第一个宗教学讲座。

挪威于1915年在奥斯陆也设立了宗教学讲座。

在英国，格里菲斯勋爵（Lord Adam Griffith，1820—1887）曾在苏格兰各大学如阿伯丁、爱丁堡、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资助创立“自然神学”讲座。1908年，在牛津大学也设立了第一个“自然和比较宗教”讲座。

在意大利，1886年开始在罗马有宗教学课程。著名宗教史学家裴塔左尼（Raffale Pettazzoni，1883—1959）曾于1924年至1959年在罗马主持宗教学讲座，并使意大利的宗教学获得国际性影响，在20世纪下半叶的著名宗教学者包括比昂奇（Ugo Bianchi，1922—1995）等人。

德国宗教学以宗教史研究为开端，1898年至1941年曾专门设有“宗教学档案”，自1903年开始出版专业丛书“宗教史研究与探讨”。哥廷根大学的“宗教史学派”在西方宗教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1910年，柏林设立了宗教学讲座，聘请丹麦学者勒曼（Edvard Lehmann，1862—1930）为首任教授。莱比锡的宗教史课程也曾委托瑞典学者索德布鲁姆兼任。此后，马尔堡大学因有著名宗教学家奥托、弗里克（Heinrich Frick，1893—1952）和海勒尔（Friedrich Heiler，1892—1967）而闻名遐迩，成为“德国宗教学的麦加”。著名宗教学家门辛（Gustav Mensching，1901—1978）于1936年在波恩大学开始讲授宗教学。而海勒尔则于1962年在慕尼黑大学开设了宗教学讲座。其他德国大学也逐渐建立了宗教学专业，在神学系一般将宗教学与传教学相结合，而在其他人文学系则把宗教学与哲学或语言学专业联系起来。

在亚洲，西方宗教学的影响主要在日本和以色列。日本从1903年开始在东京大学设宗教学专业。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也设有宗教学专业。

美国宗教学在1945年以后获得大力发展，并逐渐形成宗教学的“芝加哥学派”，以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为代表，以及“哈佛学派”，以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1916—2000）为代表。伊利亚德的学术成就及其国际影响力曾被标志为延续至现代的经典宗教学之巅峰，此后美国宗教科学院年会逐渐发展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宗教学学术研讨会。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宗教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分类，以及理论和方法仍存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一般来讲，西方宗教学包括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和宗教神学的学科内容。从国际范围来看，欧洲比较注重研究宗教历史，而北美则对宗教之间的对话、比较更感兴趣。

五

宗教学学科建立起来以后，逐渐形成其国际性学术组织。自19世纪末开始有国际宗教学会议，其标志即189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宗教学大会”（Congress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Stockholm，1897），以便增进各国宗教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此时尚用缪勒1873年发表《宗教学导论》时使用的“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这一表述，但对之持异议的舆论亦开始显现。1900年，在法国巴黎开始召开以“宗教史学”为名称的国际宗教学大会，成立并史称第一届国际宗教史大会（Congré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s religions，Paris，1900），从此国际宗教学研究习惯以“宗教史学”为其学科名称。第二届于1904年在瑞士巴塞尔、圣路易斯召开（Cong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t.Louis and Basel），第三届于1908年在英国牛津召开（Congres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Oxford），第四届于1912年在荷兰莱顿召开（Congres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Leiden），第五届于1929年在瑞典隆得召开（Congres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Lund），第六届于1935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Congres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Brussels）。当时这一国际学科组织较松，并无常设性机构。自从195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七届国际性宗教史会议（Congres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Amsterdam）通过成立“国际宗教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IAHR）以来，才有了统一的国际性宗教学组织。这是一个联络各个国家及地区性宗教学术研究团体的世界性联合体，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下设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国际宗教史协会在章程中明确强调该协会不是一个为信仰作辩护或有类似关注的组织，它更强调学者或附属组织基于学术立场对于宗教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对比性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宗教史协会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对于宗教进行批评的、分析的，以及跨文化研究的开创性的、主导型的国际组织。自1954年起，该协会还创办了学术杂志《国际宗教史论刊》（Numen，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中文亦称《国际宗教史纵览》《世界宗教史评论》或《国际宗教史观察》），国际宗教史协会此后与布里尔出版社（Brill Publishers）形成该刊的出版合作。此刊还设有《增刊》（Supplements to Numen）。另外，国际宗教史协会还编有季刊《宗教学摘要和最近文章指南》，原为荷兰文，1975年以来用英文出版（Science of Religion Abstracts and Index of Recent Articles），1996年以来改为半年刊。该协会还办有起着信息沟通和联络作用的《国际宗教史协会通讯》（IAHR Bulletin）。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国际宗教史协会也办有自己独立的网站（www.iahr.dk）。

在1950年会议上，当选为“国际宗教史协会”第一任主席的为荷兰学者范·得·列欧，副主席为意大利学者裴塔左尼。

1955年4月7日至23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八届国际会议[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IAHR），Rome]，主要议题为“宗教君主”，会议推选裴塔左尼为主席，魏顿格仁和皮尤克（H.-Ch.Puech）为副主席。

