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湘行散记》
《湘行散记》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通信选集。1934年1月，沈从文返乡探望病重的母亲，路上行程十几天，走的是他十多年前走过的辰河，一路上感慨良多。他每天如约给张兆和写一封信，谈所见所闻。回到北京后，根据这些信整理成这本散文集。我们看《湘行散记》蕴含着怎样的内涵，呈现出哪些叙事特征。
（一）时间维度下的反思
身为从湘西走出来的作家，沈从文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和选择。当别人从阶级或社会角度思考问题时，他却超越了这一层面，在苍茫的时间背景下反思人生和自然。他感慨时间使人生多变：“时间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尘成土，把一些傻瓜坏蛋变得又富又阔；……我这个朋友，在一堆倏然而来悠然而逝的日之中，也就做了武陵县一家最清洁安静的旅馆主人，且同时成为爱好古玩字画的风雅人了。”[127]这个朋友是曾芹轩，“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大约就有过一百个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怎么刚到中年，便充满人生的沧桑感呢？“但照他自己说，使他迷路的那点年龄业已过去了，如今一切已满不在乎，白脸长眉毛的女孩子再不使他心跳，水獭皮帽子，也并不需要娘儿们眼睛放光了。他今年还只三十五岁。……童心业已失去，就再也不胡闹了。”[128]人世间的一切，似乎皆可委于时间，在其转瞬即逝的轨道上，各人演绎着各人的悲喜剧。曾芹轩如此，那个当年一起行军一起浪漫过的同伴如何呢？十七年过去了，沈从文故地重游，居然一丝不错地走到绒线铺门前，那个“伶俐勇敢，希有少见”的少年傩右不见了，他追到的“翠翠”已死去，他们的女儿小翠已长成母亲当年的模样。当傩右出现时，“真没有再使我惊讶的事了，在黄晕晕的灯光下，我原来又见到了那成衣人的独生子！这人简直可说是一个老人，很显然的，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但不管时间同鸦片烟在这男子脸上刻下了什么记号，我还是一眼就认定这人便是那一再来到这铺子里购买带子的傩右”。默默对望中，“我憬然觉悟他与这一家人的关系，且明白那个似乎永远年青的女孩子是谁的儿女了。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摩摩我的脸颊，一句话不说，静静的站在那儿看两父女度量带子，验看点数我给他的钱。……他们那安于现状的神气，使我觉得若用我身分惊动了他，就真是我的罪过”。[129]时间既然已经带走了青春，也载去了留不住的故事，保持原生态的安静便是对老伙伴的尊重。沈从文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感悟时间改变世事人心的能力，而没有点破彼此的关系。
尊重老朋友的现状，并不意味着沈从文不反思其生存状态，事实上，沈从文一边追忆沿河风景，温习十几年前辰河两岸的风貌，一边思考着故乡人的存在状态。在箱子岩，想起往昔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想起两千多年前屈原就看到同样的情景，沈从文感慨：“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与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130]作者觉得故乡人的生存状态几千年不变不合理，但是故乡人却沉醉不醒，或者习惯如此了。“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何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131]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拓展视野思考时，似乎认同了他们这种顺应自然、安静平和的存在状态。但沈从文毕竟是走出湘西、接受了现代文化的作家，短暂的认同之后，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希冀：“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132]依然是时间维度上的思考，却是指向未来的，这才是沈从文思考的最终目标。往昔不可留，未来尚可期。显然，在时间的维度上，沈从文对故乡人还保有充分的信心，不然，他不会在此文结尾写道：“二十年前澧州地方一个部队的马夫，姓贺名龙，一菜刀切下一个兵士的头颅，二十年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十万军队来解决这马夫。谁个人会注意这小小节目，谁个人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133]虽然他没有明确号召故乡人走贺龙的革命道路，但充满暗示的文字预示着这才是创造未来的生存方式，凸显出沈从文囿于环境欲说还休的表达姿态。
为何如此？个人记忆的背后隐藏着时代信息，时间流逝的轨迹承载着社会思潮。1934年的中国社会充满动荡和变数，尤其是沈从文的故乡湖南。一方面，国共两党在这块土地上的争夺日趋白热化，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沅州南门城边，“城门上有一片触目黑色……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原来是北京农科大学唐姓青年返乡带领四乡两万百姓到沅州请愿，结果和四十多个学生、农民一起被机关枪打死了。因为他是党务特派员，故他的身体，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后，抛入江中。[134]另一方面，苛捐杂税繁多，鸦片、土匪祸害乡里，百姓无以为生，很多女性沦为妓女，桃源后江，“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过路人，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维持许多人生活，促进地方的繁荣”。[135]她们也要缴税，叫“花税”！畸形的繁荣，无常的人生，会引发人们对命运的思考。屡屡遭遇命运的无常，人的生理年龄退居次位，像曾芹轩、傩右那样的心理早衰，成为时代的特殊标志。
（二）人性内涵的展现
