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学术背景及意义

中国学界在积极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过程中，强调这门学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表达了打破西方学科建设垄断局面的强烈愿望。然而，深究起来，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乃根源于民族文化的“实用理性”和特殊的学术积淀，因而其在中国建立具有某种必然性。西方社会未能建立起文学地理学学科也要归因于它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学实践本身。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建学科的一个新的标志。中国文化环境自身的特殊性也给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

从正式倡议提出之时算起，中国学者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历程，也就是大约十年的事情。但是，目前已经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一批学者集结在“文学地理学”的旗帜之下，发出了不小的声音，促使文学地理学成为近些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颇有“显学”之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目前中国学者对待文学地理学是什么态度呢，他们又是怎样推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呢？短短几年时间，文学地理学在中国迅速发展，其中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眼下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到底处于怎样的境地，它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呢？本节试图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并希望做出初步回答。

一 文学地理学在中国作为学科的兴起

截至2017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已经举办了七届年会，每次会议都意味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2012年12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举行，这次由广州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共同主办的会议，人数为100多人。除了众多大陆学者，香港和澳门学者也参加进来，甚至出现了日本、韩国学者的身影。会议讨论的中心是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一门独立学科。[4]文学地理学建设的学科属性和目标定位进一步明确了。2013年11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昌召开，这次会议的显著变化不是参会学者的数量比上一届增加了，而是这次参会人员的地域分布更加广泛，学科背景也更加多元化，出现了自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现代地理信息系统等学科领域向文学地理学学科输送营养和深度融合的态势。第三届年会深入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知识体系，梳理了文学地理学的中外学术史，谋求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切实把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14年7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兰州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遍布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日本、韩国等外国学者参会的人数也明显增加。这次会议的亮点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更加自觉和深入；文学地理学的个案研究扎实推进，西北多民族文学地理学研究成为本届年会的焦点之一；文学景观被看作未来几年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提出了“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的概念，谋求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融合；健全和完善文学地理学学会的组织机构。2015年8月，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福冈国际大学、广州大学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联合主办的“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在日本福冈市举行。这次会议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首次与国际学术机构合作而在国外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意义重大。2016年10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在湖北大学举办，设立文学地理学硕博论坛是这次年会的一个亮点，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加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队伍，这个意义怎么估价都不过分。会上曾大兴教授系统阐释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次会议还就地域文学、文学景观、文学地理意象、荆楚文学地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组织机构及人选名单是本次会议的又一成果，这标志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有了完备的组织机构，可以凝神聚气带领广大学者有效推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2017年7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在青海西宁举办，会议出现了“文学的中心与边缘之互动关系研究”“青藏高原文学地理”两个较新的议题。主题发言既有关于东亚跨国文化圈的《东亚文明精神与潇湘八景文化意象》，也有研究清代诗人在边疆创作的《清代新疆交通与文学繁荣研究》，论题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文艺学等多个领域。会议共收到论文130多篇，单是论文集，就印了煌煌两厚册。

如果从历届年会的发展来看，文学地理学在中国学界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强大的凝聚力，并且催生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别开生面的，就算放到世界学术史的序列中也颇为引人注目。

对于西方学术界而言，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其实是很早的事情。18世纪，德国批评家J.G.赫尔德在运用自然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评论文学作品时常常论及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影响。18世纪中叶，康德甚至在《自然地理学》中提出了“文学地理学”[5]的概念。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学者斯达尔夫人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等著作中从地理环境角度研究欧洲文学，将其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深入探讨了它们各自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对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后，法国史学家兼评论家丹纳在其文艺学名著《艺术哲学》中系统论述了“种族”“环境”“时代”对文艺的作用，牢固确立了包括地理因素在内的实证研究在文艺研究中的地位，直接促成了“文艺社会学”学科的建立。此后，在文艺社会学的发展中，文学的地理因素一直作为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在这样的关注中被聚焦和放大，最终促成一门新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20世纪中期前后，法国等西方国家兴起了文学地理学，有些人还出版了《文学地理学》著作。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成熟的文学地理学学科仍然未能建立起来。[6]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学术史梳理来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确实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了。

