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浪漫书写
孤独的性格容易使人内观，思考者对自我人生的反思往往借用夸饰性语言表达出来。在叙说描写对象时，叙述人却不愿过多流露内心世界，热衷于感官印象的捕捉，细腻展现细节，铺排描绘自然。由于自身经历有限，当他试图拓展叙事内蕴时，时常凝眸带有传奇色彩的民族神话、民间传说等，民风的淳朴、民俗的独特自然也成为其表现对象。
（一）对人生经历的夸饰
沈从文生长于湘西这“另一国度”里，受军功意识的熏染，很小就混迹于行伍间，走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闻听过众多同行者的故事。因此，当他提笔写作时，首先成为表现对象的就是其人生经历。阅读《从文自传》或披览《湘行散记》，研读其创作的早期小说，均能发现这一特征。
《从文自传》1934年7月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并非其最早的散文，却是最能凸显其人生经历的作品。从目录列出的标题，即可看出作家写作对其生长环境的依赖。《我所生长的地方》《我的家庭》《我在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过许多课仍然不放下一本大书》等，在在凸显“我”的存在。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标示“我”的散文，也以标题的地域性和内容的独特性隐含着作家的独有信息。唯其如此，这部作品不仅满足了读者对其奇特人生的好奇，展示了“另一国度”的风貌，也以个性的张扬、自我意识的膨胀应和了新文学思潮，使沈从文这个新文化运动落伍者搭上了新文学的快车。显然，与诸多新文学作家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方张扬个性、凸显自我不同，沈从文以本民族性格蕴含的文化自信为基础，借助自身经历的叙事彰显个性，虽非有意识选择，是生活积累使其不得不如此，却具有中国特色。当读者接受其文本时，尽管也有惊讶、好奇，相对于深受欧风熏染的其他作家的文本，反而显得更亲近一些。否则，就很难理解句式生涩、不讲章法的沈从文的散文为何能够迅速走红，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湘行散记》写作时间早于《从文自传》，是沈从文返乡探母期间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的书信选集。其详细内涵及艺术特征留待后述，这里仅关注它的体裁特性——书信体，这种表现私密情感为主的散文，先天决定了其内蕴的表现自我。散文中给张兆和介绍所见所闻，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凸显对湘西世风世情变迁的反思等，均典型地透出沈从文通过散文描述自我人生的特点。
《从文自传》的开卷之作为《我所生长的地方》，描述位于黔北、川东、湘西的一个偏僻地方“镇筸”，人口只有三五千，正规士兵有七千，碉堡有四五千，且处于山顶关键处，用来威慑、镇压苗民；然后，介绍这里的习俗、物产、商业、山川概况，最后点明是凤凰县。“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那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88]一篇短文，将其成长背景、自传的叙事空间及其特点叙述清楚了。后面的散文中，他描述自己独特的家庭、逃学的经历、预备班的传奇、参军后的见闻、结识的朋友等，直到遇到长沙来的印刷工人赵奎五，得知新文学的消息，决定离开湘西，寻找自己的梦。阅读这部自传，读者能够清晰地获知沈从文早年的人生经历，熟悉其成长的城市、家庭、地理及历史背景。
这种描写，并非原生态呈现，而是多年后作家的追忆，融会叙述者浓郁的情感而成的，因此存在叙事的变形，充满夸饰性描述。他可以异常绝对地说：“在我生长那个地方，当兵不是耻辱。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89]他凸显与家人的隔阂：“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的利用自己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90]他定格独特画面——“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到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士兵，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着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匹耕牛。”[91]凤凰人注重军功是事实，家中人与他有隔阂，生活中能见到挑两个人头行路的小孩等，这些存在于世间的常事，到了他的笔下往往成为异常绝对的实存。于他固然是强调描述对象真实性的需要，或凸显印象深刻使然，但以艺术真实性衡量，则会发现表现对象的变形。显然，不管描写对象是什么，经过他夸饰性描述后都呈现出超过原状的存在形态，因而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
