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作为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曾大兴、陶礼天、杨义、邹建军、胡阿祥、梅新林等学者的大力鼓吹和倡导下，像磁铁一般吸引了大批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2011年10月至11月，陕西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分别召开了三次地域文学和文学地理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就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展开深入讨论。在江西南昌的会议上，与会学者还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显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意识的自觉，使得这一年成为文学地理学的新纪元。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位学者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任务、研究方法等都做过一些设想和描述。但是，作为学科的文学地理学，在不少研究者心目中仍然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文学地理学常常被视为文学与地理学的简单拼贴，有的学者还对文学地理学能否成为学科表示质疑。客观地讲，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目前尚处于学术探讨和理论建设的阶段。文学地理学要得到学术界的全面认可并进入教育部的学科目录，还需假以时日。因而，我们觉得有必要就这门学科的某些关键性和基础性的课题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以期勾画出一幅更加明晰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形象，揭示出这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有助于文学地理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与成熟。本节拟从学科归属、学科定位、学科性质等三个方面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关心和关注文学地理学的专家学者。

一 学科归属：文学而非地理学

一般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嫁接之后产生的边缘性学科，具有跨学科或学科交融的性质。但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它与文学的关系是更密切还是与地理学的关系更密切？到底首先或主要属于文学还是地理学？学界对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特别一致的看法。厘清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应该是勾勒这门学科图景的前提性工作之一。

我们可以从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整理出文学地理学发展的清晰脉络。与此相对照的是，在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中却很难找到太多关于文学地理的论述。单从研究方法上来讲，人们在强调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借助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切入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思路的同时，也常常不会忘记指出它在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和批评史上的源远流长。我们之所以在今天提出建立文学地理学，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因为它实在是文学研究日渐深化和精细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文学地理学主要是从文学而不是从地理学成长发展起来的深层原因也与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有关。文学首先是一门感性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是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规律以及与审美相关的社会、作家、读者等。人的感情、生命体验是文学研究的重心。比较而言，地理学则是一门主要诉诸理性的学问。它研究的是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规律等。地球表面的各种客观特征是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作为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和人类自我的知识体系，文学和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中国文学研究中较为传统的如评点法、考证法等，从西方引进的如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叙事学、细读法等方法，主要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地理学则主要运用地图方法、地理调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实验等传统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上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地理学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启发更大。已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主要还是在文学研究中对地理学学科思想与方法的移植和引入，而非在地理学研究中对文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学习与借鉴。地理学会给文学研究和批评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突变，而文学却很难给地理科学的飞跃帮上什么大忙。作为文学和地理两门学科的交叉学科，文学地理学固然可以丰富地理学的学科内涵，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内容。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地理，或研究地理学中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对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虽然不敢说没有，但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人文地理学的诸多分支中，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才是学科的重点和中心。文学地理研究即使在人文地理学内部也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领域。如果把文学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话，不但不会给地理学研究带来实质性的创新或突破，还会陷入对现有的地理学划分过于琐细的窘境。这种做法在地理学界中早已遭到了批评。如白光润指出：“有的地理学者依然热衷于现象分布的学问，什么‘食品地理’、‘体育地理’、‘音乐地理’、‘艺术地理’、‘毒品地理’等等，不一而足。如此细如牛毛的分科，几乎与所有学科、所有事物都发生关系，各种各样的‘地理’之间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关系。如此泛化下去，真有可能使地理学从人类主要学科领域中消失掉。”[96]如果从文学学科的发展来看，文学地理学则会改变既有的文学研究格局，为文学研究带来全新的契机和广阔的前景。

在构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初始阶段，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有多种发展方向，认为它既可以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陶礼天教授对文学地理学做过如下描述：“从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看，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97]这种设想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在这两个方向中做一番比较，就可以知道，文学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分支，是远不如作为文学分支学科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那样大的。文学地理学之所以被大力倡导，就在于许多学者意识到了它对于开创文学研究新局面的独特价值。所以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以文学为本位。如梅新林教授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98]。这就是说，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与地理学，不是并驾齐驱或平分秋色的，而是有一个主次或主宾的关系。

以文学为本位，文学地理学就是要以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文学趣味和增进人们的文学理解、鉴赏能力为旨归。文学研究中地理学视角和方法的运用都是为了更好地感知和理解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魅力。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思考与体悟、叙事的技巧、语言的美感等，是文学研究的“根本”。一切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应该为更好地研究这些文学的“根本”服务，而不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为地理学而地理学。图表、统计、地图甚至地理信息系统的运用，在为文学研究提供更直观的展示研究成果的载体的同时，不能偏离文学研究中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一些本质要素的关注。为此，有必要警惕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科学或技术中心主义的陷阱。有人这样批评梅新林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该书附图十四幅，列表六十六个。特别是第一章，十九个统计表篇幅合计达九十一页，其内容不断被之后四章改编、再利用。全书既没有辨析文学思潮，也没有考量文学作品，还不管文学的地域特色，偏偏梅先生反复申说‘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不知是否想以此来回避地理学对他的要求。就事实而论，那是回避不了的。该书即使不说以地理为本位，至少，其每一部分都是离开了地理就没办法说话的。”[99]我们且不来评价这种批评是否符合实际。单看批评者所主张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应以文学为旨归的原则，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其所批评的做法在现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也并不少见。