在时间维度下的思考，赋予沈从文散文与众不同的特色，但是，如果仅仅写出这些，文本内蕴未免单薄。钟情于“小乡城文化”的沈从文，更侧重以时间为背景，来表现湘西人执着的人生态度。1934年1月18日，船行在辰河上，一位长眉白须的拉纤老人，77岁了，每天挣九百钱的拉纤费，看到老人“得了钱坐在水边大石上一五一十数着”，作者感慨：“看他那数钱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136]拉纤的如此，撑船人呢？看着这些伴随多日的水手，“我在心中打了一下算盘，掌舵的八分钱一天，拦头的一角三分一天，小伙计一分二厘一天。在这个数目下，不问天气如何，这些人莫不皆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想起了这件事情，我轻轻的吁了一口气”。[137]那个掌舵的已行船37年，仍孑然一身，却认真地活着。这促使作者反思自我为生存走过的历程，于反思中“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融洽才是人生中最大的收获，名利的得失、外在的变化都扭转不了心灵的契合！作为跳出湘西的觉醒者，“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138]时光流逝，人世代谢，但人的生活内容和命运却从无改变。生活于悲哀之中却不自觉，难怪作家有诸多感慨。作家有历史感，自我反思，他们则无怨无悔，做自己应做的事情，在对自然的顺从和对命运的达观中忽视自然年龄的存在。相对于敏感文人感慨时光易逝、生命不永，他们似乎是麻木愚昧的，也是现代启蒙者忙着要启发的对象。但是，能够安贫若素，不计较得失，执着于生活，这种态度不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吗？沈从文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只是用笔描述了其存在，读者却能够从中品悟到人生的真谛。
这种执着，还表现为湘西人对自我选择的坚守。他们不愿意因为社会不认可就改变自己，无论是行为，还是性格，均透出近乎顽固的可爱。显然，我们无法按照习惯的社会规则来衡量他们，像曾芹轩，“从三岁起就喜欢同人打架，为一点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样子显得很懂事怕事。……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称他为坏蛋。但不妨事，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起来，这人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139]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彰显出其生命力的澎湃。唯其如此，即便是人到中年，遇到商人扔爆竹吓他时，还是找上门去，出拳便打。虎雏呢？沈从文曾经把他带到上海，希望将这个14岁的莽小子改造成一个“文明人”，可是，不到一个月，他便打坏别人，逃跑了。这是一个都市空间圈不住的小伙，一个小豹子一样的男孩，其祖父是在台湾抗日殉国的游击；虎雏的理想就是像祖父那样做团长。“他年纪到如今只十八岁，就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而且照他说来，敌人全超过了他一大把年龄。”[140]虎雏恩怨分明，不畏强敌，所以沈从文回乡时，弟弟派虎雏护送。当他们遇到一个蛮横军人要强行搭船，被拒绝后辱骂不堪时，虎雏心里认为“开口就骂人，不停船就用刀吓人，真丢我们军人的丑”。[141]待船靠岸后，水手们怕事躲走了，他却借口买菜，上岸后找到那个军人，将其嘴巴打歪，差一点把军人膀子弄断。
沈从文欣赏曾芹轩、虎雏式的执着，所以用赞许的笔调记录他们的事迹。但是，对于不管时间如何流逝，仍然顺着自己的性格发展，投机自私的人，他也以讽刺的笔调记录下来。印瞎子是其年轻时的好伙伴，因为高度近视，有了这个绰号。这是个自命不凡的角色，“不要小看我印瞎子，我不像你们那样无出息。我要做个伟人！”[142]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他观察时局变动，时时投机取巧，终于成功了！姓杨、姓韩的朋友被清党运动所杀。“那个近视眼朋友，北伐军刚到湖南，就入党务学校受训练，到北伐军奠定武汉，长江下游军事也渐渐得手时，他已成为毛泽东的小助手，身上穿了一件破烂军装，每日跟随毛泽东各处乱跑，日子过得充满了疯狂的兴奋。他当真有意识在做‘伟人’了。”[143]他很得意一时的成功，曾写信劝沈从文到武汉参加革命。宁汉分裂后回到地方，两人便失去联系，再见时，印瞎子做了乌宿地方的百货捐局长，生活用具考究——“那两支烟枪是贵州省主席李晓炎的，烟灯是川军将领汤子模的，烟匣是黔省军长王文华的，打火石是云南鸡足山……”当我邀他一起去看看杨、韩的坟墓时，“他仿佛吃了一惊，赶忙退后一步，‘大爷，你以为我戒了烟了吗？家中老婆不许我戒烟。你真是……从京里来的人，简直是个京派。什么都不明白。入境问俗，你真是……’”[144]显然，他已经很通世故，懂得明哲保身，才不会为了什么友情而冒风险呢！沈从文感叹：“不过我很明白‘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皆会在时间下被改变，当前的安排也许不大对，有了小小错处，我愿意尽一分时间来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145]面对印瞎子的自私自利，沈从文没有绝望，否则他也不会将其展览出来了。他依然希望花费时间改造之，希望时间能够改变这些。如果将其与曾芹轩、虎雏对比阅读，则发现沈从文对湘西人人性的思考是辩证的，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一味推崇的。
（三）世事“常”“变”的考量
立足于时间维度观察时代、社会与人类的命运，很容易发现存在着永恒的时间背景与变化的现实存在。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云：“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诗人在望月之人屡变、天上明月永恒、长江之水不竭之间思考人在宇宙、历史长河中的定位。苏轼《前赤壁赋》也假托客人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提出了思辨性命题：“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可见，作家观察外在世界时，往往将永恒之物与变化主体互为参照，进而思考人类存在的价值。
沈从文对于湘西人执着人生的存在状态几千年不变是充满忧虑的，对于印瞎子那样的随机取巧的人生观是鄙夷的。该变的不变，不该变的却为了自私的欲望改变了，人世间事事物物的存在就是这样矛盾。这引起沈从文的思考，并由对现实人事的观察转向对民族命运和人生中“常”与“变”问题的整体考量。坐在小船上，行在绿水间，他思索：“十五年来竹林里的鸟雀，那分从容处，犹如往日一个样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朴质勇敢耐劳处，也还相去不远。但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型范！”[146]他满怀忧患意识，感受着故乡的变化，内心充满焦虑。连他最熟悉的药店所在的桥上，风景也迥异于前：“我问他这桥上铺子为什么皆改成了住家户。他就告我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147]应付生存的方式和宣泄感情的娱乐今古相同，但是，鸦片来了，黄吗啡成为公开卖品，人心也变了。“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希望到这个地面上，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这责任应当归谁？”[148]从民族处境到市面现状，从物质层面到世道人心，一切都变了！这引发沈从文对变化责任的追究，急切的追问中蕴含着不敢明言的愤懑。
