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设想

本书致力于考察美国在2006年以来的威胁评估变化，在此基础上构建解释美国威胁评估的新理论，以拓展我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认识。因此，本书注重对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的探讨，试图超越现象描述和历史归纳，寻找并解释各变量之间的作用过程。

（一）概念界定

本书考察的是决策者如何评估外部威胁，进而制定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外部威胁、决策者的认知和国家安全战略三个因素构成了本书的变量。从变量关系上来看，外部威胁是自变量，决策者是一个干预变量，国家安全战略是因变量。出于研究的需要，必须对这三个变量进行更为精细地界定。

外部威胁是指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面临的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面临的威胁在种类和大小是有所差别的，但是核心威胁相对恒定。例如，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尽管美国仍然面临主导性的传统战争，但是非传统战争的挑战增加，这包括非常规战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和对美国实力具有破坏性的威胁。[85] 到了2010年，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外部威胁除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新兴大国的崛起、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他赋能技术的扩散，还有一系列不断出现的持久趋势。[86] 四年之后，美国的外部威胁又有了一定变化：在地区层面，有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朝鲜和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中东北非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非洲的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在全球层面，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气候变化。[87]

如何测量威胁的大小，学术界一般通过实力和意图两个因素来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实力，又可以通过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来衡量。其中，军事实力包括军队规模、武器装备数量和技术水平。对于军事力量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学者有所差别。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地面力量的重要性居于首要地位；[88]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则认为进攻实力是威胁的重要来源之一。[89] 本书认为，进攻性力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经济实力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实力，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技术水平和领土面积等因素，在这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技术水平是最重要的。意图是指一个国家的动机和潜在战略选择，根据偏好可以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90] 根据战略选择可以分为防御性国家和进攻性国家，[91] 这两者在本质上区别不大。当然，这种二分法有一些问题，难以准确定义概念，也有过度简化之嫌疑，需要进一步完善。[92] 事实上，除了学术界通用的界定威胁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录也是重要的指标。历史记录是指这个国家以往的行为模式，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是否是进攻性的，是否经常冒险，其民族性格是否坚韧、能够承受高昂成本，其意识形态是普世主义的还是特殊主义的，诸如此类的因素。为了避免二分法的缺陷，可以通过多阶段、多层次来弥补，即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考虑到第三种可能，同时避免线性思维，历史地看待概念内涵。

决策者的认知是指决策者对外部威胁基本的认识和判定。一方面，决策者的组成关系到对威胁认知。一般而言，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由文官和军方两个部门来制定，决策者的范围也很广泛，包括中层官员和高层官员。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机构，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法定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也可以邀请其他高级官员作为常态参与者，例如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驻联合国大使和其他总统认可的高级官员。另一部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行政职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93] 此外，在安全事务中，五角大楼内的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军事部门、国防部长办公室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决策者的认知是指他们判定对手有多大的威胁，什么情况下会形成威胁，这种威胁对自身将造成什么影响。从评估的内容来看，决策者主要评估对手现实中的实力分布，以及以往的行为模式。

国家安全战略是指通过军事手段、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政治目标的方略。为了研究需要，国家安全战略可以通过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来考察。其中，宏观层面有三个衡量标准：首先，指导小规模战争或大规模战争。在冷战及其之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是应对大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其军队建设理念和军事战略以此为目的。然而，冷战结束之后，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兴起使得美国必须通过小规模战争来应对这些力量。其次，是扩张性国家安全战略还是收缩性国家安全战略。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战争是扩张性国家安全战略，而随后则进入收缩性国家安全战略阶段，并且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后，战略重心在哪个地区。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将中东和中亚作为战略重心，再平衡则是将亚太作为重心。在中观层面，可以考察作战概念和作战方式，例如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战、联合作战和抵消战略等。

（二）研究设想

本书试图构建一个美国威胁评估的新解释模式，用来考察其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过程。本书认为，美国威胁评估的本质是决策者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因此以总统为首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的威胁评估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双向互动过程，即美国最高领导人如何看待外部威胁，以及核心组织部门和组织成员如何看待外部威胁，这两个过程分别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二是次序传递过程，即美国政府最核心的部门的威胁评估传递到外围部门，或外围部门的威胁评估塑造核心部门。双向互动和次序传递共同作用，形成了威胁评估的共识生成机制。探究这一机制有利于我们理解2006年以来美国从以打击恐怖主义为重心转变为兼顾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中国崛起、再转变为以应对中国崛起为重心的过程。

（三）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主要是使用案例研究为主。2006年以来美国针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多次辩论。具体而言，主要有2006年至2009年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大辩论，2009年至2012年对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辩论，以及2015年以后的对华政策辩论。本书将这十多年的美国威胁评估按时间先后顺序分成三个案例，以此来检验本书的理论。案例研究主要有四种分析常用的方法，即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一致性检验（congruence testing）、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和跨案例比较。本书将利用过程追踪，全面考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