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

一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热潮。80年代中期，夏鼐和苏秉琦同时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目光投向广义的新石器时代。夏鼐从宏观角度，指出文明起源“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1]，他所说“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当指龙山时代。苏秉琦则具体提出在更早的红山文化后期，“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2]。80年代末90年代初，严文明通过对全国范围史前聚落形态的系统考察，明确提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3]。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先后有过距今8000年“文明的起步”[4]“上万年的文明启步”[5]、距今6000年之后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6]等富有启发性的提法。2003年，蔡运章和张居中根据贾湖遗址发现的“卦象文字”，明确提出距今8000年左右已有“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7]。近年裴安平提到中国文明起源开始于距今7500年以后[8]，冯时更是认为“中国有着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9]。2018年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则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10]。可以看出，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多数考古学家眼中文明起源的时间点，从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逐步提前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但也有的上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甚至更早。

观点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文明”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夏鼐、苏秉琦以来的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就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11]，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作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比如苏秉琦就曾明确表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12]。但冯时所谓“文明”，则对接中国传统，取义《易传》《尚书》，定义为“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强调“观象授时”等天文学成就[13]。简言之，前者重视“文明”的社会属性，后者属意其文化成就。

一般来说，“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一种状态。而与“野蛮”相对立的，不仅是发达的物质文化，复杂的社会形态，更应包含信仰、知识、修养、礼仪等精神文化特质在内。如费尔南·布罗代尔就认为，“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14]。塞缪尔·亨廷顿说，“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15]。前述苏秉琦也是从玉器、酉瓶和原始宗教礼仪的角度，指出距今8000年或距今6000年以后是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如此，不妨从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将“文明”定义为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综合体[16]。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会发现，中国文明的起源实际应当开始于更早的裴李岗文化后期，或者裴李岗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17]，这个时期可称之为“裴李岗时代”[18]。在约距今8200年至7000年之间的裴李岗时代，或者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聚落和人口增多，物质文化显著发展，已出现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形态。

二

先看黄河、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双墩文化。

裴李岗文化前期遗存目前仅见于贾湖遗址，而后期则分布在河南省大部地区。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部分较大墓葬，常以组合的形式随葬装有石子的龟甲、骨规形器、骨笛等特殊器物，有的龟甲或骨规形器上还契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19]。而且这些随葬特殊器物的较大墓葬绝大部分都属于裴李岗文化后期。这当中一般作为乐器的精美骨笛，冯时认为实属天文仪器律管[20]。装有石子的龟甲，或认为是龟占用具[21]，或认为是响器[22]。考虑到有的龟甲上刻有字符，其含义可能与卦象[23]或者验辞[24]有关，则龟甲作为龟占用具的可能性更大。骨规形器因多置于成堆的龟甲之上，发掘者推测其用途可能与龟有关[25]。也有认为其是握在手中观测星象之“规”[26]。考虑到这些骨规形器下端因长期把握而圆滑光亮，有的甚至握在死者手中，则天“规”说似乎颇有道理。龟甲和骨规形器又常共存，推测龟甲或与骨规形器所观测的天象有关，甚至不排除以背甲象天、以腹甲形地的可能[27]。龟背甲较圆圜，腹甲稍方平，或者“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已有雏形。

贾湖墓葬中的龟甲，多为偶数，上限为八[28]。龟甲中的石子，应也有一定之数[29]。以装石子的龟甲占卜，当属于八卦一类数卜的范畴[30]，体现“象数思维”[31]。占卜本身显示贾湖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属于原始宗教性质，但对“数”的执着又使其具有追求规则、理性的一面。前述以“规”观测天象，同样也是既有神秘性，又适应观象授时的现实需要。

贾湖、裴李岗[32]、水泉[33]等裴李岗文化遗址，都有专门墓地，墓葬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实行墓祭[34]，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说明已有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墓葬分区分组，可能对应现实社会的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墓葬排、列整齐，或许与辈分等有关，表明裴李岗文化已出现最早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35]。祖先崇拜和族葬，当为现实社会中重视亲情人伦、强调社会秩序的反映。