沈从文的追问，没有具象的答案，他的目的也不在于此。他在向更深处追索——先民们如此生活，于当初情形下是积极进取的；但是，作家立足20世纪30年代观察之，则发现其与时代不协调处甚多。责任在谁？显然不是作者的思维终极点，他要思考“常”与“变”的关系。景如旧，岁月流逝，这是变化的常态；人依然，无为自在，也是不变的固态。应该变化的没有变化，作家偏从变化不止的时间维度考察，结果怎不令他感到酸涩！唯其如此，在《箱子岩》里，沈从文才希望人们将娱乐上的狂热转个方向，以便他们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这样，我们便可透析其文本内蕴乃是由现实反思人生与历史，进而发现民族性格中的惰性并希望改造之。他由此展开的对命运“常”与“变”的考量，其价值则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生活，具有了普遍性意义，从而使其文本具备了现代性内蕴。
（四）小说技法的引入
沈从文写《湘行散记》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那时，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已经开始连载，因此，写作此书时自然将小说的技法引进来了。于是，《湘行散记》相对于其他现代散文而言，叙事特征更为鲜明。
首先是倒叙视角的采用。由于作者是别离故乡十几年后的重游，扑入眼帘的花草山水、人事喧嚣，传进耳膜的桨声涛声、调情谩骂，引发思考的场景变迁、世道民俗等，均唤起往昔的记忆，不由自主地产生追忆。加上成书过程中的事后整理，今昔对比的思维定式影响等使《湘行散记》的叙述视角多为倒叙。事后的冷静追叙，往往避开了事情进行时的忙乱纷扰，行为主体容易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所经历的人事，在比较中得出成熟的结论。观其文本，或以当事人的回忆，构成今昔对比，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叙述回乡时坐车由武陵过桃源，与老友曾芹轩同行，介绍他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叙说他年轻时的风流和改邪归正后开旅馆、搞收藏。然后，追忆十三年前的相识以及曾芹轩为小娼妇一夜花费三百元的荒唐往事。或以作者的追述为线索，展示主人公的经历，如《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从民国13年与印瞎子相识到16年国共两党合作后他在武汉的投机，宁汉分裂后失联，直到这次重逢，以时间为背景凸显其变化。或通过风俗场面展示再过此处的感觉差异，如《箱子岩》开头回忆十四年前最美丽的三只龙舟下水，青年人兴高采烈地划龙舟，两岸鼓声、鞭炮声不断；而今再来，但见红木柜零落，新的龙舟尚未完工，年轻人不见踪影，只有几个老渔婆在寒风中补渔网。或以人物多年后的再遇为契机，回顾历史，如《老伴》叙述十七年后绒线铺里再见傩右时勾起的往事——为了追求翠翠而反复来买带子；辞去军职来做上门女婿等。《虎雏再遇记》则是与虎雏上海一别四年，回乡时弟弟派一护兵相送，却是虎雏；而虎雏这次上岸寻找霸道军人并痛揍一顿的行为，与当初在上海上学不到一个月就打坏人的性格一致。有的散文，题目便透露了作者的叙事视角，如《滕回生堂的今昔》。面对巨大的变化，作者忍不住感喟：“我知道‘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149]这种惆怅，不好直接说出来，借此视角则利于抒发对现实不满的愤激之情。因为这种不能直言的激愤，若议论而出，易被当局查封；但于行文中勾描今昔，让读者跟随自己回忆十多年前的湘西，于比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则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规避了风险，亦增加了风格的蕴藉。
其次是将小说技法融进散文。《湘行散记》共12篇散文，除了《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之外，全有精彩的对话，有些散文像对话体小说，如《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虎雏再遇记》等。《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中，通过对话、对骂，将水手牛保与情人夭夭的故事展现出来。牛保的多情、缠绵，该出发了还不下楼，得了大苹果又回到相好那里，送她苹果；情人不仅不愿放他走，临走还给他准备好路上吃的核桃。最后，点明夭夭只有十九岁，却被一个五十岁的老兵占有；这个鸦片鬼，“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150]于是，夭夭的凄惨命运，夭夭与牛保的情感，甚至夭夭对“我”的顾盼，均有了言之不尽的韵味。对话体的运用，具有多重效应：其一，可以增加散文的真实感。“我”与当事人对话，原汁原味的口语传达出湘西人真实的感情，从而让读者信服文中所写内容。其二，可使行文简洁。沈从文的作品，不善铺排，行文如对白，简约流畅，跳跃而行，能在不长的篇幅中容纳较多内涵。其三，可避思想迫害。当时出版检查极严，文中肯定共产党人，暗示湘西人走贺龙的造反路，追问造成湘西现状的责任等，这类不满当局者的情绪从对话者口中流出，不易惹祸。其四，再现行船时且行且言的氛围。他的回乡之路，沿途都是作者极为熟悉的景物，小船上一坐十多天非常寂寞。此时，撑船人与坐船者为排遣寂寞聊天叙旧，甚至讲些粗话野趣，实为真实情形。沈从文信中就告诉张兆和，自己学会了多少骂人的野话。散文追叙出来，便使读者亦如船上乘客，听其言，观岸景，随船行，娱其情！
再次是其风俗描写和景物描写。一个民族特定区域皆有自己的风俗，不同风俗中含有不同的文化内蕴。沿辰河行船，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满载山货、煤炭或鸦片的船，也会碰上各式顺水漂流的木筏，一张木筏即是一个小世界；而船筏停泊的码头旁，供水手们抽“荤烟”的吊脚楼，别情依依的水手和妓女，以及两岸青山竹篁、飞鸟走兽构成的美景，无不给读者带来惊喜。如《箱子岩》中对赛龙舟场景的集中描写，风俗变迁中透出历史的悲凉感；辰河水手与拉纤人对骂的经典勾勒，使得对骂亦如歌。散文对沅州城内风俗的描写，突出军与妓，“军”之霸道蛮横，“妓”之贱杂悲戚，无不凸现时代特有的内蕴。所有这些，在在凸现作者小说家的素养及独特韵味。
作为其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没有被文学主潮裹挟，跟随时代书写启蒙或救亡主题，而是立足于时光流逝背景下创作主体对自然、人生、生命等问题的凝思，在跨越十几年的对比中，凸显作家对问题的独特理解。其执着的人生追索及达到的哲理境界，能给深思者以启迪；其小说技法的引入，使其散文具有多种情趣，没有说教意味。他对湘西风俗的描摹，能让人品出湘西文化的独特韵致；对辰河风景的描画，则在充满硝烟与血腥的文坛上，建构一道亮丽的山水画卷。表现这些内容时，得力于作家未受太多学校教育的束缚和以书信向妻子描述所见所闻的方式，能够以其小说家的思维惯性与创作手法，简洁表述，且行且言，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作品。散文呈现的风景、场面、风俗、对话，字里行间充盈的温情、粗野、恣肆、放达等，均使文本具有诱人的浪漫色彩，也凸显出其散文创作与其独特经历的关系。
