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威胁评估的理论研究

外交政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适时调整，因而威胁评估往往与战略调整密切相关。对于如何评估威胁，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威胁评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斐然，已经有大量成熟的研究。总体而言，当前学术界研究威胁评估主要存在理性主义、政治心理学和社会文化三种代表性的路径。

（一）理性主义的路径

以现实主义为代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路径，即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可以通过自我智识来权衡利弊，以某种最佳途径来实现自我某种功能性的最优目标。[26] 在理性主义的路径下，对国家如何进行威胁评估的研究呈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在战争与冲突、威慑与强制、结盟与制衡、危机管理等诸多涉及国家战略行为的领域成果众多，至今仍然充满了学术生命力。理性主义普遍关注的是，领导人在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容易因评估错误而走向战争或冲突。[27] 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到国家的威胁评估？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的威胁评估出现了偏差？在理性主义的路径下，学术界主要关注三个层面的因素。

首先，关注实力分布与转变对威胁评估的影响。探讨实力和意图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相对而言，对威胁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在战争与冲突的原因上。在这其中，学者试图找到威胁评估与冲突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其对决策的影响。[28] 随着世界格局变化和学术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关注实力分布与转变对威胁评估的研究逐渐集中到两个议题上。

其一，国家如何评估威胁，以制衡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早期的研究更加关注权力均衡及其带来的威胁，以及国家权力结构对国家威胁评估的影响。[29] 在冷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美苏领导人对权力和威胁的认知和评估才是影响外交决策的关键。[30] 换言之，国际结构带来的压力迫使国内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进行评估，然后制定是否要制衡对方的战略。[31] 公允来讲，对于权力制衡的研究相对单一，理论机制也较为简单。如果将威胁评估置于选择联盟进行外部制衡的维度，我们对国家行为的考察将更加深入和透彻。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就调整了研究的视角，他认为，国家结盟主要是为了制衡威胁，而非制衡权力，其中，威胁评估主要根据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四个方面。[32] 他的研究，丰富了我们探讨威胁评估与制衡机制的理论空间。冷战之后，随着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学术界出现了对其他大国为何不制衡美国的讨论。有学者就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制衡另外一个国家，取决于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评估水平：威胁评估越低，越容易采用结盟的方式来制衡。[33]总体而言，这一系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威胁评估的认知层次。

其二，权力变迁与威胁评估的内在关系。国家兴衰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规律，不管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权力的变迁是一种普遍现象。总体而言，通过国家现有的军事力量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威胁，这是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研究路径。[34] 如果在理论议题上进行分类，学术界一般将权力变迁的政治现象聚焦于霸权国或崛起国、维持现状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和崛起国这两个概念聚焦于国家力量的格局，特指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因此探讨的是衰落中的霸权与崛起中的大国彼此的威胁判定与战略互动。[35]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权力转移理论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对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理论解释成为研究热点。[36] 特别是对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基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忧虑。[37] 在某些理论家看来，崛起国对霸权国的挑战几乎是必然的、宿命的，结果也必然以走向冲突或战争的悲剧而收场，这是因为大国视彼此为威胁，也无法了解彼此的意图，只有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安全。[38]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崛起中的中国正在威胁美国的地位和安全，而美国也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持久的威胁。[39] 由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分类可以推出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两种国家类型，它更加关注威胁评估和意图判定，即是否有意打破既有的权力格局。[40] 具体到中国崛起领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是进攻性的，[41] 这一观点往往把中国视为巨大的外部威胁，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军队影响力上升令中国越来越好斗，中国领导人在战略文化上对“防御的崇拜”会将对外使用武力合理化为防御措施；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越来越强势的行为验证了这一判断。[42]

