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陈望道时代：修辞格研究的学术视野和话语生产
——序高群《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
谭学纯
一
源自西方修辞学术语figures of speech的修辞格，在前陈望道时代已经较受关注，只是当时有不同的汉语表达：开明书店1905年版汤振常《修词学教科书》称“辞样”“转义”，《教育杂志》1921年第13卷第12期云《国语修辞法述概》称“词态”，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唐钺《修辞格》始名“辞格”，但至30年代才渐被接受。其后北平文化学社1925年版董鲁安《修辞学》称“词气”，天津南开华英书局1926年版张弓《中国修辞学》称“辞式”。[1]
世纪回眸不必深究非本土概念术语figures of speech的不同汉语表达可能具有的信息不对称，正像Rhetoric从古希腊时空场景旅行到中华本土以“修辞”的能指符号现身，无须苛求《周易》“修辞立其诚”的“修辞”与Rhetoric的所指对等[2]。figures of speech 的汉语符码流变中一个重要的学术事实是：至1932年大江书铺出版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修辞格”命名趋于统一。稍晚于《修辞学发凡》的汉语辞格研究另有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以及王力在不同时期的参与[3]，但从修辞学科的影响力说，辞格研究成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版图中能见度最高的知识板块的驱动力量，非陈望道莫属，而《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则是陈望道时代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修辞研究品种。
陈望道时代标志性的辞格研究，是后陈望道时代不断回望的坐标，二者是时间上相继相叠的概念。1977年陈望道离世，陈望道时代的修辞格研究范式持续在线。虽然陈望道晚年曾强调“不要单研究修辞格，也要研究修辞理论”。[4]但辞格研究热度不减，新时期中国修辞学研究关注度较高的品种之一，仍是修辞新格的发现与解析，如谭永祥《修辞新格》因发现之新、着力之勤而受称道[5]。观察陈望道逝世20年间的辞格研究，很难描述与《修辞学发凡》研究范式的差异性。其间的辞格理论与应用、修辞新格的挖掘与解释、辞格比较、辞格与语法易混现象区分、不同语种的辞格对比、辞格翻译等，代表人物和代表性成果，总体研究格局似无大的改观。由于陈望道时代修辞格研究范式之于话语生产的影响力及陈望道在中国修辞学界的学科奠基地位，《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模式为其后的学者们效仿，这是陈望道的磁场引力，它既体现后来者对学术先驱的崇敬及衍生行为，也需要对学术传承过程中的创新机制作深度透视。这里有不会褪色的学术记忆，也透露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但反思不等于选择性的学术记忆，更不应该脱离学术背景放大上一代学者的缺失，毕竟学者无法选择自己置身的时代。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使命，一代学者有完成自己学术使命的文化生态，一代学者有融入或引领那个时代学术大势的方式。我打过一个比方：当年陈望道的辞格研究，是个人行为买进的原始股。原始股炒作八十多年之后的同类研究，如果找不到新感觉，应该反思的是新的理论背景之下的话语生产者，而不是陈望道的辞格研究模式。[6]
陈望道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醒目的学术符号之于学科话语生产的影响力，以及之于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至今无可替代。但世纪之交的学术市场还是显示了对陈望道时代的辞格研究产生思想冲击的征象。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介出版《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7]，书中所论，以广义“修辞”的蕴含，隐约展现了修辞研究的全球坐标，刺激了国内的相关研究，并在文史哲场域产生了共振。[8]同年该社译介出版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所辑“时间性修辞学”“符号学与修辞”“隐喻认识论”“论尼采的转义修辞学”[9]，在不同层面展示了修辞学研究的域外风景。2001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尼采著、屠友祥译《古修辞学描述》，书中“修辞格”一章较多地提出了国内辞格研究较少涉足的问题域，而“转义表达”一章与保罗·德曼“论尼采的转义修辞学”以及汤振常《修词学教科书》所述“转义”对读，亦可提取关联修辞格的互文性信息。
世纪更迭中，理论旅行接受的修辞思想外援，一方面驱动本土研究重新审视中国修辞研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担当；另一方面提醒本土研究把握中国修辞研究的学脉传承和完整进程，为中国修辞研究的思想资源开拓国际对话空间。在此之前，辞格研究似为中国修辞研究首选标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唯一选择。约略从21世纪初开始，辞格研究不再是修辞研究的唯一，或者不再一家独大地处于修辞研究的话语中心。诸如钱冠连的语用哲学研究、胡范铸融合修辞与语用的新言语行为研究、祝克懿的互文性研究以及近年比较热闹的话语研究等，从不同向度、在不同层面分流了原先相对集中在辞格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并不同程度地倒逼辞格研究走出自身。
后陈望道时代辞格研究的早期信号见于何时？也许可以参照相关的学术著作出版信息。夏中义以1999年作为“后殖民”理论入驻中国学界的理由是这一年国内同时出版萨义德《东方学》中译本和张京媛主編《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译文集[10]。从中国修辞学界的学术动向说，2001年也许值得回首，这一年出版的两部本土学者的修辞学著作，或可看作辞格研究步入后陈望道时代的学术信号。