如果文学研究和批评陷入“地理学”的技术主义怪圈，绕开对文学中的生命体验、美感传达的关注，实际上是主次颠倒和舍本逐末的做法。从地理学方面看，这种文学地理学研究只是搬用了地理学一些非常原始的研究方法。学者们仅靠这些方法与文学的拼贴，要实现地理学研究的新突破，恐怕是不现实的。文学地理学作为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只强调它的跨学科的综合性，而忽略了它的文学本位特性，忽略了它首先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容易使文学地理学滑向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泥潭，沦为文学研究的末流。这种研究取向，与文学地理学诸位先驱者倡导这门学科的初衷相去甚远，也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警惕的。

二 学科定位：与文学史“双峰并峙”

文学地理学作为学科兴起的过程，是与人们对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知识谱系反省的过程同步的。中国现代大学文学教育制度中，文学史是文学知识组织和传授的基本模式。这使得文学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体制的基石和文学知识谱系中的显学，并在事实上占据了文学知识谱系的中心地位。既有的文学史体系和思维方式，是以时间维度为观察文学的参照系的。它对于空间维度的忽略或缺失已经被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了。金克木先生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100]中国学人自觉借鉴地理学的思维和方法做文学研究，正是从金克木先生对过去文学研究线性思维的反思开始的。

文学地理学矫正了既往文学研究侧重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维度的偏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各自占据了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有足够的潜力与文学史形成势均力敌的格局。2011年，曾大兴先生撰文呼吁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学科，给予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平等的学科地位。把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列，会使文学研究呈现一种“史”“地”交融的全新格局。文学史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文学时间上的差异性，文学地理学则重点关注文学地域空间上的差异性。在对某地文学的历时性研究中，文学地理学仍然需要借鉴传统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在文学和文体的地域不平衡、文学传播、主题和题材变异等传统文学史问题上，文学史研究则需要文学地理学研究视角的引入。

文学地理学对于既有文学学科格局的改变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地理学毕竟比文学史晚了一百年左右，所以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这门新学科建设和成熟的渐进性。一方面，文学地理学会对文学史体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促使文学史研究视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实现突破。另一方面，文学史仍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学知识呈现和传播的重要方式。为此，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文学地理学在文学学科内部的定位问题可以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文学史的分支和辅助学科，犹如中国历史地理之于中国历史。因为这一步的研究基础较为扎实。现有的文学地理研究，除了理论探讨之外，较有建树的成果，大都是文学史框架下的文学地理实证研究。第二步是把它最终建设成为与文学史平行的二级学科。

胡阿祥提出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构想，并对这个学科的归属和研究内容作了如下界定与描述：“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学因子之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可以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01]按照胡阿祥先生的设想，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历史地理相类似，是一门为了研究文学史的辅助性学科。这种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支学科的想法在梅新林教授那里也得到呼应。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最后则是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与价值”[102]。梅教授在这里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对于推进中国文学史创新的作用，而不是它对于整个文学学科格局调整的意义。在意识到文学地理学独特的学科价值的同时，以上两位学者仍然大体上以文学史为文学知识谱系的中心，并未从根本上摆脱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羁绊和束缚。

文学地理学的最终目标不是中国文学史的次生学科和附属学科，更不是中国文学史的附庸。国内文学研究界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中国文学的内部，虽然有客观条件限制的原因，但从观念上也有作茧自缚的地方。其实，文学地理学并不是一种专门针对中国文学历史与现状的理论和方法。它有着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和更为重要的学科价值，与文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在一些有世界性视野的学者那里，文学地理学与其他文学分支学科的关系受到了更多重视。如邹建军教授就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一个新的分支”[103]，用以矫治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积弊。邹教授的思路是富有启发性的。那就是文学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还可以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各地文学、比较文学等研究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例如文学地理学因为对地方文学、文学边缘的关注，自然也会关注到少数民族文学，同时也就克服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某些“汉语文学中心主义”倾向。再如文学地理学对某些题材、体裁故事原型在不同国家、地域之间流传与变异的研究，既可以丰富已有的文学理论，也有助于各种具体国别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