二 中国学界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动因

在世界现代学术史上，一门新的学科常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而中国学者只能借鉴运用。现在，中国学者试图打破这一魔咒，破天荒地由自己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文学地理学。这实在是颇费思量、发人深省的。要知道，西方人很早就有这方面的学理准备。可是，就是在西方垄断现代学科体系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学者高擎起了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旗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显然，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上述有关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简单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上，中西学术界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取向：西方学术界始终将其视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学术界却力促其成为一门学科。这便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可以想见，这种对照中必然包涵了中西方社会复杂的文化讯息，循此便可以深入中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文化的核心层面认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独特角度审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性。

杨义、曾大兴、陶礼天、梅新林、邹建军等人可谓积极推动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代表人物。对于建立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曾大兴这样表露他的心迹：

就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来讲，它的……二级学科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都是20世纪初期以来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只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7]

曾大兴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立的中国属性。这是中国学者渴望自己创建新的学科门类的心态表露。19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压迫和冲击下，中国逐步吸收、采用、建立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在民族性格的心灵深处，这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面对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学者内心一直存在着深深的屈就和压抑感。什么时候由中国人自己完全创建出一门学科来呢？这成为蛰伏在中国学者灵魂深处的强烈呼唤。曾大兴等学者终于在文学地理学这里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突破口。于是，内心深深的压抑感有被疏散的感觉，在学科建立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自然，这不只是曾大兴个人的心迹，实在是压抑已久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心声的吐露；曾大兴有幸成为这一心声的代言人。所以，单就这一点而言，文学地理学学科建立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它表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吸纳和融会贯通，中国人终于到了自己独立自主创建学科的时候了。不管文学地理学学科未来的发展状况如何，仅仅凭借这一点历史就会记住它。不过，仅凭一种心态是难以建立起一门学科的，所以，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还需要结合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特性，寻找创建这门学科所需要的其他条件。这就要求探寻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殊性了。弄清楚这方面的问题，也就回答了西方人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疑问。

中国文化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奉行的是“实用理性”原则。李泽厚认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8]。中国文化不崇尚探求、讨论、争辩抽象思辨的哲学问题。换句话说，这种思维兼具实用主义的有用性和实证主义的现实实际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表现。比如，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以诗证地”，援引《诗经》中的某些篇章和诗句来佐证“故秦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而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大量使用“以地证诗”的方法。[9]这些做法都在有意无意地把文学作品往现实实存的层面靠拢。这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因此，单从注重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实践的人物就数不胜数。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位，突出的还有南朝的刘勰、唐朝的魏征、明朝的胡应麟、清朝的沈德潜等。到了中国近现代，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王瑶等人也在继承这一传统；梁启超甚至明确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

所以，近些年中国学术界热衷于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表层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存在紧密关系，深层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在暗暗起作用。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积极创建者之一邹建军教授，这样规范他们所要建立的学科的属性：文学地理学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只在于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主要在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这就要求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运用这样的方法：在文本解析中发现作品与地理相关的细节、元素，研究者要根据文本信息“实地考察”，并借用地理学“图表统计”的方法，等等。[10]这种诉求和班固、朱熹他们的做法在精神上何其相似。这实际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局中人对自身“实用理性”思维特性和实践追求的最清晰的展示。

