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

早期中国文化圈，是指先秦时期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统一体，与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1]、严文明所说“重瓣花朵式的格局”[2]和苏秉琦所说“共识的中国”[3]含义近同。虽然无法确定在虞夏之前是否有“中国”这一概念，但在中国大部却早已出现普遍的认同观念和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势[4]，早期中国文化圈实际成为秦汉帝国得以建立的地理、文化和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早期中国文化圈称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也未尝不可。这个文化圈至少从龙山时代以后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苏秉琦所提出的“古国”和“方国”阶段[5]。至于其形成时间，张光直认为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本文试图论证，这一文化圈的酝酿萌动阶段至少可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至公元前5400年左右已见雏形，而且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图一）。

图一 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前5400—前5000）

一

裴李岗文化1977年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6]，还包括舞阳贾湖、郏县水泉[7]、新郑唐户、新郑沙窝李[8]、密县莪沟北岗[9]、长葛石固[10]、巩义瓦窑嘴[11]、孟津寨根[12]等重要遗址，分布于现在河南省大部地区。其中备受关注的舞阳贾湖遗存，被发掘者称为“贾湖文化”，其实和以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大同小异，仍以称为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为宜[13]。发掘者将贾湖遗址分为3期9段，结合14C树轮校正数据推测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000—前5800年之间。若仔细比较，会发现其最重要的分界应在第4、5段之间：之前常见直口角把罐、方口盆、深腹盆等陶器，之后常见折沿深腹罐、盆形或罐形鼎、划纹盆、三足钵、圈足钵（碗）等陶器；前后都流行的壶类也存在形态上的显著变化，之前颈腹分界不显，之后颈腹分界明显[14]。以此为据将贾湖遗存分为前后两期更能体现其阶段性特点。其绝对年代下限也应调整为公元前5500年左右（第8段H55的测年范围为公元前5750—前5520年）。贾湖以外其他裴李岗文化遗存虽然也有过若干分期方案，但总体面貌均类似于贾湖后期或者更晚，树轮校正年代则基本在公元前6200—前5400年之间[15]。这样看来，裴李岗文化从整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二者大致以公元前6200年为界。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素雅少纹，多壶无釜，这与华南以绳纹釜为代表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缺乏联系，与华北新石器早期的平底罐类遗存也明显不同，应当有自身更早的文化源头。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形制规整、火候均匀、器类丰富，作为水器或酒器的壶类造型多样、功能细化，还发明了鼎这种中国最重要的炊器；石铲、锯齿形石镰等工具磨制精整，石磨盘还多琢出四足，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周围文化。裴李岗文化聚落已小有分化，小的面积仅几千平方米，较大的舞阳贾湖遗址有5万平方米，新郑唐户遗址更是达30万平方米。贾湖墓葬随葬不少制作精致的骨镞、骨镖、骨笛、骨板、骨叉形器、绿松石饰品，还有随葬獐牙、龟甲、猪下颌骨的习俗，有的龟甲内装小石子或骨针，有的龟甲上有刻符。墓葬也小有分化，普通小墓的随葬品一般仅一至数件，较大的墓葬则达数十件，而且从前期到后期还有明显的发展。前期每墓随葬品最多不超过20件，后期最大的墓葬M282和M277随葬品都在60件以上。其中最为宽大的M282长2.8米、宽1.8米，随葬品中包括可以构成七声音阶的7孔骨笛和带石子的龟甲等。仔细分析，这些较大墓葬的绝大部分随葬品从种类和质量方面都和普通墓葬类似，只是其中常包含带石子的龟甲、骨笛、骨板、骨叉形器等。这些特殊器物似乎与军权、礼制无涉，也不见得与贫富分化有关，却有浓郁的宗教意味，让人联想到卜筮乐医兼通的巫觋形象。可见，较大墓葬的主人极可能主要只在宗教方面具有较高地位，宗教色彩浓重的贾湖聚落就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的宗教中心和精神重镇。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聚落已发现大约60座半地穴式房屋，有分区分组的现象，是郑州地区最重要的聚落遗址。大型聚落和较为复杂的宗教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这为裴李岗文化对外产生较大影响准备了条件。