[1] 参阅侯运华《论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小说史》，刘绍铭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3] 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4]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5] 沈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276页。
[6] 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7] 沈从文：《女难》，《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8] 沈从文：《女难》，《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9] 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0] 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1] 沈从文：《狂人书简》，《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6—27页。
[12] 沈从文：《流光》，《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3]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4] 沈从文：《致徐志摩》，《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5] 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16] 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17] 沈从文：《复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8] 沈从文：《复王际真——在武汉大学》，《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5页。
[19] 沈从文：《致王际真——住到上海不动了》，《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20] 沈从文：《致王际真——住到上海不动了》，《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21] 沈从文：《致王际真——住到上海不动了》，《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22] 沈从文：《中年》，《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
[23] 沈从文：《不死日记》，《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24] 沈从文：《Láomei，zuohen!》（妹子，真美呀！苗语），《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25] 沈从文：《中年》，《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
[26]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27] 沈从文：《此后的我》，《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28] 沈从文：《此后的我》，《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29] 沈从文：《此后的我》，《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0] 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31] 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32] 沈从文：《由达园给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33] 沈从文：《由达园给刘廷蔚》，《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34]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35] 张兆和、沈从文：《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36]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37]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3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39]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40]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41]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42]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
[43] 沈从文：《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44]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45] 刘晨芳：《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乐黛云访谈录》，汤一介：《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46] 商昌宝：《沈从文：被打倒的新月派作家》，分别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10月号；《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
[47] 沈从文：《致季陆》，《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
[48] 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49] 沈从文：《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0]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51]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32页。
[52]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
