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村落多维空间与文化时空环境

一 物质、社会、精神空间：村落的多重属性

基于“空间”的多维特性，村落不是一个平面体，而是包括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多维而有机的空间，村落空间实践既创造了完整的村落文化遗产，又形塑了特定的内部文化环境，以及与外部文化环境互动的机制。村落空间实践与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必须深入挖掘这个“三位一体”空间结构的内涵及其关系，才能更好地探索村落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环境整体性保护之路。传统村落的构建与演变是社区内部自组织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长期相互影响、互动与适应的过程，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一定要打破以往忽略社区空间结构、功能以及社区内外环境互动的静态研究范式。

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社区空间，村落既包括可见的物质形态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居住空间、自然景观，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空间，以及生活于村落空间中的居民的日常与文化活动，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村落有机体，它是一个活态的、动态的、整体的空间存在形态和演化系统。其“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包括：

（一）物质空间

物质空间是村落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具有容纳性、可视性、几何性、景观性、界域性等空间的物理特性，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空间意象、空间营建智慧，是民众空间观、宇宙观的显性表达。根据段义孚对“空间”和“地方”的理论阐述，村落具有“地方”的空间意义。其指出，空间和地方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地方是一种物体，地方和物体定义了空间，并使其具有了几何特性。地方是具体的——与某个特定的建筑集聚区联系在一起，无论置身何地，人们都认为它不仅是自己的家，而且是他们守卫的神灵的家。几乎每个地方的人都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故乡是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这种中心意义是由方位基点所形成的几何空间概念明确界定的。[43]因此，村落可以说是具有“地方”性质的“家园”，是激起村民朴素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的基础，是他们以自身为中心基点，与宇宙空间相类比建造的有层次、有秩序的空间。

从由外向内的层次，村落物质空间分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大致包括以下8个部分：村落选址及周边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草木、田地、土壤等自然地理环境；村落或相邻区域的市场；墓地，包括公共墓地、家族墓地、混杂墓地等；道路，包括村外道路与村内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包括引水系统和排水系统；民居建筑；公共建筑与空间，包括围墙、村（寨）大门、公共广场、桥、亭、井、宗祠、庙宇、戏台、谷仓、牲畜圈、卫生所、学校等，以及小卖部等商业性公共空间；生计方式及生产工具、技术。自然，在我国的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中，村落空间内部元素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建筑风格、材质也大相径庭。

值得指出的是，村落中的两类物质空间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是地标，也就是村落的标志性和区别性建筑或空间，是“具有高可见性和公共意义的吸引物”，例如纪念碑、神殿、一处神圣化的战场或者墓地。“这些可见的标志物可以提高地方意识和对于地方的忠诚度。”[44]例如侗族村寨的鼓楼既是侗寨集会的公共空间，也是侗寨的地标，位于村寨的中心，每个村寨一个鼓楼，或者每个姓氏一个鼓楼；瑶族村落的地标往往是盘王庙或土地堂（庙），位于村寨中心或邻近边界处，如连南南岗古排的盘王庙就位于古排最高处。这些地标性的公共空间与村民的社会组织、社会交往、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其二是村界，村界既是物理空间界限，也是激起村落认同感的标志，还象征着不可知的危险和魔力。根据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族群结构差异和族群边界产生更加强烈的族群意识和认同。[45]寨门、寨墙等都是显见的标志物，是村界确立和演变的过程，也可能是文化接触、政治格局等的体现。玛丽·道格拉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殊危险与问题，所有的边缘地带都意味着危险。[46]因此，作为边缘地带，无法分类的村界往往是神秘地带，很多庙宇和仪式空间设在村界上。例如在瑶族驱鬼仪式中，一定要将“鬼”驱逐出境，化纸钱、龙船或花灯等于村边的河流、水沟中。

（二）社会空间

概括而言，社会空间指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47]，是一种反映社会的地理配置、空间关系、社会生产过程。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和空间之社会生产的理论，认为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48]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和“空间生产”概念把社会的维度引入空间研究，颠覆了此前视空间为僵化的客体和物理容器的研究取向。爱德华·索雅从批判社会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建构了社会生活的空间性理论，她认为作为社会产物，空间性同时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前提和体现，而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空间性是一种实体化的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在社会化和转变过程中既纳入了物理空间，也纳入了认知空间。[49]可见，爱德华·索雅与列斐伏尔一样强调空间的“三位一体”，指出社会生活在其空间性中由物质构成——这一认识是当代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理论基础，但物理空间和认知空间往往被纳入空间性的社会构造过程中。

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产品，社会空间中还必不可少地包含了权力（政治）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行为，福柯对此有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深刻构建了空间的权力性：“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50]在《规训与惩罚中》，他揭示了全景敞视监狱就是权力的全景敞视方式，象征着规训社会的形成，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51]

基于上述对“社会空间”的理论解释，村落社会空间内容最为丰富和复杂，是在村落内部和周边物质空间、“场域”内产生的社会关系及其活动，主要有4个方面：日常交往空间，包括村民内部日常交往模式及习俗，交往的公共空间；以家族等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其构成特征、运行与传承机制，瑶族有家门、家族、社老制、寨老制、瑶老制、石牌制、油锅组织等；社会行为与礼俗空间，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礼俗活动及其表征符号和运行空间；相邻村落、不同民族的交往、（经济文化）互动方式与空间互动整合。“所有的村落模式都至少揭示了社会秩序”[52]，社会秩序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秩序中包含了规则、伦理、阶序和权力关系。以上的日常生活与村落空间是相互形塑的关系，日常生活不断地参与到生产、塑造、改写村落空间的社会过程中，即使是缓慢的，也不容忽视。