2001年11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冲击了《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惯性。该书重新审视传统修辞学中与认知相关的辞格，论证不可能特征作为从语言性质过渡到深层认知心理的关键概念，就相似关系、接近关系、自变关系和有无认知介体几个因素，阐发不可能特征的形成以及认知性辞格的类别：比喻、近喻和自喻，及其在创造性思维、创造性直觉和创造性想象中得以实现的机制[11]。刘大为本人的关联性研究，如《修辞学习》2008年第6期、2009年第1期《制造信息差与无疑而问——修辞性疑问的分析框架之一》《修辞性疑问：动因与类型——修辞性疑问的分析框架之二》，《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3—4期、2012年第5期《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下）》《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延续了《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从描写转向解释的研究方法，注重解释辞格生成动因机制的类型考察和理论倾向，可以不同程度地读出“定义+例证+描写”的学术叙述模式的改变，并影响了21世纪的辞格研究格局。[12]
2001年10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书中几乎没有给修辞学知识谱系中权重占比很大的辞格研究分配专门的篇幅，作为陈望道时代曾强调的“研究修辞理论”在后陈望道时代的回应，该书理论的“及物性”和学术视野，在《广义修辞学》作者涉猎不多的辞格研究中似有部分体现，如《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朱玲《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双重隐喻》，《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谭学纯《郎才女貌/郎财女貌：社会婚恋心态话语分析》，《长江学术》2005年第1期谭学纯、朱玲《仿拟/戏拟：形式、意义、认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谭学纯、林大津主持“修辞学大视野”专栏主持人语《修辞学：辞格研究》，《辞书研究》2010年第5期谭学纯、濮侃、沈孟璎《〈汉语修辞格大辞典〉：编撰背景、编撰定位和词典结构》，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汉语修辞格大辞典》谭学纯所写“前言”等，解释辞格显隐规则的理论展开、解释辞格介入或干预社会语言生活的应用场景，与同类研究的区别性特征不难识解。
后陈望道时代的辞格研究不是对陈望道时代的告别，但包括辞格研究在内的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的气象渐见于学术市场。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认为从古代到当代，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历史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型：古代以刘勰《文心雕龙》为标志，从“自然发生”转型到“自觉探索”；现代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标志，从“文论附庸”转型到“独立学科”；当代以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为标志，从“狭义修辞学”转型到“广义修辞学”[13]。刘为忠将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趋势细分为五种转型：从表达中心论的单向考察到表达—接受互动论的双向审视、从现象描写到成因解释、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从言语技巧到言语行为、从修辞学史到修辞史等。[14]
修辞学研究转型不是对以辞格研究为主体内容的狭义修辞学的否定。广义修辞学与狭义修辞学的诸多不同，也许可以理解为换一个系统处理修辞问题，不影响对狭义修辞学的尊重。我在台北版《广义修辞学研究：理论视野与学术面貌》“自序”中这样表达广义修辞学和狭义修辞学的理论格局：
广义修辞学走出技巧论和表达中心论，构建“三个层面、两个主体” 的理论框架。“三个层面”包含修辞技巧，是对狭义修辞学研究传统和研究成果的尊重，但不限于修辞技巧而向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延伸；“两个主体”贯穿于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三个层面，在“表达—接受”互动格局中支持基于话语生成与理解的修辞学研究。
广义修辞学不同于“纯语言学”的狭义修辞研究、不因为修辞学在国内现行学科目录中属于语言学科，而限于“纯语言学”的学科定位，但吸纳“纯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也不盲从巴赫金等学者强调的“超语言学”修辞研究，但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目标而向“超语言学”场域开放，探索始于语言学的观察而不终于语言学的解释的理据和实践途径。
作为广义修辞学理论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从《广义修辞学》初版“为狭义修辞学说几句话（代后记）”到该书修订再版，以及作者此后的广义修辞学系列论著相继出版，我表达了“对护卫狭义修辞学的学科界限、辛勤耕耘的学者们的崇敬”[15]。在学术走向观念多元、理论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狭义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都可以走出自己的边框，从不同的视角互相审视和互相发现，“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的历时演化，会以狭义修辞观和广义修辞观的共时同现方式并存。狭义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信，也都应该具有直面自身局限的理性和自觉，并勤于自我更新，敏于自我提升”。[16]