裴李岗文化同一墓地同期墓葬相互间基本不见叠压打破，推测当时地表应有墓葬标记，族人对数十年以内的祖先墓葬及其谱系还有清楚记忆；有的同一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36]，说明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土地上长期农耕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裴李岗文化后期聚落已有一定程度的分化[37]，墓葬也有较为明显的大小贫富之别[38]，尤其随葬龟甲、骨规形器和骨笛等特殊器具的基本都是较大墓葬，也以成年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见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男性地位已经相对较高。尽管这种分化可能是发生在宗教文化中心和普通村落之间，宗教文化领袖和普通人之间[39]，并未形成建立在家族之上的阶级分化。

裴李岗文化以西的白家文化或大地湾一期文化，就现有资料看，当为裴李岗文化后期西进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并融合当地土著文化传统而形成，年代大约距今8000—7000年。白家文化的发现虽远不及裴李岗文化丰富，但也存在“族葬”习俗[40]，在精美陶钵内壁还有较多彩绘符号。这些符号或许与裴李岗文化的契刻字符有一定关系。

裴李岗文化以东的双墩文化，当为裴李岗文化末期东向影响至淮河中游地区而形成，年代大约距今7300—7000年[41]。双墩文化发现有大量刻划符号[42]，其中不少被认为属于“文字性符号”或者“文字画”性质[43]；也有认为其中的“十”“井”“亞”等字形的刻符当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等空间体系，其“天地定位”思想与八卦方位理论吻合[44]。

总体来看，裴李岗时代的黄河和淮河流域文化区，已经出现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包括较为先进的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而这些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的形成，应当与其较为先进的生业经济，特别是其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有关[45]。

三

再看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跨湖桥文化、高庙文化、兴隆洼文化等。这些文化与裴李岗文化虽无明显的文化交流关系，但同样存在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形态。

跨湖桥文化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大约距今8200—7000年。在跨湖桥遗址曾发现8组刻划在鹿角器和木算筹上面的符号[46]，和距今6000多年海安青墩遗址骨算筹上的数字卦象[47]，以及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象基本一致[48]，应该就是记录占卜的原初形式的数字卦象符号[49]。令人称奇的是，在附近的义乌桥头上山文化遗址中，最近又发现了年代更早的距今9000—8500年之间的卦象符号，只不过有的是彩绘的长、短横符号，六个一组[50]，类似于《周易》的阴阳爻卦画，有的又类似数字卦象符号。两类卦象符号同时出现于桥头，在跨湖桥之后则仅保留了数字卦象符号[51]。其与贾湖的龟卜都当属于八卦类的数卜大传统，只是桥头、跨湖桥以符号记录卦象而贾湖记录卜辞，跨湖桥以算筹而贾湖以石子计数，细节方面稍有差别。跨湖桥文化稻作农业占一定比重。

高庙文化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南，大约距今7800—7000年。在高庙遗址发现有非常重要的祭祀遗存，包括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祭祀场发现的4个边长约1米的方形大柱洞，复原起来可能是非常高的“排架式梯状建筑”，还有数十个祭祀坑（其中一个为人祭坑）、附属房屋等。白陶上戳印有复杂图案，包括可以和祭祀场主建筑对应的“梯阙”式图像，以及太阳纹、八角星纹、鸟纹、獠牙兽面纹等[52]。发掘者认为獠牙兽面纹两侧常带双“翼”，并在“梯阙”之间，表达的是有飞龙、天梯等在内的通天祭祀仪式；鸟纹常载日、“龙”、八角星纹，当为凤的形象；而八角星纹则与太阳历以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53]。姑且不论高庙的八角星纹是否与太阳历有关，至少其在表达八方九宫、天圆地方等空间观念方面，当与贾湖、双墩彼此接近。高庙文化基本是采集狩猎经济方式，尚未出现农业，这与其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间观念形成较大反差。