（二）对感官刺激的描摹
沈从文的思维特征不属于抽象思辨型，而是形象感知类的。同样的存在环境，其他人可能只获得笼统感知，他却能够细腻捕获环境构成要素中的细节，品味其味道，描绘其形态，以生动的文字勾勒出鲜活的画面来。《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这样描述其自我意识：“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我得认识本人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答解。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92]当其主体意识建构起来后，他就不满足于别人告诉他什么了，而是喜欢自己直接体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从文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欲知很多，所知有限，故不愿受拘于一时一地。不满足于私塾里老师教授的死知识，想了解自身以外的生活，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疑问，欲知和已知之间构成矛盾，使少年沈从文感到忧愁。沈从文的文字，透露出其认知特征，即看重自我实感，相对忽视间接经验。
孤独与忧愁酝酿出超现实的冲动，鼓动他一次次逃学，在山野间、集市上，看猎人狩猎，听野兽吼叫，或者在打铁人家的火炉旁，编织竹篓的阿婆家，耗去那些本该在学堂里读书的时间。这是自由、随机的生存状态，“有人下棋，我看下棋。有人打拳，我看打拳。甚至于相骂，我也看着，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如何结果。”[93]看人磨针，看人做伞，看人打豆腐，看人做豆粉，看人扎冥器，看雨后人们怎样跃下桥头跳进河中捞浮物；看杀牛，看杀人，还看滚在河滩上的昨天砍掉的污秽的头颅……视觉的充盈诱惑着年少的沈从文，使其流连忘返。他还充分调动听觉、味觉，感受大自然演奏的交响乐。人间四月天，雨后满山的蟋蟀叫声；半野街巷里，钉鞋敲打青石板的节奏；“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微妙的声音让世界活泼起来，进而带动味觉感知外界事物，他“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94]对味觉、听觉的细腻感知和真切描写，现代作家中极少有人达到如此精妙境界。即便如朱自清的散文《春》，虽然也采用通感手法，多维度描述自然界的春意盎然，却因为追求整体的诗意笼罩而在细密程度上略逊一筹。这样，一般人视若无物的自然世界，在他面前便充满生命力；行文出来，使其散文具有了鲜活的生气。
沈从文宁愿与同伴们跳进池塘胡乱扑腾半天，也不愿意接受老师的约束。这份野性往往招来惩罚，可是他竟然没有感受到惩罚的痛苦，反而展开想象：“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剌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处罚的时间忘掉，直到被唤起以后为止，我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自我意识的建构，来自直接经验；想象力的培养，则可以把痛苦转化为快乐。这就是沈从文的思维特征。所以他追忆这些生活场景时，不觉得冤屈，因为“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95]唯其如此，其想象便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其中有风筝的飞翔、歌呼的黄鹂，有累累的果实、钓起的鳜鱼，更有超越现实困境的小小沈从文脑中掠过这些风景时的快慰。