耐人寻味的是，学术转型背景下修辞学研究的关注焦点，仍然比较集中地聚焦修辞格。在某种意义上，修辞格似乎成了修辞学的替身，负载了修辞学的臧否褒贬，这既反映了修辞格之于修辞学的关注度，也体现了学科认知中“修辞学=修辞格”的偏误：人们对修辞学的了解多半体现为“辞格中心论”，由此固化了对修辞学的学科印象，似乎修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同义表述。当然也有对修辞学研究限于“辞格中心论”的焦虑，钱冠连就曾直谏：修辞世界被辞格切割为一个一个的“格子”，辞格研究的路径“越来越固定，越走越窄”，由此追问“中国修辞学路向何方”？
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讲修辞，大都以“格”为主，外语界更是以介绍英美修辞格为营生。这样无限“出格”下去，研究路子越来越固定，越走越窄。[17]
面对质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辞格研究的价值与缺失同在：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问题，尊重辞格研究的历史形态及其发散形态，承认辞格研究产生过高质量的成果；从研究者参与学术活动的主体性和发展观看问题，直面辞格研究遭致的诟病。前者提醒我们，有无可能在《修辞学发凡》出版80多年后的今天复制当年陈望道的辞格研究而重获殊荣？后者引发我们的思考——后陈望道时代，辞格研究不会缺席，关键是如何走出难局。[18]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撬动辞格研究知识板块、重建辞格研究话语生产范式、使之融入中国修辞学科重建的格局。后陈望道时代继承修辞研究传统的最好状态是走出难局和学术创新[19]，在这方面，辞格研究的努力各有侧重。
有基于辞格演变史的钩沉和梳理，较具规模效应的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梳理了12种辞格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辞格审美史》以五卷本的鸿篇巨制梳理了11种辞格审美史。
有基于辞格学和辞格内外的知识构拟，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晗蕾《辞格学新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廷扬《语法修辞学》在词汇系统、短语系统、单句系统、复句系统中考察辞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胡习之《核心修辞学》在“微观修辞方法”的认识框架中审视辞格与辞规。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高万云《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两书虽未涉“辞格学”之名，却为“辞格学”扩容：前者“辞格论”专章，如果联系书中“文学修辞论”“理解修辞论”“词句篇章修辞论”“文体论”“语言风格论”“修辞批评实践”“修辞史研究”“语言观和修辞观”“修辞研究方法”诸章参照阅读，可以挖掘辞格学的丰富蕴含；后者梳理《修辞学发凡》所收辞格的学术渊源、还原历史细节和写作过程，为辞格学注入珍贵的文献资源。
此外还有一些聚焦老牌修辞格的专著或博士学位论文：如徐国珍《仿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张晓、徐广洲《汉语回文与回文文化》（中国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天星《借代修辞格析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盛若菁《比喻语义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林元龙《双关语的语用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高群《夸张研究：结构·语义·语篇》（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高志明《通感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富华《拈连结构、语义及生成机制的认知阐释》（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8年），高群《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结项成果）等。
这些成果作为后陈望道时代辞格研究的不同侧影，映射出修辞格研究的复杂面相，以及作者意欲延展辞格研究空间的努力。所谓空间延展，即不是已知空间折叠，而是未知空间伸张；是后陈望道时代相对于陈望道时代的历时调整在共时层面的碰撞与融通。或者可以认为，辞格研究在陈望道时代未充分放开的话语生产，至后陈望道时代激发了新的学术生产力。
二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修辞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支持的机会少于语言学科的其他研究领域；修辞格研究申请立项，机会尤少[20]；以单个辞格研究申请立项，更难想象。“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打破辞格个案研究难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魔咒”[21]，是否可以解读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信息：鼓励“创新性”研究的高级别基金项目，在研究对象属于“老面孔”的情况下，能够读出创新性的，可能更多地指向是否发现“老面孔”的新问题，以及用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研究“老面孔”的新问题。后陈望道时代和此前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同一个辞格，但解释辞格的路径、概念术语及其背后的前理解、话语权力和运作机制，往往预设了不同的话语生产范式。夸张作为辞格家族备受关注的传统品种，如何在不同于既往的理论格局和学术视野中，进行创新性探索，可能更重要。