当文学地理学在所有文学研究的分支学科中都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并且能够从文学史研究中独立出来时，它与文学史的双峰并峙，就可能真正实现了。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的平起平坐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和文学史一起将所有的文学知识瓜分和穷尽，真的各占半壁江山。因为，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还需要其他兄弟二级学科的支撑和互补。文学地理学将会成为文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促进文艺学内部学科关系的再调整和更好的互动。文学地理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等相互交融的同时还会与它相邻的研究领域发生关系。如文学地理学与区域/地域文学、文学地理学与文学人类学、文学地理学与民间文艺学、文学地理学与比较文学、文学地理学与生态文学批评等都会有交会的共同点。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地理学与文学空间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环境批评理论等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宜有过多重合之处。这样做的目的既在于避免文学地理学在界限上的漫无边际而带来的独立品格的丧失，也可以避免过多地纠缠于与文学直接关系不大的哲学思辨的旋涡。这不是学科的故步自封，而是为了把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心和中心永远放在文学而不是哲学或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其他学科上。

三 学科品格：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

传统文学理论因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价值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信息学等基本形态。文学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学科思想、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对文学活动形成不同于既往文学形态的新认识和新解释。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理论的一种新的形态。但是，我们又常常见到一些学者把文学地理学当作文学批评的新方法。让人困惑的是，文学地理学到底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还是实践性的学科？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批评方法？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个大的知识体系中分别担当什么职能？这些问题也是成为学科的文学地理学无法回避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分析入手。

文学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架构主要包括：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史、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等。它们是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四大支柱。通过分析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内部知识组成，可以看到文学地理学既涉及文学的基本理论，也包含了学科自身的基本原理和发展史，这二者的理论性较强。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批评和方法论，偏重于实践性和操作性。在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二者不可偏废。既不能仅仅把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而忽略了它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新形态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也不能仅仅看到文学地理学带来的文学理论上的革新，轻视了它在文学批评领域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文学地理学原理是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负责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方法论等做较为详尽的描述。目前，文学地理学的倡导者们已经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任务等做过相当深入的探讨。如曾大兴先生就指出：“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形成的文学传统、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104]这实际上是一份非常简明的文学地理学原理说明。学术界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充实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地理学原理。

文学地理学史的任务是整理和研究这门学科的知识发展史。从地理的角度或用地理学的方法来解读和研究文学，古今中外都已经有不少的先行者。例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泰纳，中国的刘勰、魏征、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人。为此，有必要对于历史上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作系统的梳理，并把它们作为建设文学地理学的学理资源。

文学地理学批评是文学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往文学内部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诸多要素如文学中的风景、景观以及其他地理要素，在文学地理学批评中得到空前的重视。如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中的东南亚风情，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熊》中以驯熊为生的茨冈人的独特生活方式，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中的四川地方风俗，张承志小说《黑骏马》中的草原风光等，都可以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得到全新的解读。

文学地理学既是文学理论的一种新形态，也是一系列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的总和。文学地理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中，最有学科特色的是对传统和现代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移植。如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和技术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义研究员多次提出绘制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首都师范大学的周文业和中南民族大学的王兆鹏两位教授都正在尝试将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和技术引入文学研究。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也很受推崇。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台湾的简锦松教授所从事的文学“现地研究”。简锦松教授在研究杜甫时，通过重践杜甫的行踪来获取理解杜甫文学创作的现场感。本书有专章讨论简锦松的“现地研究”，更具体的介绍和评价，可以参看第四章。

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进行统计和研究，也是文学地理学中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统计的精确性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都需要给予批判性的审视。首先，对于文学家的界定，往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文学家，为了操作的便利，研究者往往只以某文学家辞典或某时期文学总集收录的文学家为限，比较简便，却有武断之嫌。其次，对文学家籍贯或出生地的认定，也有许多含混或不确定性。这里面有多种情形，有的是缺乏原始的记录，有的是资料之间相互矛盾，有的是籍贯和出生地不一致，等等，它们都给作家的“系地”工作带来困难。再次，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过分追求研究（主要是统计）的客观性、精确性。刘象愚在评价美国文论家勒内·韦勒克时说：“一些研究者机械地、僵硬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时代的背景中去发掘文学的决定因素；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迷恋定量分析的方法，力图以统计数字、图表来说明一切文学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者则试图完全按照生物进化的原理来描述文学的发展。韦勒克明确地指出，站在唯科学主义立场上来研究文学就难免犯过分简单化、片面化以及机械性的错误，因为这抹杀了文学与科学的区别。”[105]文学地理学的一些统计学研究，也显现出了韦勒克所批评的弊端。比如，某些文学地理学研究，尤其是作家分布研究，统计的对象和结果都只是文学家的数量，对文学家的“质量”则无有效的衡量标准。以这样的统计结果为依据，得出某地文学繁荣与否、水平如何的结论，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样的结论，充其量只能作为评价某时某地文学宏观状况的一种参考。

作为一个学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尚待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从单纯的重数据统计转向数据与文本解读的结合，从拘泥于实际的地理景观验证，到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文史哲的区域综合研究，从“现地研究”到文学地图，等等，文学地理学在方法论的探索方面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