二

裴李岗文化受周围文化的影响有限，对外影响却十分显著，尤其是在其后期阶段：约公元前6200年进入后期以后，裴李岗文化西向对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北向对冀南豫北地区的影响和渗透相当明显。

渭河和汉水上游地区的白家文化，以前曾被称为老官台文化，以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存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存为代表[16]，还见于渭河流域的天水西山坪和师赵村[17]，宝鸡北首岭[18]、关桃园[19]，临潼零口[20]、渭南北刘[21]，以及汉水上游的西乡李家村、何家湾，汉阴阮家坝，紫阳马家营、白马石[22]，南郑龙岗寺[23]、商县紫荆[24]等遗址。该文化可以明确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白家村、大地湾一期、西山坪一期、北刘早期、紫荆一期遗存为代表，三足罐多为直腹筒形；晚期以西山坪二期、师赵村一期为代表，三足罐多弧腹，并且新出泥质平底钵、侈口鼓腹平底绳纹罐等。据已发表的出自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西乡李家村、渭南北刘遗址的树轮校正测年数据，白家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900—前5000年之间，仅相当于裴李岗文化后期偏晚[25]。白家文化遗址多仅数千平方米，大者不过1万—2万平方米，墓葬多数无随葬品，少数每墓随葬一两件日常普通器物，个别达6件，其社会发展程度明显低于裴李岗文化。

白家文化早期的圜底钵、三足钵、圈足钵、深腹罐等主要陶器都可在裴李岗文化中找到原型（图二），前者的锯齿形蚌镰或骨镰与后者的石镰也存在明显联系；两者均以简陋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居室，均流行仰身直肢葬且都有合葬墓，都有瓮棺葬。更为有趣的是，白家文化也有随葬獐牙和猪下颌骨的习俗，如白家村M12墓主人手执獐牙，大地湾M15、M208在墓主人胸前置猪下颌骨。如此多的共性，表明两文化存在密切联系。由于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并无更早的农业文化迹象，白家文化的初始年代又比裴李岗文化晚1000年左右，因此有理由推测，白家文化可能为裴李岗文化西向扩展并与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当然，二者也存在相当的差别，如白家文化流行交错绳纹，有棕红色带、点、线纹彩，还有小口高领鼓腹罐等陶器，这些都是和裴李岗文化不同的地方。尤其白家文化的绳纹、红褐彩、口沿外压光、唇面压印花边等特征，与裴李岗文化的素雅风格有异，却和峡江及洞庭湖地区的彭头山文化相似，少数屈肢葬或许也与此相关[26]。或者白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正是彭头山文化，汉水流域可能是两文化发生交流的通道。

图二 白家文化与裴李岗文化陶器比较
1—7.临潼白家（T309③∶4、T204H25∶1、T116H4∶2、T117③∶4、T121③∶8、T305③∶4、T308H15∶5） 8—14.郏县水泉（M96∶5、M27∶2、M2∶2、M20∶2、M59∶4、M66∶2、M33∶2）（1、8.深腹罐 2、6、9、13.圜底钵 3、5、7、11、12、14.三足钵 4、10.圈足钵）

三

豫北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为代表[27]，还见于附近洺河流域的牛洼堡、西万年[28]等遗址，以及河南淇县花窝遗址[29]。其中磁山遗存被发掘者分为“第一文化层”和“第二文化层”，实即早晚两期。据磁山、花窝遗址的测年树轮校正数据，磁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5600年之间。

磁山文化主要陶器可以分为甲乙两类，甲类是富有自身特色的多为夹砂绳纹的盂、支脚等，乙类是裴李岗文化流行的多为泥质素面的三足钵、圜底钵、壶、深腹罐等。据发掘报告，磁山早期共有复原实用陶容器99件，其中绝大多数为甲类，乙类仅占7%（7件）；磁山晚期共有复原实用陶容器269件，乙类占27%（73件）（图三）。可见裴李岗文化后期不但对磁山文化施加明显影响，而且力度逐渐加强。与白家文化不同的是，磁山文化的甲类本地陶器始终占据主流，其长方形窖穴、可能用于祭祀的“器物组”等也极富地方特色，可见来自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地文化的土著属性。如果放大眼光，会发现在河北中部易水流域也有磁山文化遗存，如易县北福地一期、容城上坡一期遗存等[30]，只是这些遗存只见甲类器物，其陶面具和玉玦代表的特殊宗教习俗和装饰风格也都迥异于裴李岗文化，可见裴李岗文化的北向影响基本止于豫北冀南。

