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其一，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对资源与发展命题进行解析。将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引入“资源诅咒”传导路径的分析成为近年来经济学界一个新兴的解释视角。本书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所包含的诸多重要概念，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构成、交易费用、产权界定与保障、文化偏好与心智构念、制度演化路径及其“锁定效应”等，旨在为考察资源丰裕型国家长期陷入发展悖论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可行且有效的逻辑链条。当前，我国致力于通过这一方法阐释“资源诅咒”命题的文献较为匮乏，且涉及的范围与深度亦相当有限。基于此，本书致力于通过对这一研究方法的探索，深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层次，进而增进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其二，提高发展经济学对于资源富集与发展悖论的系统性关注。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诉求的不断演化，发展经济学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涵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且以落后群体的发展进程为理论服务对象，集中体现为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向工业化、现代化过渡转型指明道路。值得指出的是，在发展经济学的沿革轨迹中，无论是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对其进行修正的索洛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均倾向于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重点关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资本积累、技术研发、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开放经济、干中学等问题，更进一步而言，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对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性重视度不足。再者，即使致力于相关研究，经济学家大多对自然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即“资源福音”进行大量且广泛的讨论与检验，而关于该要素对产出的制约作用，学界在认知深度和广度上存在着局限性。鉴于这一领域具有广阔的理论与实践挖掘空间，本书就自然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

其三，借由资源与制度探究区域资源配置的理论依据。区域经济学家关注域内稀缺性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域内国家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制度视域下的“资源诅咒”命题可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在现有文献中，将区域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与制度条件作为研究视角的论述并不多见，尤其是以拉美地区为案例，经由制度变量阐释自然资源与“增长陷阱”问题的研究成果更为不足。鉴于此，本书集中解读在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拉美经济部门，制度如何对其生产要素配置产生影响，进而为优化域内各国政府的决策偏好、引导落后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逻辑依据，以期丰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现实意义

其一，区域层面上，可以为拉美各国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轨迹与长期经济绩效的趋同性提供一个更为系统的解释视角。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拉美各国未能对经济结构、技术能力、生产效率等层面的良性运行有所作为，且彰显了若干共同的低效发展特征，如生产率与技能水平发展滞后、贸易结构过度向初级产品部门倾斜等。不少域内国家案例表明，制度要素的缺失是导致这些资源丰裕型国家单一脆弱生产结构逐步形成并日趋固化，进而陷入“去工业化”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更确切地说，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资源经济繁荣，在不合理或不健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传导作用下，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会失衡。

其二，全球层面上，力图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探索一条有效路径。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在寻求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中尝试了多种发展模式，却未能成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陷入停滞，且波动性增强，危机频发。这种发展悖论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痼疾，在跨越“增长陷阱”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处理好增长驱动力转换的种种关系，并构建系统性内生发展动力。但对于资源丰裕的拉美地区来说，各国更多地安于短暂资源经济繁荣带来的超额利润，缺乏制度激励优化社会经济结构，巨额资源租金非但未对国家长期生产性活动形成正向激励，反而相悖而行。总体而言，阐释拉美各国不同程度陷入发展悖论的制度性成因能够为全球范围内欠发达国家跨越这一障碍提供重要的解题思路。

其三，从国际比较层面来看，一方面，可以为我国深化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制度性要素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我国资源型省份多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轨迹中，与拉美各国面临相似的困境——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受限，产业结构单一，增长动力低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时期，在调结构、稳增长的“新常态”框架下，宏观经济调控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而实现资源富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样处于“瓶颈”的拉美国家在政策实践中取得的大量经验教训，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现阶段改革的制度建构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本书力图在对拉美地区低效的生产技术结构进行系统性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制度性设计方案，这将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双方深化合作，探索出更为契合双边发展利益诉求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大为助益，且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输出技术经验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