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四章 抗衡内转：薛季宣与经制事功学的发轫

萧公权先生于两宋政治思想首重功利学派，拈出北宋王安石与南宋浙东叶适、陈亮，似乎二者之间有一承续关系。[1] 本书于此，首先溯源浙东学思之脉络，探明其来龙去脉，希望能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近世儒学语境中阐明其内涵和意义。

在南宋前期的思想界中，薛季宣（1134—1173）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儒家人物，目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叶适在回顾高宗绍兴时期至孝宗乾道年间的历史时，认为有十位儒者在当时影响非凡，薛氏便居其一。[2] 就学术成就而言，薛氏实现了永嘉学术由性理学向事功学的转向，成为经制之学的开创者，得到吕祖谦、陈亮等人的一致推崇。其弟子后学，如陈傅良、叶适，继往开来，在南宋思想界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这有赖于他的开辟之功。

就儒者的文化价值而言，薛氏的特殊之处在于积极政治实践，于道学兴盛之际继续倡扬儒家的经世传统。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朱子喜谈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所见微异”，“在讲学之家，可称有体有用者矣”。[3] 究实而论，薛氏的思想学术与经世实践贯通为一，相辅相成，并构成生命形态的根本特征。他的挚友郑伯英针对当时儒学的发展态势指出其学行宗旨的可贵，“圣贤不作，道丧文弊。问学事功，歧而为二。事功维何？惟材与力。问学维何？书痴传癖。学不适用，用者无学。为己为人，在在乖错。公之探讨，专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及人”[4]。学术与事功的疏离分途，是儒家传统中不断浮现的焦虑和忧患。代表薛氏经世关怀的事功精神在学理上具有充实根据，政与学、人与己追求一脉相通。本章首先着眼其事功精神，只有明了事功精神的时代指向，才能准确理解薛氏思想的历史环境，进一步还原二者之间的交涉面貌。[5]

导论已指出刘子健先生认为南宋士大夫以理学家为代表，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内转化；墨子刻也依据相同的判断，提出近世政治文化传统的“摆脱困境”说；晚近汉学界则依据南宋儒家投身地方社会构建而发展出地方化的命题。如果我们深入南宋士人的思想世界，相对于“内转”及其纠偏，薛季宣的视角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景象，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