[53] 如有学者这样概括其1949年后的思想轨迹：“沈从文的思想转变轨迹便呈现出来，即由‘自我压迫’到‘自我折磨’到‘自我调整’再到‘自我解放’。”商昌宝：《沈从文：被打倒的新月派作家》，分别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10月号；《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
[54] 沈从文：《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55] 沈从文：《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56] 沈从文：《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57] 沈从文：《致张僖》，《沈从文全集》第2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58] 沈从文：《致高岚》，《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59]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60] 沈从文：《复沈虎雏、张之佩——给在工厂的次子夫妇·之一》，《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61] 沈从文：《致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2] 沈从文：《致张之佩》，《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0页。
[63]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64] 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65] 沈从文：《致施蛰存》，《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66] 沈从文：《致萧离》，《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31页。
[67] 沈从文：《致凌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47页。
[68]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转引自卓雅《黄永玉和他的湘西》，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69]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70]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71]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72]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73] 沈从文：《一种态度》，《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74]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
[75]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76]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5页。
[77] 沈从文：《Láomei，zuohen!》（妹子，真美呀！苗语），《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7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79] 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原刊于香港生活书店《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80]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1948年3月1日香港生活书店《文艺的新方向》，王训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384页。
[81] 沈从文：《杂谈 六》，《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82] 沈从文：《〈边城〉题识五种》，《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83]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84] 汤一介：《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85] 沈从文：《题〈长河〉校注本后》，《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页。
[86] 沈从文：《题〈绿魇〉文旁》，《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87] 沈从文：《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88]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89]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90]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91] 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92]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节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53、261页。
[93]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94]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95]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96] 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大王》，《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97]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98] 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99] 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
