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世界范围内，拉丁美洲是自然资源禀赋最为丰裕的地区之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曾为其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并推动其成为开启现代化进程较早的地区。然而，与此同时，这一地区亦被世界银行界定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点区域，^[1]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沿革中，彰显了若干共性与作用路径。具体而言，拉美各国大多步入停滞或衰退，不同程度地处于以低效的生产能力、低密集度的技能水平、单一脆弱的经贸结构为特征的发展悖论中，进而相继被初始资源禀赋匮乏的域外国家反超。鉴于此，拉美地区始终被国际学术界视为“资源诅咒”命题的典型案例。

值得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宗商品进入“超级周期”，域内国家受到长达十年的国际利好条件激励，自然资源收益的扩张及其对区域宏观经济的贡献率越发显著。然而，各国政府不仅未能抓住这一机遇，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反而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剧了政治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尤其反映在资源收益的大量涌入对国家生产要素分配与政府治理效能产生的下拉力上，而这一结果引致的制度弱化问题成为资源繁荣周期“退潮”下，在地区范围内扩大经济冲击与激化社会政治矛盾的根源。以委内瑞拉为例，该国在全球油价持续下跌、褪去“黑金”光环后宏观经济调控失控，价格机制全面失灵，国家不仅陷入严重的负增长，而且面临经济危机向社会政治层面不断传导的连锁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本书试图通过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为拉美地区长期陷入“资源诅咒”的根源提供一个解读视角，这是因为近二十年来，随着这一学派的影响力逐步扩散，制度变量在阐释“资源诅咒”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绩效长期背离问题时，更具说服力。诸多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制度质量和资源依赖型国家的发展成果是交织在一起的。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实质上能够为国家机构与决策框架的构建提供一种可预测性依据。特里·卡尔（Terry Karl）曾指出，国家能力或国家通过其机构执行政策的能力，作为治理的重要方面，是其控制、提取、分配资源的物质能力，以及其创造、实施和执行集体决策的象征性或政治性能力的总和。其中，自然资源部门与这种治理性密切相关，资源依赖型国家的制度能力激励往往因资源开采的迫切性而扭曲。^[2]

一国经济的增长需要高效健全的制度作为支撑，完善的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自然资源的发现与采掘活动往往会对制度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如果资源经济繁荣发生在像拉丁美洲这样初始制度条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地区时，这种负面效应尤甚。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中，拉美各国资源经济繁荣不断“侵蚀”社会经济领域的运行规制，进而扭曲了国家政治经济行为体对自然资源收益的分配结构，并导致社会经济转型进程陷入长期的停滞与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