当不同学科与修辞有关联度的研究成果[22]“用《广义修辞学》理论或概念术语解释不同类型的学术问题”时，或许为测试该理论的解释力，高群试图验证“广义修辞学解释框架是否也可以解释狭义修辞学主打品种修辞格”？这是《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上引文字参见该书“前言”）参与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的当代转型，并在转型进程中发声的话语生产记录。
《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文献搜集和处理难度从学术史梳理开始，基于夸张研究史（而不是夸张辞格史）[23]梳理的评述，是肯定性评价和建设性批评同在的言说，作者客观地评述同类研究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在价值挖掘中寻找共识，但也不乏温和的批评，书中第二章第二节指出现有研究的重复性问题，重描写、轻解释的倾向，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结合不理想，以及多学科理论资源共享、研究方法互补不足等，如书中所论“不回避夸张研究的缺失，是深化研究的出发点”。在肯定现有研究价值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是自我警示，也是自我定位。前者避免重复现有研究的不足；后者包含了对现有研究不足的改进意向和建设性构想。
如果说传统的夸张研究重在透视修辞化的缩放功能，那么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在解释夸张如何及为何对“言、事、行”进行缩放的同时，更尝试解释夸张如何及为何以修辞的权利，改变常规秩序、颠覆惯常的秩序感和黄金分割率：“好得穿一条裤子”，以修辞的权利改变常规人际秩序。“今年六十五，明年五十六”，以修辞的权利改变生命过程中时间不可逆的常规秩序。超前夸张以修辞的权利颠覆公共认知的时间秩序，将已然的结果调到未然的动作行为之前，生成“没喝酒就醉了”的夸张表达。传说苏东坡脸长，苏小妹额头凸出，兄妹互相调侃：“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脸长的极致放大）；“未出庭院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额头凸出的极致放大）。经典的夸张桥段，以修辞权利颠覆人体的黄金分割率。但这是夸张的传统研究认定的“言过其实”，还是传统夸张研究拒斥的“言不符实”呢？言过其实和言不符实的临界点在哪里？夸张拒绝言不符实的同时是否也预留了可以妥协的空间？言过其实或言不符实都涉及主观量和主观化，问题是如何设定主观量、主观化的阈值？受构式压制的夸张句如何生成主观性表达的极值？数字成语夸张构式特点如何进行形式化归纳？夸张的显隐义如何刻画？潜隐语义如何有条件地浮现？如何从亚义位和自设义位对经典的夸张语例给出新解释？夸张结构和语义的不可推导性如何打破现实世界的边界？夸张建构的非真实表象如何激活想象的真实？夸张构式话语标记“夸张地说”及其否定形式的生成动因来自语句关联性的语义限制如何在表达者与接受者共同参与下实现？接受者的参与度和参与层次如何影响夸张表达的信息识解？毕竟，包括夸张在内的修辞表达不是自娱，更不是不考虑接受反应的裸表达。从亚里士多德定义修辞的关键词“劝说”，到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强调的“认同”，都不存在撕裂修辞表达与修辞接受互动关系的“劝说”或“认同”，而在于修辞表达与修辞接受彼此引力场的互动，以及在互动中找到的最大公约数。认为“表达完成=修辞完成”的观点，可以作为漠视修辞学史的阐释权利[24]，但是无法回避表达与接受的修辞隔断留下的话语“赤字”。这些问题，夸张研究过去未曾细究、《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着力深耕并挖掘学理依据。
如果说传统的夸张辞格研究和夸张作为创作手法的研究，注重的是言语技巧和叙述学意义上的美学缩放，那么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则着力探索夸张结构要素与形式标记，解释夸张意义的生成机制，寻找夸张推动文本叙述的修辞诗学功能。修辞学和叙述学存在某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直观地体现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的书名。如何处理语言本体，是厘清叙述学和修辞学互相纠缠的关系的症结之一：疏于语言本体，容易走向语言空转的叙述学；拘于语言本体，势必重回架空文本叙述的狭义修辞技巧。广义修辞学的“修辞诗学”层面，在疏于语言本体的叙述学和拘于语言本体的狭义修辞学之间重建平衡点，在平衡中实践话语生产。《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在修辞诗学层面分析民间故事、诗歌、小说的夸张叙述结构，分析汉赋叙述的大场面、大气象，呈现了与同类研究区别性明显的特征。就方法论而言，修辞诗学在文本框架中审视结构性辞格和非结构性辞格，分析结构性辞格推动文本叙述、影响叙述布局和走向的修辞能量，而不是仅仅提取或串联个别、零星的夸张用例，即便始于局部的观察，也在“为整体的局部”的意义上分析辞格的文本功能，以改变见木不见林的修辞分析[25]。全书立论前提科学、概念界定清晰，在证实和证伪的逻辑推进中，深化夸张研究。其意义不限于一个修辞格研究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后陈望道时代辞格研究的学术空间，同时为当代修辞学、修辞史、修辞学史的话语生产提供了对象可控的封闭性研究和学术视野开放的精细个案，并为修辞学、文艺学、美学等来自不同学科场域、具有不同目标诉求的跨界研究，展示了极具开发价值的学术公海。