其次，考察国内结构对威胁评估的塑造。学术界对威胁评估的研究，还有一条路径，即主要考察政治制度、政治精英和社会结构等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威胁评估，这一路径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国内政治对威胁评估的影响。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家面对外部威胁时，是否制衡一个国家受到精英共识、政权脆弱性、社会凝聚力和精英凝聚力四个因素影响，这四个因素与政治精英对成本和风险的算计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意愿制衡其他国家，以应对外部威胁。[43] 同样在制衡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在结盟时首先考虑的是外部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国内统治稳定的威胁，而非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等因素。[44] 也有学者认为，高级官员厌恶相对力量、国际地位和威望等感知损失，这导致了大国对外部的干预，以避免危险发生。换言之，当领导人感知到了损失的风险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更具有风险接受的干预战略。[45] 中国学者樊吉社则认为，对威胁的评估和国内政治斗争是影响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关键。[46] 归纳起来，这些学者或者关注总统个人及其顾问团队组成的小集团在威胁评估、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47] 或者探讨国内某些特定的行为体（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评估威胁。[48] 另一方面，对威胁通胀（threat inflation）原因的考察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容易产生夸大威胁，并有可能形成威胁通胀的局面。[49] 不管是引导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50] 还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夸大威胁，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威胁通胀时有发生。究其根源，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夸大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往往取决于精英如何看待及其利用威胁。例如，布什政府中的好战分子成功利用了总统操纵公众的能力，通过欺骗新闻媒体和误导公众，建立公众对出兵伊拉克的支持，从而成功实现了其政治意图。[51]

最后，探讨承诺、信号与威胁评估的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如何传递信号直接塑造了国家的互动模式。在大国政治中，尤其是在战争、冲突和威慑领域，国家需要向对方传递准确的信号，以形成可信的战略承诺，这关系到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彼此地位，如何判断战略意图，如何评估外部威胁。[52] 在这些学者看来，信号和承诺是重要的，因为所有国家的决策都是依赖于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的判断，发出信号和接收信号就成为威胁是否被感知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探讨承诺、信号与威胁评估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忽视两个趋向：一是国家有强烈的动机虚张声势，夸大自身的国家实力和战略决心，同时极力掩饰自己的弱点。在核时代，虚张声势给威慑带来了两难处境，即没有国家能承担屈服于核战争威胁仅仅是虚张声势的后果，也没有国家能承担经得住结果不是虚张声势的威胁。[53] 有学者认为，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观众成本对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发出的威胁只产生了少量观众成本，政府将有更大余地践行虚张声势行为。[54] 二是国际政治现实使得安全两难经常发生。这是因为，国家的意图往往很难判定，而一旦双方无法准确判定意图，必然引起信号发送和接收的困难，进而带来威胁评估的紊乱。[55] 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互动模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理性主义的路径主要讨论国家实力、国内结构、信号与承诺三个因素与威胁评估之间的关系。综合以上讨论，理性主义路径有三个优点：其一，以成本和收益的盘算为路径核心，考察国家实力变化、国内结构情况以及信号传递和战略承诺如何塑造国家对成本和收益的敏感性，在此基础上考察威胁评估的机制，因此更加贴近国际政治现实。其二，该路径关注的因素比较宏观，能在整体趋势上把握威胁评估的机制。其三，不管是国家实力，还是国内结构，抑或信号与承诺，这些因素都是动态的，因此这一路径还可以考察风云诡谲的局势变化，历史地探究国家的威胁评估进程。当然，这一路径也有一些缺点无法避免。例如，国家实力和国内结构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如何评估并无统一的标准，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主观兼容的领域，因此如何操作化始终是一个难题。再例如，这一路径非常注重分析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而事实上，这势必要研究领导人个性和偏好，如果无法深入这一层面而局限于描述，则显得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

（二）政治心理学的路径

事实上，上文在讨论承诺、信号与威胁评估的关系时，已经深入政治心理学的领域，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性主义与政治心理学路径的对接。也就是说，所谓的路径区别，只是我们为了便于研究而进行的区分，真正的研究远比我们分类的更为复杂，并且没有清晰的界限。