1958年8月27日至9月9日在日本东京和京都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九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Tokyo），主要议题为“东方宗教的过去与现状”。这是首次在亚洲即西方以外的地区召开国际宗教史协会大会，由此宗教学在东方得以被认可，形成新的发展。

1960年9月11日至17日在西德马尔堡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Marburg），主要议题为“起源时代与终结时代”，会议选举瑞典学者魏顿格仁为主席，皮尤克和石冢（T.Ishizu）为副主席。

1965年9月6日至1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一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Claremont），主要讨论各宗教之间的实际接触。魏顿格仁继续担任主席，西蒙（Marcel Simon）和霍里（I.Hori）当选为副主席。

1970年8月16日至22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二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Stockholm），主要议题为“上帝的信仰”，法国学者西蒙当选为协会主席，石冢和伊利亚德当选为副主席。

1975年8月15日至22日在英国兰开斯特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三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Lancaster），无中心议题。西蒙连任主席，北川三夫（Joseph Kitagawa）和阿贝（M.Abe）当选为副主席。

1980年8月17日至21日在加拿大温尼伯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四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Winnepeg），主要议题为“各个宗教的交替和演变”。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德国学者施默尔（Annemarie Schimmel）当选为主席，北川三夫和比昂奇当选为副主席。中国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宗教学学术界开始与国际宗教学学术界的联系及合作。

1985年8月18日至2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五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Sydney），主要议题为“宗教与本性”，探讨宗教在形成和维持人的个性或集团特性上的作用与影响。施默尔连任主席，比昂奇和韦布洛夫斯基（Z.Werblowsky）当选为副主席。中国学者亦应邀与会。

1990年9月3日至8 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六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Rome），主要议题为“比较研究中的‘宗教’概念”。比昂奇当选为主席，韦布洛夫斯基和勒克朗（J.Leclant）当选为副主席，迈克尔·派（Michael Pye）当选为秘书长。时任中国宗教学会主席孔繁出席了会议，中国宗教学会从此正式成为国际宗教史协会团体会员。

1995年8月5日至12日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七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Mexico City），主要议题为“宗教与社会”。在德国马尔堡大学任教的原国际宗教史协会秘书长、英国学者迈克尔·派当选为主席，德国学者安特斯（Peter Antes）和墨西哥女学者托里斯（Yolotl Gonzalez Torres）当选为副主席，丹麦学者格尔茨（Armin W.Geertz）当选为秘书长，美国学者哈克特（Rosalind I.J.Hackett）当选为副秘书长，加拿大学者威伯（Donald Wiebe）当选为司库。国际宗教史协会还宣布日本学者荒木道雄（Michio Araki）、意大利学者伽斯帕罗（GiuliaGasparro）、荷兰学者哈尔（Gerrie ter Haar）、芬兰学者赫尔伍（Helena Helve）、美国学者奥洛波纳（Jacob K.Olupona）和南非学者泰约布（Abdulkader I.Tayob）入选其执行委员会委员。在8月9日的会议上，国际宗教史协会还宣布尼日利亚的阿沃拉鲁（J.Omosade Awolalu）、瑞典的伯克曼（Louise Backman）、法国的卡可特（Andre Caquot）、德国的科尔柏（Carsten Colpe）、中国的孔繁、芬兰的洪科（Lauri Honko）、瑞典的休特克朗茨、法国的勒克朗、秘鲁的马扎尔（ManuelMarzal）、日本的则吉田丸（Tamaru Noriyoshi）、南非的欧斯修曾（G.C.Oosthuizen）、比利时的里斯（Julien Ries）、德国的鲁道夫（Kurt Rudolph）、德国的施默尔、澳大利亚的夏普（Eric Sharpe）、美国的斯马特（Ninian Smart）、任教于瑞士的瓦尔顿布格（Jacques Waardenburg）、以色列的韦布洛夫斯基和瑞典的魏顿格仁共19名学者为其“名誉终身会员”。

2000年8月5日至12日在南非的德班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八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Durban），这是国际宗教史协会第一次在非洲召开其国际大会。主要议题为“宗教的历史：起源与远景”。安特斯当选为主席，格尔茨连任秘书长，哈尔任副秘书长。

2005年3月24日至3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十九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Tokyo），这是日本在近五十年后第二次主办国际宗教史大会。日本也是唯一举办过国际宗教史大会的亚洲国家。这次会议是国际宗教史协会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的会议，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700人与会。会议主题为“宗教与社会：21世纪的议事日程”。美国学者哈克特当选为主席，来自南丹麦大学的提姆·詹森（Tim Jensen）当选为秘书长。中国学者由中国宗教学会主席卓新平率团与会，卓新平为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一，除参加大会学术发言之外，还于25日晚作了题为《文化神学与宗教对话》的大会学术讲演。