（三）精神空间

精神空间又称认知空间，是视空间为某种先验的非意识的认知架构，可应用到其他事物层面上而有共同的类比，或被视为宇宙观或一种象征[53]；以及反映人的活动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的生产成果的深层次文化分类、观念、信仰、心理等精神文化。村落精神空间指村民精神、心理活动的场域或“心理场”，是村落多维空间的最深进阶，是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深层次观念、信仰、象征和文化法则的体现。刘沛林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是一种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神空间”（心理生活空间）。[54]冯淑华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指出传统村落的精神空间蕴含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宗法礼制思想和环境生态观。[55]笔者认同这两个观点，但认为除了观念部分，精神空间还应包括信仰空间和仪式空间。以空间关系来定义仪式是宗教人类学的新视角，“仪式空间”强调仪式本身及其在村落中的空间分配、实践、象征和感知，帕克（Parkin）从仪式空间和空间关系出发将仪式重新定义为程序化的空间感（formulaic spatiality），认为仪式是人们的强制性和有竞争性的空间实践。[56]

村落精神空间相比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而言，最为观念化和抽象，但其以物质实体、仪式行为等为媒介或表现形式，村落精神空间具体包括三种形式。第一种为村落空间结构、建筑、景观营造的宇宙认知与空间观念，这其中很多是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第二种为村落信仰空间，包括神龛、庙宇、宗祠等神圣祭祀空间的建构，有关神祖鬼的灵魂观念、三界观及其空间分割，神灵祭祀圈或信仰圈，神圣与世俗空间的分野。第三种为村落仪式空间，包括：仪式选址、仪式过程与村落空间结构的关系；仪式中神圣空间的建构及仪式参与者的实践；仪式的空间配置及相关问题，如性别（禁忌）问题，阶序问题、家族问题等。

即使我们对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进行了划分与区别，但事实上三者不可截然分割，某些层面仍然是相互穿插、混融一体的。物质空间是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存在基础，是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起源，后二者反过来又形塑着物质空间。三个空间的结合才是村落整体的空间形态和活态、立体的文化生态系统。

二 文化时空系统：村落的文化环境结构

正如吉登斯强调的，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57]时间和空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构成性要素、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和社会理论建构的核心范畴。[58]空间和时间、空间性和时间性是两个伴生的范畴：“作为明显的社会产物，空间性和时间性对于一切社会互动的构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社会理论的建构也必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并非仅仅是两种附属物或维度。”[59]时间与空间在传统文明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迅速被普遍化并且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现代性的全球化正使得空间与时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的胶着状态。[60]历史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指出，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因此空间与时间概念会作为社会变迁过程里的重要部分，不论这种变迁是由外界附加的，或是由内部产生。[61]

从以上有关时间与空间关系的理论可见二者的错综交织，对空间的研究离不开时间的维度，并且，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种历史的产物”[62]，空间本身就是时间和历史生产与建构的产物。空间的多维属性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时间的胶着互动中，随着社会的演化、历史的变迁而逐步形成、演化，或者消亡、更替，空间因时间范畴的介入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可以说，社会是一个时空系统。文化环境隶属于社会系统中，也是一个动态和演化的生态系统，因此，我们将村落文化环境定义为一个文化时空系统，结构为双重维度：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文化时间是指从历史过程和传统延续角度审视文化，以及各民族独特的时间观念、节律与文化创造；文化空间是指在村落物质空间上生成的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包括村落景观、日常生活、仪式、社会组织、文化表征等所有文化遗产及其构成环境和氛围。二者紧密相关，文化时间决定了文化空间的动态性。

具体而言，村落文化环境的结构应放置于空间与时间的横纵向维度进行考量。除了对口述历史、口碑文献、口头文学、表演艺术、礼俗活动、节日庆典、饮食、服饰、手工技艺、祭祀仪式、风水实践、宇宙观、人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传承现状、传承方式、传承人生活史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之外，结合村落的“三位一体”多维空间结构，村落文化时空环境的横纵向结构包括以下层次：

（一）横向：空间与民族（走廊）

村落是内涵丰富的空间，横向结构关注村落多维空间与民族，以及民族走廊的互动，既是共时性研究，也是立体性研究。根据我们对村落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划分，村落文化环境概念的横向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传统村落物质空间构成特征及其与民族文化的相互生成，包括家屋、家族排屋、风雨桥、寨门、祠庙、桥亭等公共空间和基于风水实践的村寨选址和整体景观等；以日常交往空间和家族制度、社老制、寨老制、石牌制（少数民族）等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空间构成特征及传承机制；以仪式空间为核心的传统村落精神空间构成特征与传承机理，包括庙宇、村寨边界等神圣物质空间，祭祀仪式和反映人神关系的宇宙空间观等；本村落与相邻村落、本民族其他支系，以及与周边其他民族在生计、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空间互动整合。

（二）纵向：时间与历史（变迁）

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复杂的空间形态往往可以呈现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特征。对村落文化环境的把握必须考虑在时间和历史的脉络中，村落空间形态的演化及内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这种改变包括变迁、消亡、重构、复兴等等。村落文化环境概念的纵向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当地民众迁徙、定居、建村和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脉络中，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演化和文化环境的产生流变；村民依据对自然时间的认知而建构的文化时间，如历法、节日等社会文化生活节序的变迁；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美丽乡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建设等政策的宏观社会文化环境中，传统社区空间演化及内部自组织的能动适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