反之，我们可以在对西方文化的观照中，追溯一下西方人在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方面的努力，借此发掘西方世界未能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原因。19世纪，西方在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努力下，也由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兴盛以及围绕这些创作所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活跃，空前凸显了地理环境在文艺批评中的意义。但是，这一势头并没有持久保持下去，随着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消歇，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批评在西方兴起，西方文艺评论界开始着重关注文学的内在形式问题。到了英美新批评流行的阶段，则明确主张文学批评要把文本的内部世界和外在环境区分开来。而结构主义批评一心营务于发掘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西方批评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西方文化一直强调文学的虚构性，强调文学的“游戏”[11]性质和表现心灵世界的自由创造功能。20世纪上半叶，当现代主义文学让西方文学更多承担起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重任时，西方文学愈加显示出“抽象思辨”的特点，可谓“玄而又玄”。这样的文学实践和与此相关的评论显然与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文学批评渐行渐远。即使有些人着意建立文学地理学，也只能眼巴巴看着它长期处在边缘难以成长发育的状态。所以，西方人面对着与中国人颇为不同的文学传承。而在西方的大文化传统中，从古希腊开始的注重哲理思辨的特质就一直是其文化的轴心。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与现代哲学愈益合流的情况下，指望在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产生文学地理学这样的学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三 中国人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意义

特定的民族文化特性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现身的深层原因。然而这并不会弱化和否定中国学界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意义。

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首先基于文学自身的特性。文学是人学，人的生存离不开地理环境，作为人类活动形式之一的文学也离不开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由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等内容构成的复杂系统，它和人的性情气质、思想情感、信仰习俗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微妙复杂的关系，本身直接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内容与对象。不过地理环境对文学根本的意义在于文学现场感的获得，用杨义的话来讲就是：“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了它的生命现场，进入了它意义的源泉。”[12]因此，文学研究无法忽视地理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从地理环境角度出发确实能澄清文学的诸多问题，比如文学的地域性问题，文学中的生态主题，作家出身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美学意义的生成，等等。这是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普泛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具有更为迫切的意义。或者说，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创造了极为浩瀚的文学。在这一文学创造过程中，中国广大的疆域、为全世界少有的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进入文学，成为形成中国文学丰富多样性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丰富多样性又为一茬又一茬的文化人的行走和文学创作的起起伏伏叠加，使中国文学的复杂多样性呈现几何倍数增长。所以，中国文学丰富的地理资源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富矿，促使并能够保证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学地理”研究领域持续挖掘下去。杨义这样概括文学地理学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文学地理学能使中国文学研究“接上地气”，接上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第一流资源，敞开其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分布，以及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四个巨大的空间，于其间生发出“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和“路的效应”。“一气四效应”，乃是文学地理学在辽阔的文化空间中，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输入的源源不绝的学理动力”[13]。这即是说，中国学界积极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乃是缘于中国文学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文学地理”资源，是它为中国文学研究促成和汇聚了极为强烈的“文学地理学”探究的热情和愿望。可见，中国文学存在的独特性催生了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也使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在中国显得十分必要。没有理由阻止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发展和成熟。

文学地理学学科与20世纪中后期世界知识的“空间转向”和“文学地域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在彰显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创建和20世纪中后期世界知识的“空间转向”存在一定关联。有学者认为：“西方传统中的空间观念具有从属性和同质性的特点：相对于时间的优先权而言，空间从属于时间，是时间演绎的容器；就空间自身来说，追求空间内部各种成分、各种事物、各种活动的秩序性、和谐性，以形成有机的同质性整体[14]。”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知识出现了“空间转向”，空间从西方古代和现代文化传统中被时间和历史支配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空间转向给当代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就文学研究而言，启发、刺激并突出了对文学表达的社会生活空间的批判敏感性，这当然内含文学所呈现的地理空间。中国在20世纪中后期实行了改革开放，开放的环境让中国学者几乎和西方学者同步接受了世界知识“空间转向”代表人物（福柯、列斐伏尔等）的思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的重视和热情，不能不说与世界知识的“空间转向”存在呼应关系。有理由这样讲：是世界知识的“空间转向”让中国学者对文学中的“地理”探究变成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于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程度不小的地理知识的“空间转向”。