能够将自我感受凌驾于外来的干涉之上，不仅体现出沈从文性格的倔强，影响其文学创作中坚守人性观的“独断”风格，也形成其重感性的审美观。如他笔下纤夫拉纤的情景，没有生活压抑的沉重，没有埋怨现状的声音，反而具有热爱生活的激情与力量展示的美感：“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96]生活中常见的画面，一经他描绘出来，便有了灵性、质感和淡淡的忧伤。观照画面如此，描画朋友也重感性。胡也频、丁玲是他早年接触最多的朋友，在胡也频牺牲、丁玲被绑架后，他分别撰写《记胡也频》和《记丁玲》纪念他们。其中，1931年10月起在上海《时报》连载的《记胡也频》这样描述胡也频印象：“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胡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97]勿需抽象概括，寥寥几笔，就把胡也频热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特性描绘出来了。这种气质的人，寻求生活伴侣时也会追求气质相近者。我们看沈从文笔下的丁玲。1933年在《国闻周报》连载的《记丁玲》这样描绘她：“支配她生活上各种行动的，据我看来还依然因为那个父亲洒脱性格的血液，在这个人身体中流动，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出于理智选择者少。”[98]可以看出，他认为丁玲也是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对于胡也频、丁玲之间的爱情，他的理解也是跟着感觉走，“我总就觉得从生理方面的特长，她征服了海军学生，从另一方面弱点，则海军学生处处正在征服这个女子”。“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99]过分强调两人结合源于生理需求而不提他们的爱情，虽然具有合理性——青年人相处，肯定有生理需求作内因，但是，爱好写作的志向、向往革命的理想与相濡以沫的生存等也使二人产生爱情。这一点没有成为沈从文论述的焦点，应该与其重感知的思维特征有关，而非丁玲1980年所认为的是有意诋毁胡也频和她的关系。[100]
能够证明沈从文强调感性的思维特征的，既有他对胡也频的描述，也有对冯达的印象。纪念丁玲时，他再次强调胡也频的性格特点：“海军学生很显然的，还是个理性难于驾驭自己感情的人，对革命发展太乐观了些，对历史智识又稍少了些，勇敢处使他可以作出份事业，那是毫无可疑的，不过同时这种勇敢处，也可以成为疏忽，将他自己带入面前深阱里去。”[101]在《记丁玲 续集》中，他依然认为：“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凭了这点热情，他应得到一份敬爱。然而一被重视，因此他却必毁无疑了。”[102]他所强调的是胡也频若作为诗人，其气质有益；若作为革命家，则容易毁灭。事实证明他的感觉无误！如果说胡也频是他非常熟悉的对象，他认知的正确容易理解，那么，凭印象认定丁玲的同居者冯达不会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就不能不承认沈从文的感性思维还是有道理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疑惑。”“如今见到了这个人后，我那点疑心还依然存在。‘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103]令人感到诡异的是，他的感觉总是那么准确！胡也频、丁玲的性格与结局，冯达的最终背叛革命等，皆证明了沈从文直觉的可靠。因此，对感官刺激印象的捕获与描述，构成沈从文散文创作的特点。
（三）对传奇文化的关注
沈从文成长的湘西相较于绝大部分区域而言是个奇异的地方，他能够从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青年自学成为著名作家也是个传奇。笼罩在传奇氛围之中的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也喜欢关注传奇文化。
沈从文散文中的人物，多为苗族。独特的历史铸就苗族人奇异的性格，他们不畏惧血腥，欣赏强悍、勇猛的原始人性。沈从文所推崇的原始生命力，是人生于天地间能够感受到的、自主支配的原始力量。它不受制于外来制度，也不屈从于他人压力，自主自然地存在。因此，湘西苗族汉子行动起来绝少犹豫：“委屈、愤怒的积压有如火山力量存储，时不时要爆发一次纯民族性的反抗。”“没有战争的时候才讲道理；脑壳砍过才讲人道；讲是讲，行动跟着哲学跑；行动起来，哲学要不听话，也便一刀砍了！”[104]崇尚暴力的性格使凤凰县的大人习惯用单刀在大街上决斗，这显然是危险、血腥的行为。苗族家长对待小孩看决斗的问题，却不像汉族那样回避。“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也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儿罢了。”[105]这样的环境，可以造就一些以训练士兵为业的人，或以杀人为生的刽子手，甚至产生杀人如麻的山大王和乱杀无辜的军队。