三
学术研究有共同的游戏规则，也需要调动个人的感知系统。有些感性经验不可复制，唯其不可复制，更显珍贵。辞格研究，乃至修辞研究，甚至更为广泛的人文科学研究，固然需要可复制的有限推导，但我更看重不可复制的个人感性经验。后者是主体认知之于理论与实践在时间之维的绵延，在空间界面的整合与重建。思之于理论、验之于实践的学术流程，因认知主体介入的角度、介入的深度、介入的持续性、介入中伴有的审美发现和理性提升，而体现出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变化。
《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作者十年前接到博士生录取通知的时候，曾在电话的另一端告诉我：“老师，你改变了我的人生。”从原先的世界转换到一个陌生但心向往之的世界，“诗”在心中，“远方”却朦胧而飘忽。飘忽影像能否变得清晰，不仅仅在于一纸录取通知传递的身份信息变化。如果不希望博士身份符号成为空洞的能指，新的身份认证伴随着身份主体生存状态的改变。对高群来说，最明显的改观是从害怕孤独，变得享受孤独。一个生性不孤独的人，从“去孤独化”地追逐“动”，到孤独地坐着：那些由阅读和写作承包的日子，从孤独的坐姿开始，以孤独的坐姿结束，在心造的瓦尔登湖，独享话语狂欢。她开始喜欢在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中独自忙碌，在宁静的忙碌中建构不同的自己，扩张自己的世界。人应该有自己的世界，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世界。《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是作者选择的自己的世界，书中展示这个世界的丰富，挖掘这个世界的蕴藏，开发这个世界的研究空间，也直面这个世界的未知。
当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忙碌的时候，外部空间的喧哗与躁动开始疏离。但是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化学反应激活的灵之舞和感性经验的修辞学还原，叠加自己想要的忙碌，逃离自己不想要的闲散。一旦中止忙碌，精神聊吧似在风中飘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好像有点奇怪的说法：忙得充实，闲得难受。今天的亮点，有昨天晦暗的铺垫；明天的倦怠，有今天混沌的安乐。这样说并不是拒绝安乐，而是警惕向混沌借贷的安乐，警惕自我抵押给他者的安乐。其实这是时间消费和时间管理问题，时间空耗或出让是自己付出的最大成本，支配时间是最具质感的生命美学。管理时间尤其是管理稍纵即逝的时间碎片，为自己想要的生活积累资本，就是在减少自己不想要的生活时间。我倾向于智能和体能可以承受状态下时间利用率最大化的忙碌生存，尽管这份忙碌不一定实现自己的期望值。我甚至认为，无效益或无明显效应的忙碌也许比无所事事更好。接受付出努力的悲壮失败，注目未必结果却绽放过的生命；或是接受未经努力的浮华现实，沉迷身心慵懒的惬意，是价值观的分化，也体现为博士群体的分化。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目前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学术体制的产物。娱乐人生、消费文化、商业逻辑，肢解博士生的信念包括他们亲友的信念。本来，博士生培养是精英教育，但实际上相当多的拟精英化、伪精英化、去精英化，正在建构“纸上博士”的修辞幻象。不想醉心“纸上博士”的修辞幻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三年脱产、潜心写作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委实不多，高群是其中之一。写完博士论文，高群很疲惫，休息了两天，她又感到“无事可做”的难受。从完成博士论文到完成国家课题，是作者持续数年的学术长跑和寻找自己理论方位的尝试。书中第一章第一节之（二）谈到“就像电影《盗梦空间》所表现的，最困难的事是在别人脑中植入一种想法。文本发表到被接受者邂逅，再到被认可，对其学术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这一过程无异在别人脑中植入一种想法”。高群曾向我推荐《盗梦空间》，说《广义修辞学》在她脑中植入了一个梦。
如果说科幻影视在人眼中植入望远镜，是以技术入侵的形式重塑人的视界[26]，那么在人脑中植入一种想法，即以意识入侵的形式重塑别人的梦。“植入”不是外在的嫁接，而是融入自身的重塑。就高群来说，重塑开始于她曾蜗居的南安楼陋室，延伸于她在福建师大校园和周边走过数百次的小路。从这间陋室、这条小路，高群在另一个层次被推荐给了修辞学界：获得博士学位当年，高群晋升教授；次年接棒主持《阜阳师范大学学报》“修辞学论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国家课题结项无缝对接，获得新一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这一次要做的是《中国文学修辞百年研究史（1919—2019）》。《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留下的待探讨空间，会在下一站的跋涉中展示风景纵深吗？上一站擦肩而过的景观，会在下一站映射不同的对象并激发再阐释的思想动能吗？不要预测下一站能走多远，可以预期的是，不管走到多远，作者不会模糊了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不会错过白与黑之间的灰度——那是从不确定性追寻确定性的话语场，是梦与现实拉近而目标推远的人文湿地。
[1] 参见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4页；霍四通《汉语积极修辞的认知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2] 袁影编著：《西方修辞学经典选译——核心概念地图集》谭学纯序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2页。