兴隆洼文化位于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地区，大约距今8200—7500年。曾在查海遗址聚落中心发现长近20米的龙形堆石，以及10座“中心墓葬”[54]，说明兴隆洼文化也有龙崇拜，这些墓葬则或与祭祀仪式有关。塔尺营子遗址所出石牌形器上的獠牙兽面纹[55]，兽头两侧的“S”纹宛若龙身，不排除与高庙獠牙兽面纹一样属于飞龙形象的可能性。白音长汗遗址房屋AF19灶后发现女性石雕[56]，反映可能还存在女神崇拜。兴隆洼[57]、兴隆沟[58]、查海、白音长汗等聚落，多有环壕围护，房屋成排整齐分布，中心或近中心部位一般有大房子，体现出早熟的向心、凝聚观念[59]，在强调社会秩序方面和裴李岗文化有近似之处。兴隆洼文化的精美玉器也是社会有一定分工的产物。但兴隆洼文化未见与数卜、文字符号、天圆地方、族葬[60]等有关的遗存，与黄河、长江流域有较大区别。兴隆洼文化虽以狩猎采集为主，但已有旱作农业。

四

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所表现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而恰好此时，处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对外强烈扩张影响，使得黄、淮河流域文化彼此接近起来，也可能通过上层在宗教祭祀、空间观念等方面的交流[61]，使得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也和黄、淮河流域有了不少共性。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62]。距今6000年以后进入庙底沟时代，早先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了普遍复杂化的过程，各区域逐步迈入前早期国家状态，可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同时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63]。距今5000多年已经正式形成由良渚等各区域文明组成的早期中国文明。

西亚地区在距今8000多年以前，出现灌溉农业、祭室、权杖头、铜器、印章、符号、原始筹码等[64]，已经孕育着神祇崇拜、权利象征、社会分工、文字、商业等早期西方文明因素，同样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但中国和西方从文明起源之初，就存在明显差别，裴李岗时代在神祇崇拜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亲情人伦、祖先崇拜和历史记忆，文字符号和算筹主要与占卜、天文等相关，而缺乏表达贸易交换等的内容。这些文明的特质，连同数卜与象数、观象授时与天圆地方，以及龙、玉器等，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汇聚交融，绵延发展，成为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汉以后古代中国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甚至政治观的文明基石。

（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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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2]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3]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7页；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4] 1991年，苏秉琦认为距今8000年左右的查海玉器的发现，显示已经出现了对玉的专业化加工和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的起步”。见苏秉琦《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5] 1994年，苏秉琦更是从距今8000年玉器的发现，预测其起源不下万年，有了“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说法。见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4页。

[6] 1993年，苏秉琦从“酉瓶”（即小口尖底瓶）、彩陶器皿可能为特殊的宗教用品的角度，指出距今6000年之后的庙底沟期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见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7]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8]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5—346页。

[9]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自序”第1页。

[10] 《中华文明起源图谱初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5月29日第7版。

[11]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2] 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的讲话》，《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13]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自序”第2—7页。

[1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1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16] 王巍指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不断复杂化，由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发展成为不同阶级，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见王巍《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17] 我认为《舞阳贾湖》发掘报告所划分的第1—4段为裴李岗文化前期，第5—9段为裴李岗文化后期，二者以约公元前6200年为界。见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韩建业《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18] 栾丰实最早使用“裴李岗时代”的概念，用来表示整个裴李岗文化所处的那个时代，陈明辉有专门论述。他们所说“裴李岗时代”与本文意见略有差异。参见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陈明辉《试论裴李岗文化系统——兼谈中国裴李岗时代的文化格局》，《上山文化论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200页。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舞阳县博物馆：《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12期。

[20]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197页。

[21] 宋会群、张居中：《龟象与数卜：从贾湖遗址的“龟腹石子”论象数思维的源流》，《大易集述：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1—18页。

[22] 陈星灿、李润权：《申论中国史前的龟甲响器》，《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97页。

[23]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24] 贾湖M344中的一例类似眼睛的符号，冯时认为对应古彝文的“吉”。见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446页。

[26] 姬英明提出贾湖骨规形器、骨板分别为古人观测星象的“规”“矩”，认为能够对应《周易·系辞下》“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的记载。见王楠、胡安华《印证神话传说：贾湖遗址发现骨制“规矩”》，《中国城市报》2019年7月22日第13版。