文学地理学学科与20世纪中后期世界知识的“空间转向”之间的关联，使文学地理学得以摆脱中国传统学术实践上的“以诗证地”或“以地证诗”，也同19世纪丹纳等人的文艺社会学的“地域决定论”式的文学批评拉开了距离，凸显着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所拥有的现代学术视野和现代学术品格，并且也有可能使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发生大的转换。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及目前全球化时代美国兴起的“文学地域主义”。它让全球化时代陷于同质化境遇和无根离散焦虑感中的人们强烈呼唤和维护文学的地域传统和多元特性。有学者指出：“一方面，全球化消蚀地域差异，使文学地域主义面临失去存在土壤的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同质化又重新引起人们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重视[15]。”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学界的文学地理学科建设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地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这当然也在标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应有的时代高度。

四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创建根本上还是要归因于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这种思维方式会促使中国学者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学文本中地理因素的物质性、客观性和实存性。杨义对此作了形象化的表达：文学地理学“通过研究文学发生发展的地理空间、区域景观、环境系统，给文学这片树林或者其中的特别树种的土壤状况、气候条件、水肥供给、种子来源，以一个扎实、深厚、富有生命感的说明”[16]。这和邹建军提倡的研究方法一样灌注着科学精神，实际成为中国学者在探究文学和地理环境关系时普遍存在的行为取向，目的都是让文学“落地”“接地气”，凸显其“地域性”的特质。这自然夯实了文学以及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物质基础”，使其建筑在坚实的大地上。这是实用理性在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时的优势。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实用理性在让中国学者重视文学地理因素的客观物质性的同时，也让他们轻视了文学的想象性和虚构性。这让文学地理研究有可能背离文学的本质，也让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有可能背离其作为文学二级学科建设的初衷。可见，实用理性思维给中国学者创建文学地理学科既提供了便利，也形成了挑战。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者而言，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如何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中很好地协调和兼顾“文学地理”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实存性与想象性、客观性与虚构性的关系呢？这实际牵涉到对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因此，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者来说，真正理解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内在机理就变得至为关键了。

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者们不止一次说过，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似乎清楚表达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我们却发现仍有仔细辨析和厘定的必要。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绝不意味着去发现文学中的地理或者一定地理条件下的文学，而是文学和地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在于厘清它们相互作用的机理。这实际上是要把文学看作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

从渊源上讲，这是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具有社会生产性。依此而论，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就是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它与人的生存和主观感知、设想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与人的创造性相关的主观空间，是人的存在方式。这就是说，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具有鲜明的社会生产性，哪怕是其中表现的自然地理因素，也附着了人的态度、情感、心理、想象和文化风俗。所以，文学中的所有地理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它们被纳入文学生产活动中，构成文学活动的要素。这样，文学文本中的地理空间就与文学文本中的其他要素交织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成为无限开放、充满矛盾的过程，成为各种力量对抗的场所。[17]所以，即便是同一地理要素，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或者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也往往表现出十足的可变性和异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才如是说：“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外面的世界，只注重它如何准确地描写世界是一种错误。这种浅显的做法遗漏了文学地理景观中最有效用和最有趣味的因素。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键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18]

这才是更为切合文学地理本质的看法。文学本质上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方式，是一种“以他物之名名此物”[19]的人文现象。文学中的地理本质上也不过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是文学用来名“意”的“他物”。这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把握文学地理的重心应当是客观外在的地理空间在文学空间中被感知、被表现、被变形、被组合的角度和方式。然而，依此理路论述下去却会取消“文学地理”作为地理因素的相对独立性。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学者在文学地理学学科构建过程中所看重和强调的，本身构成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一矛盾提供有效途径，而且还十分有助于廓清文学地理学的“地理空间”概念。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是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相对而言的。索亚强调，人类从根本上是空间存在者，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人类的空间性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所以，索亚批判“第一空间”理论，认为它把空间看作可以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直接把握并进行准确描绘，偏重于空间的客观性和物质性。而“第二空间”理论着眼于艺术和哲学等人类精神活动构建的精神的主体性空间，偏重于精神性和主观性。因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都有失偏颇，不太健全。于是，索亚倡导“第三空间”的思考方式。人类生存的空间秩序产生于空间的社会生产，各种人文地理的结构既反映又构建了世界中的存在。第三空间既不减损物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也不遮蔽“在其实践和理论理解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创造性和批判想象”，[20]把客体性与主体性、具象与抽象、真实与想象、肉体与精神等都汇聚在一起，既包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又超越两者，“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了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21]。这样，第三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22]