[100] 参阅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101] 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102] 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03] 沈从文：《记丁玲 续集》，《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104]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见卓雅《黄永玉和他的湘西》，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105] 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读一本大书》，《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106] 沈从文：《一个老战兵》，《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107] 沈从文：《一个老战兵》，《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108] 沈从文：《一个老战兵》，《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109] 沈从文：《船上》，《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333页。
[110] 沈从文：《一个大王》，《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111] 沈从文：《一个大王》，《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112] 沈从文：《怀化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113] 沈从文：《怀化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114] 沈从文：《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115] 沈从文：《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1页。
[116] 沈从文：《常德》，《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117] 沈从文：《通信》，《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18] 沈从文：《湘行书简·忆麻阳船》，《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119] 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120] 沈从文：《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121] 沈从文：《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122] 沈从文：《怀化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309页。
[123] 沈从文：《常德》，《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124] 沈从文：《船上》，《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335页。
[125] 沈从文：《船上》，《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126] 沈从文：《一个大王》，《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127] 沈从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128] 沈从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129] 沈从文：《老伴》，《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297页。
[130] 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131] 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132] 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133] 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134] 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239页。
[135] 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136]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137] 沈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72页。
[138]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139] 沈从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8页。
[140] 沈从文：《虎雏再遇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141] 沈从文：《虎雏再遇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142] 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143] 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144] 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
[145] 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310页。
[146] 沈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147] 沈从文：《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148] 沈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149] 沈从文：《老伴》，《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150] 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