[3] 参见吴礼权《王力先生对汉语修辞格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复旦大学语言研究所编：《陈望道修辞论集》，1985年版，第277页。
[5] 谭永祥：《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按：濮侃《汉语修辞格的发展和我们的新认识》，《修辞学习》2001年第4期，称“修辞新格的创建，功劳最大的当推谭永祥先生”。
[6] 谭学纯：《辞格生成与理解：语义·语篇·结构（前言）》，谭学纯、濮侃、沈孟璎主编：《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7] [美]大卫·宁：《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9] [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见唐珂《解构诗学的广义修辞论与修辞术》，《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0] 夏中义：《重估“美学大讨论”暨〈人间词话〉评论的地缘语境》，《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1期。
[11] 该书2016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再版。参见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读书》2016年第10期。
[12] 同类研究另如祝克懿《论对偶在汉语写作中的认知意义》，《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王珏《从构式理论、三层语法看辞格构式的生成》，《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1期；徐默凡《语形辞格的象似性研究》，《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1期；《专题研究：辞格新探主持人语》，《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1期；崔应贤《回环辞格的语法基础及认知解释》，《汉语学报》2013年第4期等。
[13] 参见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14] 刘为忠：《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理论背景、问题及学术回应》，《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5]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16] 董瑞兰：《〈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谭学纯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17] 钱冠连：《中国修辞学路向何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5日。
[18]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19] 邵敬敏：《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 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当代修辞学》2008年第2期。
[20] 200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霍四通主持；2010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中国辞格审美史”，宗廷虎主持；2015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常用修辞格的论辩性语篇功能研究”，袁影主持。均以辞格群为研究对象，或包括对辞格群的研究。这在语言学科获得同级别立项支持的课题中，是“微量”。
[21] “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立项的2013年，有5项持广义修辞观的项目论证分别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而华东师大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核心团队近2年承担6项国家项目，也许共同传递出一种信息：选题的理论视野对于在高级别项目申报中处于弱势的修辞学科来说，是否引导了某种不同于既定印象的预期？
[22] 董瑞兰《〈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附录3辑有《广义修辞学》出版以来与广义修辞研究相关度较高的论著目录超过200种（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4页）。
[23] 夸张研究史属于研究的研究，夸张辞格史属于辞格演变的历时研究。后者在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一卷）（吉林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一卷）有翔实的梳理。
[24] 至于阐释逻辑是否自洽，除了审视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理论是否统一，也需要检验作者的言语行为是否自圆。
[25] 谭学纯：《修辞元素：身份符号的文本建构功能》，《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小说修辞批评：“祈使—否定”推动的文本叙述》，《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
[26] 施畅：《赛博格的眼睛：后人类视界及其视觉政治》，《文艺研究》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