考察决策者的认知，无法回避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于有限理性的开拓性认识。[56]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革命以来，心理学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知觉、记忆、意象、隐喻和语言等人类心理过程成为考察外交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对知觉与错误知觉的开创性研究，将国际政治心理学带入一个新的时期。[57] 考察政治心理学的路径国家如何评估威胁需要强调两点：其一，政治心理学路径关注决策者，这包括领导人、政治精英或决策小集团，通过分析他们的心理，探讨威胁评估的进程。其二，对威胁的评估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即决策者对国家能力与意图的认知。在政治心理学路径内，学术界对如何评估威胁这一问题，主要从决策者的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来考察。

认知的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决策者的威胁认知和错误知觉。[58] 一般而言，对威胁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码、意象、信息处理和历史类比等主要途径。[59] 首先，操作码被广泛应用于外交政策分析，旨在将决策者的外交行为进行编码，然后探寻其政治信仰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冯惠云通过操作码得出结论，中国的战略文化是防御性的，从战略意图上来看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60] 其次，考察意象对决策者威胁评估的影响。意象意指决策者对自我的知觉过程，国家在意象管理时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战略欺诈。[61] 在利用意象理论来解释霸权国行为时，有学者就认为，霸权国可以通过言语宣示来展示其地位，而这对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两者之间的威胁评估有着重大的影响。[62] 总体而言，在战争、冲突、威慑、胁迫、强制外交和危机管理等行为中，政治精英主要基于现有力量态势和未来力量态势来评估，信息处理在其中扮演者重要的位置。[63]最后，历史类比也是评估外部威胁的重要方法。有学者就认为，政治精英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历史类比可以帮助决策者准确判断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其评估外部威胁，预防政策选择带来的风险。[64] 因此，在对外政策中通过历史的对比和学习，可以形成判断对手的威胁层级和信誉程度。当然，对历史的考察会存在威胁时滞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决策者对威胁评估的校准。[65]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另外一个维度是情感因素对威胁评估的影响。根据这一维度的观点，决策者都是有着丰富的感情的。换言之，学术研究中将个人假定为理性的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状态，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在外交决策中，更是难以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有学者就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情感可以分为状态情感和基调情感，两者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模式是不一样的。[66] 在情感因素对威胁评估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注荣誉对一个国家决策的影响。有学者考察了国家对荣誉和象征性因素的追求，并分析了它们与战争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67] 其二，探讨愤怒和诚意等因素对威胁评估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愤怒、焦虑等情感因素可以传递战略敏感信息，让行为体在互动中彼此熟悉偏好；而诚意信号表达则可以成为表达善意、推进战略信任的重要途径。[68] 其三，思考恐惧对威胁评估的作用。例如，唐世平就认为，恐惧有利于提升决策者对外部威胁判断的敏感性，这有利于国家进行战略调整，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安全环境。[69] 其四，道歉与和解的政治学。国际社会中存在一些宿敌，它们或者曾兵戎相见，或者曾有屠杀和征服等历史记忆，根据学术界的研究，它们彼此评估对方出现一定的偏差。[70] 也就是说，由于国家之间存在芥蒂，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威胁评估，而和解解决了这一问题。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心理学路径关注决策者的认知和情感，考察这些因素对于决策的影响。这一路径有两个巨大的优点：其一，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威胁评估过程，有利于我们理解决策者的选择动机和影响因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其二，分析威胁评估时，国际政治心理学路径抛弃了以往坚持决策者是理性的假定，这使得更接近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当然，这一路径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国际政治领域如何将认知和情感更准确地操作化，这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社会文化的路径

社会文化同样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评估。因地缘、气候、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国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社会文化，这些社会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决策者的行为模式。从学术史来看，从社会文化来研究国家如何进行威胁评估一直是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相对而言，在冷战的背景下，这一路径受到重视程度不够。直到冷战结束，随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学术界开始重视社会文化路径的独特意义，进而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总体而言，学术界主要关注文化因素、学习行为和制度性规范因素对决策者威胁评估的作用。

