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空间演化分析框架
空间演化是空间发展的结果，这里的空间发展就是熊彼特所定义的执行新的组合。新组合的实施是对经济系统中现存的生产资料的供给进行不同的利用。本书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提下，以价值链为切入点，通过产业时空变迁来分析城市空间演化问题，试图构建一个基于演化视角的城市空间分析框架。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定义、坐标系、核心概念、构成要素和生成条件。
一 定义
本书所探讨的空间是与人的需求相联系的经济组织，空间的发展是短期的获利与长期的价值增值的统一。首先，空间价值是一个复合函数，价值链的重组与整合涉及空间发展的所有方面，当然，这里面的核心是区域福利的最大化，人本主义是空间价值存在的基础。空间价值的积累、复制、选择和遗传机制决定了空间发展能力的大小。如果将空间看作一个生物有机体，空间价值则等同于“果实”，从基因与成长性的角度看，空间价值更深层地指向包含了“种子”“土壤”“地理”“环境”等要素。考察空间的价值属性，就需要对空间产品重新认识。传统的产品观点认为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但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产品和形态兼具有形与无形的双重属性，城市空间便是这样一种产品，这种产品也被称为观念产品，例如，房地产开发、城市综合体建设等都体现了城市空间的观念产品特征。
二 坐标系
要得出真实的命题，建立一个合理的问题分析框架，需要把问题的思考放在一个理想的坐标系中。对于空间价值问题的思考，需要将人的自身价值和福利结合起来。在一个空间价值重组的完成式中空间价值和福利能力的完善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等价的[13]，因此，对空间价值的研究，需将空间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在价值与福利导向的二维坐标系中。
三 核心概念
（一）空间
对空间的探讨可见于所有学科领域，因空间问题的复杂性，不同的分析角度对空间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城市空间主要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混合而成的建成环境，既包括工厂、路桥等生产性建成环境，也包括住房、超市等消费性建成环境。本书将价值链引入空间发展问题，首先，假定空间是一种生产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不同之处在于空间内集成了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这也是其复杂性的原因。其次，只有处于价值链上的空间才是有价值的，因为本书将空间认为是价值链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不在价值链中的空间不是本书探讨的对象。空间发展也具有特定目的，并在此指导下处于不断重组与整合之中。
（二）空间演化
对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演化视角，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空间既处于物理运动之中，也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在空间演化理论里，空间将被看作由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推动的，并寻求途径去增进其福利。空间演化实质上就是空间内组织的变迁导致的空间形态（功能）的演进，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空间区位”的演变。区际贸易和生产相互关联替代在特定区域进行的劳动分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在一些国家增值活动的集聚，直接导致了不同国家的这些活动特别是创新活动的空间集中，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马歇尔集群经济学的复兴。为了将演化动力学的新发现整合起来，笔者坚持这样一条广义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容量、资源多样性和环境波动的影响。
（三）空间基因
虽然我们已经了解并接受了关于有机体的基因概念，但给出空间基因的完整定义仍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不妨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透视空间基因：现实的空间是怎样被选择的，又是怎样演化的？我们需要撇清空间中的要素与空间本身的关系，否则，我们又会回到起点。空间基因显然是与空间的先天条件、空间价值和发展潜力等密切相关。既然空间也是和企业、产业等相似的经济组织，我们不妨将空间基因定义为：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空间演化方式和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城市等级的重新排序和区域的空间形态变迁等同于经济的空间基因重组。同时，我们所研究的空间基因，一定离不开“空间价值”和“空间所擅长的方面”，空间基因差异及未来变革的有关方面，倾向于空间内部全部行为规范或惯例。空间利用中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实践便是该理论的体现。空间基因使“空间”要素真正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突破了传统观点认为的空间仅是以“空间上”要素的流动、集聚来显示“空间”的存在，空间发展能力是导致区域差异的决定因素，可见，空间发展理论需要建立在空间基因的差异性基础上，城市基因与城市群基因都是空间基因的具体体现。
（四）空间价值
若空间的资源观关注企业拥有什么，那么空间价值观则关注空间在做什么。在此观点中，空间可以像其他的组织一样由一组活动的集合以及施行活动的方式来确定。资本逐渐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与一般商品一样，空间也可以用来交易，从而具有价值，“不动产业”的“动产化”是“空间生产”的直接体现。空间中的城市、企业也可认为是空间价值的“价值组合”。依附在空间的各类要素资源中，更多的时候不是被定义，而是被发现。空间价值观与资源观是互补的，就资源本身来讲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其被空间运用于具体活动时，才具有价值。空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识别、获得、发展和配置资源。不同的价值环节对要素和空间有不同的要求和偏好，如表4-2所示，这种偏好因空间价值所处的具体位置而不同。
表4-2 不同价值环节对要素和空间的偏好
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存在于空间中，并按照“趋利”的本质特性在空间中演进，形成一系列空间景观形态和价值关系表征的空间关联模式，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空间价值（见图4-6）。这种空间价值在整个经济系统的演进中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一般来讲，高价值空间在空间价值整合中会不断增值，低价值空间也会在经济整合中演化为高价值空间。当然，因空间价值的竞争性，高价值空间如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或失去适应性也会退化为低价值空间。