2010年8月14日至22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二十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Toronto），会议主题为“宗教：一种人类现象”，下设五个分论题：（1）描述：文本、历史及比较研究；（2）分析：文化及诠释学研究；（3）解释：社会及自然科学研究；（4）反思：宗教研究作为一门学科；（5）创新。来自30 余个国家近70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其中500 余位学者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这些发言涉及宗教哲学、宗教学方法、宗教与传媒、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法制、宗教与性别、宗教与教育、宗教与科学、地区性宗教现象、新兴宗教、当代世界的伊斯兰教、宗教的世俗化、宗教文本研究、宗教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分属于约150个专场，这其中世界穆斯林、印度宗教、日本宗教、宗教对比研究、宗教与性别等问题备受学者关注，这些问题甚至涵括了众多专场主题。哈克特连任主席，詹森连任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由主席卓新平带队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的宗教问题亦是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卓新平主持了题为“宗教与社会变迁：中国”的专场讨论，并作了题为《中国宗教及其社会背景》的报告，指出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宗教亦经受着巨大变迁，而要理解这些变化，就必须要关注这些发展背后的社会背景。“宗教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当前形势及未来可能应该建基于它们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它们在中国当今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在今天中国建构和谐社会努力的氛围中拥有令人欣慰的契机。”郑筱筠作了题为《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特征》的报告。她在发言中认为自从南传佛教进入云南之后，便产生了一些独有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傣族的作用、政府的支持、不同的神职、宗教意识等方面。除了由中国代表团主持的专场讨论外，还有两个专场讨论了中国的宗教问题，一个专题谈论了“中国当代宗教观念及宗教学学科的发展”，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根茨教授（Joachim Gentz）主持了本场讨论，并作了题为《中国本色化的宗教观念及其对中国当代宗教学研究的影响》的报告，本场的另外两篇报告分别为来自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迈耶尔（Christian Meyer）博士的《中国宗教学领域的萌芽及其公众有关宗教问题讨论之源泉》和来自拜罗伊特大学的贝尔纳博士（Ulrich Berner）的《中欧相遇及一门宗教（对比）学科的出现》。另一专场的题目为“关于超常事物的科学：在当代中国佛教中有关‘神通’和‘特异功能’的争论”，这场讨论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本杰明·彭尼（Benjamin Penny）教授主持，他同时作了题为《当代中国的完美与超自然》的报告，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另外两位学者分别谈论了当代中国佛教对超自然能力的强调，并对这种超自然能力的实践给予评价。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其他专题发言中谈论了中国的宗教现象。这些学术报告涉及中国的民间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研究、宗教学研究、儒教研究等诸多方面。来自中国台湾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中亦组织有专场讨论，其主题为“亚洲宗教中的宇宙论、共同体及人性理想”，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张家麟、黄柏棋等四位学者在此专题中发言，他们发言主题分别为“从入门式到梵行期”（From Upanayana to Barahmacarya）、“在传统的中国教法文献中有关斋月的一种新儒家式的解读”（A Neo-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amadan fasting in the classi cal Chinese Fiqh literature）、“佛道视域中的驱魔术——以金刚和明王的方法对驱魔术的一种解读”（Exorcism in Buddho-Daoist Context：A Study of Exorcism in the Method of Ucchuma and Luminous Agent）以及“在道德书中的宗教信仰体系与社会稳定”（The Religious Belief System in Morality Books and Stabilization in Society）。

2015年8月23日至29日在德国艾尔福特召开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第二十一届国际会议（IAHR Congress，Erfurt），会议主题为“宗教的动态：过去与现在”。詹森当选为主席，西班牙学者马可斯（M.MarMarcos）、芬兰土库大学学者安托能（Veikko Anttonen）当选为副主席，美国学者阿多伽默（Afe Adogame）当选为秘书长，美国学者塔维斯（Ann Taves）当选为副秘书长，瑞士学者博内特（Philippe Bornet）当选为司库。中国宗教学会代表团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郑筱筠带队出席了本届大会。郑筱筠作了以《试论中国南传佛教的宗教管理模式》为题目的主题演讲，中国代表团组织了以“中国宗教的变革——过去与现在”为主题的专题讨论，魏道儒作了题为《中国元朝禅学的演变》的报告，唐晓峰作了题为《如何看待中国基督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的报告，林巧薇作了题为《道教与明代国家祭祀》的报告。

除了每五年一届的世界性大会外，国际宗教史协会还经常主办一些地区性的或特定主题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尽量在世界不同地方召开，以利于成员间的国际合作及学者间的跨文化交流。这种国际性宗教学会议使宗教学的交流由西方扩展到整个世界，而宗教学的意义也得以深化。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宗教史协会的各种学术活动，并在北京组织了国际宗教史协会的地区会议，从而也取得并加强了与各国宗教学研究人员的联系和交往。

参考书目：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G.兰茨科维斯基主编；《宗教学的本质与特征》，达姆施塔特（德文版）1974年版。

G.兰茨科维斯基：《宗教学导论》，达姆施塔特（德文版）1980年版。

K.加林主编：《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七卷本），蒂宾根（德文版）1966年版。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原载《世界宗教资料》1987年第4期，本文增补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