首先，文化因素能够影响到决策者的威胁评估。在一个社会中，其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能够塑造决策者对威胁的看法，就其影响因素来说，身份、军事学说和意识形态三个因素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回顾历史，对于身份的研究因为建构主义的兴起而受到重视，对身份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71] 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内身份对其外交政策有着深入的影响。[72] 在外部威胁认知上，共有身份会降低威胁评估的层次，提高合作的水平。[73] 而一些身份特征，反而会强化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例如，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身份定位也会影响到其战略选择。[74] 再例如，当前日本追求“正常国家”的身份，这一迷思使得日本在战略取向上越来越倾向于零和思维，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进攻主义、主动塑造国际事务的外向性姿态，导致了其战略偏好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75]军事学说（military doctrine）也对威胁评估有着重要的影响。军事文化则是制度文化的特定形式，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文化如何起作用，如何与国家和社会互动。从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上来看，职业军事机构往往寻求最大的自主权和资源支持，往往坚持通过进攻性行为或发动战争来解决冲突，所以这些军事学说成为影响威胁评估的重要因素。[76] 尤其是文官的军事学说，往往是国家采取进攻性外交政策的原因。[77] 不管是自身的军事学说，还是对手的军事学说，这其中包含着对国家利益、国际实力、技术水平和地缘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潜移默化地或直接地塑造着国家之间的威胁评估。[78] 此外，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评估。国家内部的组织意识形态，以及军事组织文化，特别是其对进攻或者防御的偏好，都会在一个国家的威胁评估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79]

其次，向历史学习的行为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威胁评估机制。事实上，学习行为分为正面学习和负面学习两种。正面学习是指学习自己国家，尤其是他国的成功之处，这包括其他国家的战略政策、先进技术、组织制度和文化观念。[80] 负面学习意指从本国和他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以往所犯的战略失误。[81] 很多理论家很早就意识到对经验和教训的学习行为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威胁评估，进而改变对国家利益的定位。[82] 各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往往会参考历史上某些特定的情势，汲取这些危机中的教训。对崛起中大国而言，德国发动二战的教训时刻提醒决策者。对美苏等拥核大国而言，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难以回避，其中的历史教训警钟长鸣。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朝鲜战争的代价及其高昂，这使得两国尽力避免在外部威胁评估上避免误判，以避免再次陷入战争。对美国而言，越南战争的教训极其深刻，时刻提醒着美军避免重蹈覆辙。对中国而言，第三次台海危机促使自身进行反思，重新评估台海局势和美国的决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所谓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战略。这些历史案例，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理论创造的基本素材。

最后，制度性规范因素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威胁评估。制度性规范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因素：在国内层面，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往往会影响到其威胁评估。在民主和平论看来，民主国家里解决内部冲突的方法是妥协，而不是把对手消灭，这种民主政治的规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得到了外部化，因此民主国家之间通常根据民主价值观，理性地与对方和解。[83] 所以，考察一个国家内部的规范，尤其是这个规范可能外溢到国际社会时，它不仅会成为塑造自身威胁评估的因素，也会成为其他国家进行威胁评估必须考虑的因素。在国际层面，也有一些规范会改变国家进行威胁评估的进程。二战以后，包括主权观念、人权观念、自由贸易、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理念深入人心。以核不扩散机制为例，由于这个机制的存在，它形成了一种规范性压力，迫使各国精英和决策者谨慎评估核武器，从而使其选择了一种核克制之路。[84]

综合社会文化路径的既有研究，文化因素、学习行为和制度性规范因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文化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威胁评估进行了比较宏观的研究。这一路径有利于我们从深层次上研究一国内部决策者如何评估威胁，相对而言比较宏观。此外，这一研究路径还致力于考察现实问题之外的因素，特别是身份、军事学说、意识形态、历史记忆和制度性规范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这些因素较少地考虑权力、利益和技术因素，因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潜意识里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