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是一个无比开放的空间，是符合人类实践和生存本质的空间理论。它非常适合作为文学地理学地理空间理论建构的指南。一方面，第三空间理论意味着不轻视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要素，文学地理学的建设者要认真“标示”“分析”“解释”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地理。另一方面，第三空间理论同样意味着不能轻视文学地理的“精神”因素。两方面的同等重视意味着同时超越这两个方面，完成索亚所谓的“第三空间”的文学地理的理论分析和建构。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来讲，索亚的第三空间确实颇具开放性，不仅促使研究者重视文学文本中地理因素的独立性及其给文学本身带来的地方性特点，而且突出了文学地理在人们的思想情感面前、在艺术化生产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变异性，使文学地理研究变得切实而又玄妙，从而真正打开文学文本中的地理空间，给文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可能性，彰显文学地理学在文学研究中的活力。

经过前文的借鉴、辨析和论述，笔者相信，对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理解，应该更加明晰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着眼的是文学文本中地理要素与其他要素在文学艺术生产过程“共存和同在”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所看重的是客观地理因素在文学文本中的异质性，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极大丰富性。总之，在当代空间理论视野下，文学中的地理空间不能再简单地看作对客观地理环境的再现或模仿。当然，文学地理空间来自现实地理环境，与现实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地理空间的文学化、艺术化构建过程及其结果。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更为看重的是它人文性的一面，而非科学性的一面；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已经与文学文本成为一个整体，无法再与文学文本分割开来。这即是说，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应该更加关注它的文学性。所以，文学中的地理并非大自然和社会存在的资料库，也不只是故事和情节展开的场景，而是表现人类情感观念的载体，本身经历了复杂的变形和重组，成为表情达意的特殊结构。

小结

文学地理学的创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文学地理学天然与世界知识的“空间转向”相联系，将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空间—时间—存在”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从而为中国文学研究打开空前广阔的领域。学术界应该重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尤其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当一门新学科拥有自己清晰的研究对象，拥有一整套自己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结构和基本方法时，这门学科才算建立起来。本节着重辨析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会对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明晰的研究对象直接关系到一门学科其他问题的设立，是这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明辨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时候，笔者发现，实用理性始终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构成深刻影响和制约。所以，在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过程中，有理由警惕因为实用理性过分倚重地理因素而对文学想象性和虚构性造成的侵害。在此有必要重申一下：文学的本质在于文学性本身，在于它对人的心灵的“自由”建构以及对人的存在形式的深度反思。所以，在追溯文学地理因素的过程中忽视文学本质、妨害文学“形而上”思考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然而，文学中的“地理”因素依然是需要重视的。解决这样的矛盾，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是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这就是说，在把文学“地理”看作知识学而进行实证主义科学求证的同时，始终要牢记文学作为认识论而要求超越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的本质，简单一点说就是既实证又超越。[23]这样既可发挥中华文化的长处又能抑制其短处。“既实证又超越”可以视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立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因为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而显得格外重要，这倒为我们这个并不以理论建构著称的民族提供了一个契机。从目前情况来讲，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已经得到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者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目前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一点上，比如，杨义、曾大兴、邹建军、梅新林、刘小新等。他们的努力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杨义对文学地理学的“中国意义”的深入思考，曾大兴对文学与气候的关系、文学景观等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邹建军在文学地理学的关键词、基本方法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这些成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在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中始终“环顾”文学性，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就会有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