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性经济人”假设批判与修正

一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演变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构建也贯穿于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起源追溯至亚当·斯密，之后通过不同流派进行修正式的演变。

（一）亚当．斯密及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思想

亚当·斯密并没有构建系统的理论假设，但是在他分散于其著作中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消费者的人文关怀，从心理和人性的角度对消费者行为进行了关注。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自利性、约束性和一致性三个层面。他认为：由于人性本身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经济人会力图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来最大化其生产物的价值，这是经济社会的动力来源，但是这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在某种力量的约束下进行的，如法律、法规和人自身的道德准则，这可以确保个体追求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最终，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使自利的经济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了利他行为，这也为道德的市场提供的支持。在图2-5中，李大凯（2012）绘制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基本框架。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在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进行了拓展，如边沁、穆勒等，他们抛弃了亚当·斯密赋予“经济人”的道德、情感因素，使“经济人”更加纯粹且抽象，这奠定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将边际分析的工具用于经济学分析，为了适应数理模型的处理方式，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人”假设进一步理想化为货币收入约束下的物质利益最大化者：第一，理性经济人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纯粹意义上的，不涉及法律、道德等内外部约束。第二，理性经济人是全知全能的，信息完全对称，完全有能力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三，通过系统的数学模型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进行了论证，并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实现“帕累托最优”。在图2-6中，李大凯（2012）绘制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框架。可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研究对象，完全抛弃了真实的人的道德、情感等因素，这必然使经济理论进入一个自圆其说、自娱自乐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在复杂的经济现实中，不断出现的价格机制失调、市场失灵等现象，更凸显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狭隘与局限性，这引发了来自不同流派的批判。

二 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修正

（一）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20世纪中期以来，不同流派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思想的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批判的声音此起彼伏。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1943）从心理学角度挑战了“理性经济学”假设，他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并发现消费者根据对这些需求的迫切程度来对这些层面进行排序。赫伯特·西蒙（1978）从经济人无法完全认识其所处的环境出发，强调消费者获取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因此消费者的预期能力有限，无法达到“理性经济人”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是“有限理性”的。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1993）强调了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利他动机和自我内部约束对消费选择行为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认为人类行为并不是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是受到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如本能、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此他提出了用于取代“理性经济人”的“社会人”假设——即将经济行为人看作拥有多重目标的个体，这些个体在决策行动过程中受到其他人行为以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行为实验科学、微观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非理性”观点。其中，行为实验科学通过心理科学实验的结果和实际观测的结果表明，人们在实际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往往违背“理性人”的假设，而且这种偏差程度非常大乃至于无法忽略，因此行为科学家认为现实中人的选择过程往往是非理性的。微观信息经济学针对信息成本、不完全信息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研究了由于信息而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在自利动机下难以做出最优决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行为是“有限理性”的，甚至“非理性”。行为经济学系统全面地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并将“理性经济人”假设替代为“非理性人”，并以此作为其理论基础。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泰勒和森德希尔·姆拉伊特丹，他们认为：由于外部环境及内部生理心理因素等限制，人们的理性能力是无法实现而且也没有无限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意志，而且利他动机和社会意识等行为动机也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而不是完全追求自利。

此外，哈维·莱宾斯坦（1966）还从生产领域入手批判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他对生产过程中的非资源投入性低效率（即X低效率）的研究，推翻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行为中确实存在着非物质影响要素，所以物质利益激励下的生产者不会一味地努力工作，而是在权衡物质和非物质影响要素后进行相机抉择。

（二）伦理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在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进行批判的同时，伦理学为了将经济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伦理学的研究，也开始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重新审视，最有代表性的是阿玛蒂亚·森（2000）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用如此狭隘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行为是非同寻常的。”不寻常之处在于：第一，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他引用苏格拉底的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他反问经济学：难道这样的问题所引起的自我反省真的就对生活中的人没有任何影响吗？第二，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但是现代经济学却具有不自然的“无伦理”（non-ethical）特征，这存在着矛盾。他从经济学与经济人假设的产生根源出发，探析了经济人假设的缺陷。

首先，伦理学是经济学根源之一，但理性经济人假设却失去了伦理维度。阿玛蒂亚·森认为这种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现有研究关注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但实际上经济学的研究也关注其他目标（潘娅斐，2005）。尽管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家们如斯密（Adam Smith）、边沁（Jeremy Bentham）、穆勒（John S. Mill）等本身就曾是伦理学家，但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凯恩斯（John M. Keynes）、罗宾斯（Lionel Robins）以降，当代经济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对经济理论中的伦理方维的兴趣（韦森，2002）。

其次，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曲解。阿玛蒂亚·森强调：“标准经济学中定义理性行为的方法之一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而与自利行为问题相关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如果人们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效率。”在对亚当·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后，阿玛蒂亚·森发现：“尽管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对“道德情操”理解存在着斯多葛主义根源，这说明了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重要作用的原因。亚当·斯密指出：“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亚当·斯密认为“精明”也只是“最有利于个人的美德之一”，而“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亚当·斯密，1790）。

此外，亚当·斯密曾有这样的论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亚当·斯密，1776）亚当·斯密的拥护者一再引用这段话以强调他认为自利是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但是阿玛蒂亚·森认为：“亚当·斯密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互惠贸易的普遍性，这并不表明他就由此认为，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仅有自爱或广义解释的精明就足够了。”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不是仅仅将经济研究建立在单一动机的基础上，他曾经斥责某些“哲学家们”（如：伊壁鸠鲁）将一切事物都简化为单一的美德（阿玛蒂亚·森，2000）。

最后，阿玛蒂亚·森还分析了人们之所以曲解甚至完全违背了亚当·斯密的原意，是因为“人们对自利行为的拥护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当不同时代的政府所制定的贸易政策影响了贸易和生产发展的时候……人们忽略了亚当·斯密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这是因为这些思想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变得不时髦了”。“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因此，阿玛蒂亚·森主张经济学和伦理学应该有更多的联系，尽管这并非易事，但是这确实十分值得的。此外，韦森（2002）在阿玛蒂亚·森的思想的基础上，追溯了康德等的思想真谛，认为：鉴于社会伦理维度在社会制度基体中的重要作用，借用哲学家康德的两个术语来说，从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的维度探究制度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就不仅成了作为一门理论社会科学的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的假言命令，也应当是它的定言命令，即应该无条件这样做。

（三）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李大凯（2012）对经济学批判“理性经济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述，他认为这些批判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误区和缺陷，存在对“理性”的客观抽象与曲解的情况，而且混淆了个人收益和物质收益，因此这些批判仅仅是从某个角度上进行的局部批判和修正，不但没有推翻“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核心逻辑，也没有做出本质的创新，因此无法动摇“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地位。但是，伦理学界的阿玛蒂亚·森（2000）通过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追本溯源，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一假设，他认为经济学用如此狭隘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行为是非同寻常的，并强调经济学应关注的是“真实的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与研究方法的有限性是分不开的，然而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前进，研究复杂问题的方法的不断增加，这一以“简化”为目标而做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应得到相应的修正，以保证经济学研究不断接近“真实的人”。

因此，本书对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经济人在其所掌握的一切信息以及预算约束之下，在其个人效用构成以及偏好系统中，通过成本—收益权衡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一定效用水平下的成本最小化，或一定成本下的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在由价格和收入因素所决定的物质需求之外，将人们对心理安全感、道德、伦理等精神需求纳入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中，尝试对传统的新古典消费理论框架之外的复杂多元化的消费行为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