图4-6 空间价值示意
（五）空间发展能力
空间竞争力是由其经济系统配置资源，进而使其比较优势最大化的能力来决定的。空间发展能力主要是空间再开发能力，其识别包括两个维度：（1）资源保障能力，即现有资源禀赋，影响福利绩效水平，包括资源的投入数量与配置效率；（2）创新发展潜力，即快速提高质量和福利水平等绩效的能力，包括技术可获得性、价值创造与增值潜力。可以借助波士顿矩阵分析法确定不同空间的优先级，并制定与特定空间相适应的空间发展策略（见图4-7）。
图4-7说明了基于资源保障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刻画的四类空间类型。Ⅰ类空间发展能力最弱，属于待开发空间；Ⅱ类空间的资源保障能力较弱，但创新发展能力较强，属于选择性投入空间；Ⅲ类空间的资源保障能力较强，且创新发展能力较强，属于重点开发空间；Ⅳ类空间的资源保障能力较强，但创新发展能力较低，属于适度投入的空间。空间的轨迹和多维的位置优势能影响其能力表现。空间能力是空间组织中惯例的集体属性，这些能力可能“锁定”进而导致空间的永久差异，也有可能在复杂的环境变化中出现基因突变。因此，空间能力很大程度上是本地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累积性和缄默性，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具有突变性。
图4-7 空间发展能力的波士顿矩阵
四 构成要素和生成条件
（一）构成要素
资源配置模式同空间发展能力的关系一般通过资源禀赋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属性来刻画，资源禀赋优越的区域通常具有较大的空间价值，也具有较大的空间发展能力。但空间发展的实践证明，空间发展中还存在着大量荷兰病问题和资源诅咒现象，说明在某些条件下高资源丰裕度与空间发展能力呈负相关，因此，二者的关系较为复杂。从人文关怀的空间属性角度，可以把空间价值重组能力看成是资源、资本、文化和制度四个变量的函数。基于空间基因的空间价值和空间发展能力取决于空间要素的禀赋结构、空间资源开发强度、利用效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与制度一般包含感知和认知、价值判断、技能与经验、规则等内容。可以通过空间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与空间价值的增值关系建立分析路径。
（二）生成条件
如果空间价值是“果实”，各类资源要素条件是空间价值的“种子”，那么，空间价值产生的“土壤”“地理”和“环境”则是空间价值的生成条件。空间价值从成长视角看，其生成条件包括特定区域内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产业状况和技术环境。对于空间价值与福利增长而言，如果没有全新多样性的持续创造，选择就失去了作用的基础，价值重组与整合也会失去意义。
五 基本原理
根据达尔文主义命题，空间价值重组与整合的基本原理可以总结如下：
（1）空间多样性：内生力量模糊性规律；
（2）空间变化：非连续规律；
（3）空间适应：关联性规律；
（4）空间选择：导向性规律；
（5）空间保留：亚稳定规律。
空间价值重组与整合可以被看作一个从前述达尔文命题（1）到（5）的完整序列。一旦出现了从一个空间演化体到另外一个空间演化体的一种或多种转型，空间价值重组与整合就发生了。重组的分析单位是一次价值的转型，价值的转型可以被定义为从（5）发展到（2）的过程。不变性或亚稳定性是指（5）和（1）之间的联系是既定的。重组与整合的开始是亚稳定状态中的多样性（1），从初始状态经过（2）转化为一种新的多样性模式，这个过程就是重组与整合。重组与整合遵循演化体价值能力（基因）的各个阶段顺序进行，最终在阶段（5）形成一种新的多样化体系。
六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空间经济发展处于动态演化之中，是一个包括自然选择、社会选择和个人选择的多重选择过程的统一，追逐空间价值增值是资本进行空间选择的根源。但在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中，空间演化的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空间价值重组与整合是在价值链视角下分析空间演化问题，尤其在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各类空间利益博弈的发展环境下，重新认识空间发展、创新空间发展思路、推动各类区域协调发展将显得十分必要。在价值链的空间分析框架下，需要重点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一）空间竞争力
虽然经济科学正面临着从均衡思维到演化范式的大转折，但从本质上看，两种思维是互补的，机械论方法可以被看作更广义的生物学方法框架的一个特例。这种稳定性和复杂性的关系需要新的解释，反映在空间价值重组与整合理论中，可以认为是空间竞争力问题。空间竞争力作为一个影响区域和国家竞争力的变量，首先是基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和组织政策；其次是空间内各类主体的创新和市场战略；再次是获得人的全面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最后是互补性资产的可获得性和质量。这种能力将成为联盟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区域和国家特征，将决定特定空间的竞争优势。空间竞争力也直接影响空间福利增长和经济绩效。
（二）政府在空间价值重组与整合中的作用
在帕累托最优的世界里，市场不会失灵，只有在结构扭曲时政府干预才是必要的。政府的宏观组织行为在减少市场失灵方面也是最有效率的，这一点已经被认可。显然，最有可能受到政府宏观调控影响的是一些创新行为、高风险投资行为和那些长期依赖互补资源的组织。从功能和战略上看，政府的行为可能影响空间特征、资源配置、结构和性质，尤其在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基本都带有政府主导的深刻烙印。
（三）空间集群
空间或者区域集群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硅谷”“中关村”“第三意大利”“底特律”等可以使人马上联想到这些地区的特定产业。对空间集群的解释得到确认的包括独特自然资源的存在、生产与购买中的规模经济、劳动力池、当地产业链的发展、共享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地方化的外部性。虽然文献提供给我们大量关于空间集群发展的解释，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特定的集群产生于特定的空间。事实将不断证明，基于价值链的空间演化策略是解决城市问题、人居环境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和有效路径。
（四）城市化
城市化是城乡空间在城市价值链推动下不断整合与重组的过程。其既表现为城市内部空间功能的变迁、规模的扩大，又表现为城市之间分工的深化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同时还表现为作为城市腹地的农村参与城市价值链，进而将农村空间纳入城市价值链形成城乡价值网络体系的过程。所谓“郊区化”“非都市化”“逆城市化”实质上是城市内部价值链整合与重组的结果，不是城市中心的衰退，而是资源要素和社会经济活动向以城市中心为核心的更为广阔的空间集中。郊区化具体表现为低附加值的资源要素向城市外围腹地迁移的过程；大都市区化则是高附加值的资源要素向城市中心集聚的过程，二者都是城市化的表现形式。基于价值链的城市空间演化理论主张构建高密度综合性卫星城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以此来破解“大城市病”，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五）生产要素