《一个老战兵》中，沈从文叙述了开办补充兵训练班的滕四叔，教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翻斤斗、打藤牌、舞长矟、耍齐眉棍、列阵式，使其自由、实用地学习作战技法。他本人呢？“这教师就是个奇人趣人，不拘向任何一方翻斤斗时，毫不用力，只需把头一偏，即刻就可以将身体在空中打一个转折。”他还会爬树，会在任何地方拿顶；他水性好，任何深处皆可泅去，且会摸鱼、钓鱼、叉鱼；他明医术，擅长用草药治伤；他善养鸭养鸡，还会种花、接果树、捏塑人像。[106]在孩子们眼中，滕四叔几乎无所不能，俨然神人！对犯了错误的孩子，他也不严责，“至于他们的错误，改正错误的，却总是那师傅来一个示范的典雅动作，相伴一个微笑。犯了事，应该处罚，也总不外是罚他泅过河一次，或类似有趣味的待遇，在处罚中即包含另一种行为的奖励。我们敬畏老师，一见教官就严肃了许多，也拘束了许多。他们则爱他的师傅，一近身时就潇洒快乐了许多。”[107]这样的教育，当然成绩斐然，“即到十六年后的现在，从三处出身的军官，精明，能干，勇敢，负责，也仍然是一个从他那儿受过基础教育的张姓团长，最在行出色。”“但家中却料不到十来年后，在军队中好几次危险，我用来自救救人的知识，便差不多全是从那老战兵学来的！”[108]可见，这是一个让作者终生难忘的传奇人物。
如果说老战兵是固定一隅凸显自己的能力，曾芹轩则是沈从文描绘的另类奇人。他描述两人的邂逅，“这曾姓朋友读书不多，办事却十分在行，……他那时年纪不会过二十五岁，却已赏玩了四十名左右的年青黄花女。他说到这点经验时，从不显出一分自负的神气，不骄傲，不矜持。他说这是他的命运，是机缘的凑巧。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109]这类领略异性风骚、擅长语言描述的奇人，让沈从文大开眼界。然而，更具代表性的是湘西无处不在的土匪中的人物，那些个性特异的山大王，对沈从文的创作影响更大。如他描绘的刘云亭，“这人自己用两只手毙过两百个左右的敌人，却曾经有过十七位压寨夫人。这大王身个儿小小的，脸庞黑黑的，除了一双放光的眼睛外，外表任你怎么看也估不出他有多少精力同勇气”。[110]他在严寒的冬天，别人认为没有人敢下水时，赤身下河游一个小时；有人赌博被骗输光时，他出面把钱要过来送还。他被司令官救过一次，为感恩放弃山大王地位，来做司令的上尉亲信。当他听说川军在本市一个庙里押着一个18岁就当匪首的王夭妹时，便过去告诉女匪自己埋有六十支枪，可以设法保她出来，一起上山快活。女匪相信了他，两人便在狱中亲近了一次，次日事泄，王夭妹被杀。“女人既已死去，这弁目躺在床上约一礼拜左右，一句话不说，一点东西不吃，大家都怕他也不敢去撩他。到后忽然起了床，又和往常一样活泼豪放了。”他的理由：“夭妹为我死的，我哭了七天，现在好了。”[111]似乎很讲义气，后来因为想拐走良家妇女、回山重操旧业而被杀，临刑前吐露别人曾经花六千块钱收买他刺杀司令，他拒绝了，最终还是被杀掉。性格的悲剧与命运的不可知纠结在一起，令人深思人世之谜。好像仅仅写出这些还不够传奇，在文章的最后，又叙述杀刘云亭的张司令，三年后被部下田旅长设鸿门宴杀死；田旅长一年后被湖南主席叶开鑫派另一个军官，用同样的方法刺死。至此，暴力的阴影、命运的轮回呼应着湘西的险山恶水与现代中国的时代风云，已具有超越传奇本身的复杂内蕴。
除了本民族文化熏陶出的奇人，还有外来的趣人。《姓文的秘书》所描述的文秘书，真名文颐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沈从文在行伍间见惯了粗野放荡的行为，见文秘书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样子觉得有趣。当他说话随口带出“老子”时，文秘书告诉他不要跟士兵学这些，世界上有许多好事情可学。二人熟悉后，沈从文为他学狼、虎的叫声，告诉他如何分辨野猪和山羊的足迹；他则告诉沈从文火车、轮船的声音，电灯、电话的样子，鱼雷、氢气球是什么等，并搬出《辞源》查到“老子”，详细解释“老子”是谁。通过他，沈从文不仅认识了一个趣人，更知道外面的世界多有趣，于是，与人合订《申报》，开始阅读《西游记》等名著。当其他士兵依然如故时，沈从文新的传奇已开始孕育。
奇人能够凸显人性内蕴，彰显人类社会的多重内涵。但是，奇事——超越社会常理、有悖人之常情的事情，则更能表现时代风云与社会内蕴。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记述了诸多奇事。随军到怀化镇时，“药铺表示欢迎驻军起见，……膏药锅边总还插上一个小小纸招，写着：欢迎清乡部队，新摊五毒八宝膏药，奉送不取分文”。“既然有了这种优待，兵士火夫到那里去贴膏药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我方明白为什么戏楼墙壁上膏药特别多的理由，原来有不要钱的膏药，无怪乎大家竞贴膏药了。”[112]平淡的叙述，却描绘出药店主人对军队的畏惧、士兵的无聊。当这些无聊的士兵想逃离部队时，一旦被抓住，会是怎样的处罚呢？“晚上拷打时，常常看到他们用木棒打犯人脚下的螺丝骨，这刑罚是垫在一块方铁上执行的，二十下左右就可把一只脚的骨髓敲出。又用香火熏鼻子，用香火烧胸胁。又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把脚扳断，第二天上午就拖了这人出去砍掉。”[113]若非亲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逃兵被处罚是常理，然而经受这么多折磨再处死就超出普通人的认知了。