图三 武安磁山晚期遗存陶器分组
1—3.盂（T87②∶29、T96②∶38、T8②∶10） 4.圈足罐（T104②∶4） 5.筒形罐（T96②∶25） 6.支脚（H453∶7） 7、10.壶（T87②∶25、T96②∶35） 8.深腹罐（T106②∶8） 9.平底钵（H77∶3） 11、12.三足钵（T46②∶30、T87②∶32）

四

至公元前5400年以后，裴李岗文化的情况变得很不明朗。北部巩义、孟津地区稍微清楚一些，已发现的瓦窑嘴、寨根类遗存的下限可能更晚，其黑衣陶、竖条纹等特征就不见于早先的裴李岗文化，某些碗、钵口部略折的特点则与仰韶文化早期有近似之处，其年代下限当接近仰韶文化。此外，方城大张庄遗址仰韶文化最早阶段的遗存中[31]，也有若干类似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如陶竖条纹圈足碗、假圈足碗、双耳壶和锯齿形石镰等，表明裴李岗文化和当地仰韶文化应当存在直接联系。不过不容否认，裴李岗文化此后的确已经进入没落阶段。恰巧此时或稍后，裴李岗文化因素却较多见于海岱地区。

海岱地区原本分布着和裴李岗文化基本同时的后李文化，至公元前5400年或稍后则转变为北辛文化，以山东滕州北辛[32]、汶上东贾柏[33]和泰安大汶口第一期遗存为代表[34]。后李文化的叠唇直腹圜底釜为代表的陶器群和裴李岗文化有明显差别，而北辛文化则多了双耳平底壶、三足壶、三足钵、圜底或平底钵这样一组裴李岗文化色彩浓厚的陶器，其釜形鼎也未尝没有受裴李岗文化影响的可能性。因此，栾丰实明确指出，“裴李岗文化是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35]。其实几乎所有北辛文化遗存中都或多或少包含裴李岗文化因素，连山东半岛的白石类型也不例外[36]。实际上，可能正是在裴李岗文化部分人群东向迁徙的背景下，才促成了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的转变。至于裴李岗文化因素同样常见于附近淮北的安徽濉溪石山子一期类遗存[37]，那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鲁中南、苏北的汶泗流域进入大汶口文化早期以后，墓葬中常见随葬龟甲、獐牙等的习俗，使人们不得不将其与早先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相联系[38]，甚至二者人群的体质类型也十分接近。而汶泗流域早期大汶口文化又主要是在北辛文化基础上，接受龙虬庄文化强烈北向影响而形成。目前在龙虬庄文化和北辛文化墓葬均未发现随葬龟甲、獐牙的习俗，则贾湖类型这类习俗和早期大汶口文化之间的联系，还当有其他途径。

五

裴李岗文化强盛时对外扩张影响，将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和黄河中游以北地区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衰败时又东向迁徙，其文化因素深深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文化当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才使黄河长江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文化此后的发展有了一个颇具共性的基础——这个基础暗含对中原腹地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彼此间的相互默契以及易于交流等多种契机。

（本文原载《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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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1页。

[4]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第1期。

[5] 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4页。

[6] 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2期。

[9] 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11] 巩义市文物管理所：《河南巩义市瓦窑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7期；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巩义市文物管理所：《河南巩义市瓦窑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11期。

[12]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211页。

[13] 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文物》1989年第1期。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519页。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531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巴蜀书社1994年版；甘肃省博物馆等：《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严文明先生将78H32类遗存从笼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区别出来，见严文明《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87—109页。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宝鸡市关桃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

[2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零口村》，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9页。

[21]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2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2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4] 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25] 数据均采用1988年国际14C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表校正，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等：《河北武安洺河流域几处遗址的试掘》，《考古》1984年第1期。

[29] 安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淇县花窝遗址试掘》，《考古》1981年第3期。

[3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31] 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3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5]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36]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3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濉溪石山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3期。

[38]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9—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