古典经济学家从物质方面来定义生产要素，生产所需要的投入一直被认为是物质资源。然而从一个制度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资源非天然，乃使然。资源并不是物品、材料或者原料，它们是一组能力，人类最无与伦比的资源是知识，因为它是其他资源之母。处于空间中的人类是积极的行动者，有知识、有思想，他们用这些知识和思想来改变空间能力，使其为人类服务，可见，空间资源跟其他资源一样是人类能力发展的结果。
七 城市经济新视角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为什么城市会形成不同层级？经济究竟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发展的？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一个优化的经济体中城市规模应有多大又该如何分布？这都是空间经济学中城市模式所探讨的问题。40多年前，W.艾萨德（W.Isard）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但是，对城市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并没有进行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将空间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统一在一个框架中。
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空间经济学是一门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学等众多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学科。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昌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于1999年出版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在空间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在前文的文献梳理中已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演化发展过程的经济学，研究动态开放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的问题，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演化经济学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新城市经济学就是充分汲取空间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合理部分，将空间问题与产业变迁统一在对城市认识的分析框架中，解释和应对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新城市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揭示城市空间的性质和演化的机理，从微观层次探讨了影响城市空间演化的因素，在宏观层次上探索现实中存在的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经济区等“空间—产业”互动发展现象与规律。
用新城市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历程，深度思考：在中国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形成了诸如广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经济体？为什么上海周边还会有诸如杭州、南京之类的次级城市？在中国应有多少个类似于珠三角或长三角之类的城市层级体系？随着人口增长和变迁，经济如何从单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国目前的各大城市及城市群形成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如今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是如何演变的？与分工和工业化的关系是什么？未来趋势可否预测？新城市经济学通过引入空间与演化两大思维工具后，将会大大拓展空间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新城市经济学的核心主线是“空间—产业”互动，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行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是分工与工业化的影响、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和预期的作用。分工与工业化是产业区位的决定力量，而循环累积过程犹如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锁定在某个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长也同理。现代城市是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地，是分工与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1][美]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朱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黄繁华、洪银兴：《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路径》，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金凤君：《功效空间组织机理与空间福利研究：经济社会空间组织与效率》，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4]转引自[美]沃尔特·艾萨德《区位与空间经济：关于产业区位、市场区、土地利用、贸易和城市结构的一般理论编辑锁定》，杨开忠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瑞典]伯特尔·俄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逯宇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7]Smith,D.M.,Industrial Location:An Economic Geographi cal Analysis,Wiley New York,1981.
[8]胡彬：《长三角城市集群：网络化组织的多重动因与治理模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荷]约翰·C.奥瑞克等：《企业基因重组：释放公司的价值潜力》，高远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11][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透视动态企业：技术、战略、组织和区域的作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