沈从文对人类相互残杀印象深刻，其散文创作中写到很多。《辛亥革命的一课》叙述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父亲参与凤凰县的暴动失败、众多苗民被杀的场景。叔父回来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四百一十个人头，一大串耳朵……”[114]他出去围观时，看到官府每天从苗乡捉一两百人，判处时却靠掷竹筊决定：“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他“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115]死生大事，竟然基于偶然一掷，这不仅构成一个传奇现象，也使沈从文开始思考生命、人生等问题。
生死固然能够酝酿传奇，情感波折也不乏超常之处。沈从文在《女难》中叙述自己在芷江县警察所当办事员时，拒绝乡绅们要他做婿的好意，认为一个白脸长身的商人女儿才是自己所爱，因此，在八百土匪围城的战火中，满怀希望为女孩写诗，借钱给女孩弟弟，然而，爱情没有结果，母亲托他保管的几千块钱却少了一千块左右对不上。这成为他离开芷江的原因，也勾连着他的未来，到了常德，他依然关注着那个女孩马泽蕙。听说她被土匪抢去做了压寨夫人，他题诗感慨：“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并知道女孩再被黔军团长赎去，团长被枪毙后，女孩到天主教堂做了洋尼姑。[116]一段初恋，他写得波澜起伏——既有少年不知情为何物的懵懂，也有痴情不得的怅惘，更有女性命运的坎坷，还有外来宗教的渗入。这些叙事，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的确是具有超凡性的。
（四）对民风民俗的记录
民风民俗是一个地方最具文化气息的存在，其奇特内涵构成地域性特点，因此，通过民间风俗展示特定对象的传奇色彩，成为作家创作中常见的手法。沈从文浸染于湘西“小乡城文化”之中，各族文化的冲突整合留下了很多奇特的风俗，建构起绚丽多姿的文学画面。
沈从文开始写作就注重风俗描写。其散文《通信》，载于1926年3月6日《晨报副刊》。该文描绘麻阳风俗：“每到五月五（是十五）划龙船的时候，一些划手，必有所争斗寻仇生事，用河中包子石（鹅卵石——原文后注）打死几个‘命中该打死的’。”“大约因每年打，每打总死两个，人多了，官也不问，结果就用钱和；了事。这种架虽说是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打的，但他们总是留到这天打，谁死了，当时不报仇，又留到下年去热闹。”[117]这习俗，一方面凸显出麻阳人无聊无趣的人生，拿生命作为娱乐对象；另一方面，也是为表现野蛮的原始生命力，期冀在此展现卑微生命的价值！《湘行书简·忆麻阳船》中对船家性爱风俗也有描写：“船上规矩严，忌讳多。在船上客人夫妇间若撒了野，还得买肉酬神。水手们若想上岸撒野，也得在拢岸后的。他们过得是节欲生活，真可以说是庄严得很！”[118]还是麻阳人，自己快乐却不能影响别人，夫妻性爱也要符合仪式，不能不说具有独特性了。无论凸显原始野性还是描写性爱仪式，均具鲜明地域色彩。
《湘行散记》中既有对端午节赛龙舟风俗的描写，也能看到湘西人教育后代的习俗。《箱子岩》写端午节到来时，“箱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皆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狭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线条，全船坐满了青年桡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枝没羽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河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皆有人看船，大声呐喊助兴”。[119]《滕回生堂的今昔》则表现湘西人如何教育后代：“两兄弟把长绳系个钓钩，挂上一片肉，夜里垂放到水中去，第二天拉起就常常可以得一尾大鱼。但我那寄父却不许他们如此钓鱼，以为那么取巧，不是一个男子汉所当为。