[27] 在《列子·汤问》《淮南子·览冥训》等当中，有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记载；在《雒书》中有灵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的记载（《初学记》鳞介部龟第十一引）；在古代玛雅也有以龟象征大地的现象。参见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徐峰《中国古代的龟崇拜——以“龟负”的神话、图像与雕像为视角》，《中原文物》2013年第3期；李新伟《玛雅文明的大地之龟》，《光明日报》2018年5月12日第12版。

[28] 贾湖第一至六次发掘的23座墓葬，每座墓葬随葬龟甲1、2、4、6、8副不等，多为偶数，随葬8副者6座（其中前期1座、后期5座）。第七次发掘的后期祭坑（H502）中也有8副龟甲。

[29] 贾湖单副龟甲中的石子，在3—30粒之间，多数10余、20余粒。

[30] 蔡运章、张居中等认为，贾湖的龟卜数卜现象，是伏羲氏“画八卦”的有力佐证。见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31] 宋会群、张居中：《龟象与数卜：从贾湖遗址的“龟腹石子”论象数思维的源流》，《大易集述：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1—18页。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34] 如水泉墓地东、西两区之间的空白地带，有一较大烧土坑，内有石块，可能为针对整个墓地的墓祭遗迹，推测与祭祀整个氏族的先祖有关；在西区中另有一较小烧土坑，内有兽骨，或与祭祀西区家族先祖有关。贾湖第一至六次发掘中，发现6个犬坑位于墓地中间或边缘，也当为墓祭遗存。

[35] 郑玄注《周礼·地官·司徒》“族坟墓”一词，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

[36] 比如贾湖遗址西北区墓葬虽只有两期（第二、三期），但又可细分为五段，打破关系非常复杂，延续时间或达数百年。

[37] 新郑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约30万平方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一般遗址则仅数千平方米。其中唐户遗址的资料，见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

[38] 贾湖第一至六次发掘的327座能看出宽度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中，墓穴宽度1米以下的占89.9%，1米以上的占10.1%；所有349座墓葬中，随葬品1—10件或者无随葬品者占91.5%，10件以上随葬品者占8.5%。其中最大的墓葬M282墓穴长2.8、宽1.8米，面积约5平方米，随葬品包括龟甲、骨笛、骨板等在内共计60件。

[39] “这些特殊器物似乎与军权、礼制无涉，也不见得与贫富分化有关，却有浓郁的宗教意味，让人联想到卜筮乐医兼通的巫觋形象。”见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巴蜀书社1994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41] 韩建业：《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4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3] 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

[44]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78页。

[45] 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双墩文化的生业经济虽以狩猎采集为主，但已明确存在稻作、粟作农业和家畜驯养，而且农业比重从早到晚不断上升。见罗运兵、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1期；张居中、程至杰、蓝万里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考古》2018年第4期；刘长江、孔昭宸、朗树德《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46] 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卦象符号，刻在所谓木锥上面。看后来山东兖州王因三座墓葬随葬的龟甲，内分别置7、11、17枚骨锥，和贾湖龟甲内置石子的情况相似，可知这类骨锥或木锥当为龟占所用算筹。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7] 青墩遗址的八组数字卦象符号，刻在鹿角器和骨算筹（原文称为“簪”）上面，包括“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等。见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48]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49] 如“一一八一一八”等。见王长丰、张居中、蒋乐平《浙江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试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50] 《浙江义乌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第23—27页。

[51] 跨湖桥文化主要是在上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见韩建业《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5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53] 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年版。

[5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55] 刘勇：《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七千五百年前石雕神人面像》，《光明日报》2019年9月29日第11版。

[5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2002—2003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7期。

[59] 陈继玲、陈胜前：《兴隆洼文化筒形罐的纹饰艺术分析》，《边境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327页。

[60] 兴隆洼文化基本不存在排列整齐的专门墓地，已经发现的墓葬主要是可能与某种特殊的宗教祭祀观念有关的居室葬。见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97年第1期。

[61] 李新伟用“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模式，来解释约公元前3500年以后中国各地出现的文化和社会共性。这一模式对于解释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在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方面的共性更加有效。见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62]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韩建业：《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63]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64]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