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从地理学的角度热心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在学界产生了不小反响。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而言，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倒在其次，首要的是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他们要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建立一门全新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当然，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它实际上和近二三十年中国学界的学术动向、学术实践和学术累积密切相关。1986年，金克木发表学术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1]。1997年，陶礼天教授在《北“风”与南“骚”》一著中首先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后，中国大陆学术界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文学并谋求建立新学科的实践活动便更加有意识地展开了。据统计，截至2011年，国内学术界发表的各类文学地理学研究论文达1093篇，出版相关著作多达234种。[2]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文学地理学研究产生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其间，胡阿祥等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主张[3]，谋求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一个新的学科。类似的努力同样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领域进行。于是，构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实践活动在中国文学研究诸领域陆续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11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州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并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标志着文学地理学学科进入了更加自觉的建设阶段。

2011年之后，文学地理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加速成熟。其中以陶礼天、曾大兴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主张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中国学者功不可没。尽管对于文学地理学建成二级学科的合理性以及建成二级学科后的前景等问题，学界仍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学科建设确实成为近年来推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抓手，出现了一大批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有关的论文、著作和研究项目。一些与之相关的重要命题也得到了深入的讨论，曾大兴、陶礼天、杨义、邹建军、杜华平、梅新林、胡阿祥、汪文学和马晶等学者都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

但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中仍然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本章的五个小节，即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第一，文学地理学在中国作为学科兴起的学术背景，以及它能够为中国学派的创建提供什么启示的问题。第二，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与生态文学的概念辨析。这三个概念的所指，既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独特内涵，因此需要对它们作细致的辨析，以便于说明为什么“文学地理学”能够在相关研究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第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虽然有许多先贤讨论过，但仍然有待于某种能够“一锤定音”的结论。至于和学科归属相关的学科的具体内涵和架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晰。第四，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史写作模式转变的推动。这是最能见出文学地理学学科影响力的地方。文学地理学最重要、最直接的学科意义之一，就在于其催生了时空并置、时空交融的文学知识话语类型。第五，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中可以从地理学学科中吸收哪些学理资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