……他常奖励两个儿子过教场去同兵将子寻衅打架，大儿子常常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回来时，作父亲的一面为他敷那秘制药粉，一面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三天就好了。你怎么不照我教你那个方法把那苗子放倒？’说时有点生气了，就在儿子额角上一弹，加上一点惩罚，……。”[120]不准取巧，推崇勇敢，鼓动孩子寻衅锻炼自己等，显然具有湘西文化内蕴。《湘西》中他向读者介绍了湘西赶尸的传说，并分析了放蛊、巫、落洞女这些独有传说之间的关系：“但蛊在湘西却又另外一种意义，与巫，与此外少女的落洞致死，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因年龄、社会地位和其他分别，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三十岁左右的，易成为巫，十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美丽爱好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致死。三者都以神为对象，产生一种变质女性神经病。”[121]并详细叙述了蛊的构成、放蛊的方法，行巫术者如何表演以及落洞女的实质，让没有到过湘西或对湘西一知半解者对这些奇特的民俗有初步的了解。
《从文自传》中也有对湘西奇特风俗的描写。《辛亥革命的一课》中对被抓苗民掷竹筊决生死的场景描写，不仅写出了军阀权威下苗民的无奈与悲惨命运，也是对特定时代湘西执政者判决规则的描绘。这样的判决导致诸多无辜者死亡，那些围观者、刽子手又将表现出怎样的习俗呢？《怀化镇》先写掌握生杀大权的军法长“马马虎虎”宣布罪状、朱笔勾勒被执行者，然后便跑到较高的土墩上等着看砍头。如果被杀者有特异之处——“死前死后又有出众之处，或招供时十分快爽，或临刑时颜色不变，或痴痴呆呆不知事故，或死后还不倒地”，副官处、卫队营、军需处、参谋军法秘书处的人们便有了谈资。刽子手呢？“杀人那天如正值场期，场中有人卖猪肉牛肉，刽子手照例便提了那把血淋淋的大刀，后面跟着两个火夫，抬一只竹箩，每到一个屠桌前可割两三斤肉，到后把这一箩筐猪肉牛肉各处平分，大家便把肉放到火炉上去炖好，烧酒无限制的喝着。”[122]于是，他人的忌日变成了围观者和刽子手的节日，杀人带出的习俗便凸显出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思考和对麻木不仁者的揭露。
杀人的风俗固然具有独特性，更能表现湘西特色的是码头边、吊脚楼上或集市上看到的风俗。在常德，你可以看到各种面馆、杂货店、理发店，也可以见到几家专供水手消遣的妓院，“三五个大脚女人，身穿蓝色印花洋布衣服，红花洋布袴子，粉脸油头，鼻梁根扯得通红，坐在门前长凳上剥朝阳花子，见有人过路时就迷笑迷笑，且轻轻的用麻阳人腔调唱歌”。[123]有大船靠岸时，能看到水手们提了干鱼或南瓜去送礼，看到小孩子捧了公鸡，带了狗，去斗鸡。街道上传来小贩们敲梆子、打铜锣的声音，夹杂着丢鸡人家的妇女的骂人声和唱傀儡戏的曲调，共同酝酿出浓郁的小乡城情调。而《船上》描写被商人放的爆竹所惊吓的曾芹轩，假装拜年敲开商家的大门，待商人开门时冷不丁一拳打去，对方应声倒地。曾芹轩大声说明：“老子打了你，有什么话说，到中南门河边送军服船上来找我，我名曾祖宗。”[124]顺手丢下自己的名片，哈哈大笑而去。恩怨分明，睚眦必报，颇有武侠人物风貌。
这些经历本身成为沈从文描写的对象，已经具有独特的价值。实际上，还有逸出自传之外的文学价值，即对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也具有积极效应。如结识的那些奇人趣人，他们讲述的故事，会成为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原型；他们对异性的描绘，为未经历异性的作者提供方便。“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轻女子的轮廓，不至于失去她当然的点线，说得对，说得美，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125]甚至，有些事情促使他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如叙述过刘云亭的经历后，“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种种犯罪的纪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126]正是这些对自我经历和湘西传奇人物、风俗的描绘，使得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具有浪漫恣肆、俊逸脱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