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薛季宣的经世精神

身世及早年经历：事功精神的形成

南宋高宗时期的政治现实，对薛氏事功精神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刺激、催化作用，这在他的身世经历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生于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官宦世家，父亲薛徽言（1093—1139）受学于大儒胡安国，官至中书舍人，后来因为反对宋金和议，与秦桧宵夜苦辩，染寒疾早逝。季宣的母亲不久也去世，他不幸成为孤儿，由伯父薛弼（1088—1150）抚养成人。伯父去世后，季宣投奔岳父荆湖南路安抚使孙汝翼，在其帐下抄写机宜文字。后伴随孙氏入蜀，在同乡四川制置使萧振幕下任职，半年之后离去。随后，他曾返回家乡永嘉，并四处游历。1160—1163年，由恩荫出任武昌（今湖北鄂州）县令。

随薛弼四处宦游的十年生涯对少年季宣的影响非常重要。前者具有突出的军事才能，一生多出入戎马行伍，和岳飞交往匪浅。12 世纪40年代，他主要往来于两湖闽粤，平定各地的盗贼动乱。这种军旅化色彩浓重的生活，使季宣得以直面社会的危局乱象，形成不同寻常的政治早熟。他非常喜欢听故卒退校谈论建炎以来故事，尤其欣慕赵鼎、韩世忠、岳飞的功业，对当世问题产生很强的志趣。“幼逮事过江诸贤，闻中兴经理大略，已能识之”，从而显得“志尚荦荦，与常儿异”。[6] 季宣的经世热忱之所以特别强烈，与这种特殊的人生启蒙关系至深。

父亲、伯父和岳父的事功人生对于季宣的经世人格发挥了潜在而深刻的陶铸作用。他们三人的共同特征是对政治实践的积极投入，以不俗的文治武功表达了持续的经世关怀。[7] 其中，父亲的典范意义最为深远。季宣于12世纪50年代中期返回家乡，整理徽言的遗著，阅读到先前为躲避秦桧整肃而藏匿起来的文稿，更加深刻地领会到父亲的生平精神。他概括道，徽言“以道屈信于吕、赵、张、秦数相之间，其立朝诚节见诸事业”，“出处承交师友之际，切磨丽泽相期于三代之道”[8]。季宣日后在学术—政治上的积极实践，具体如秉持知易行难的实践论理念、坚持恢复军事方镇制，都继承了徽言的遗绪。[9] 少年时激于时势出现的经世志向，经此强化充实，凝聚成主动进取的事功意识，构成他一生命运的精神基调。

这种事功精神的生成，从当时的政治社会来看，则是在秦桧专权的压制氛围中获得了奋起的动力。秦桧第二次任相专权长逾十年（1144—1155），不仅关乎季宣个人命运，而且对南宋国运有深远影响。薛徽言反对宋金和议，与秦桧产生重大分歧。后者对于异己的打击不遗余力，因此徽言死后，往日的朋友同僚对其遗孤避而远之。少年季宣一度陷入无助的境地，幸亏得到伯父、岳父的收养，并期望他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学以经世。而秦桧专权压制积极进取的士风和政风，对于季宣刺激尤深。“权臣柄朝，媢贤丑正，岳侯之死，世绝功名之望；赵、张之放，人莫敢有贤德。四方士气至今索然。”“向秦氏之柄朝，当群贤去国之后，有圣君而不为将顺之事，弃谠言而惟阿嫓之是取，士风骫骳，典法荡然，致逆虏之凭陵，亦必有道矣。”[10] 在这种喑嘿的精神牢笼中，季宣的苦闷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事功精神的生成，因此既具有冲破牢笼以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意义，也和国家的政治前途同声共息，来自时代风气的穷途极变。[11]

出处之间：事功精神的坚守

1160年，季宣出任武昌县令，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担任地方官员。武昌地处宋、金北部交界区，地芜民杂，治安恶劣，号称难治。季宣不惧挑战，积极发挥自己的才学，经历了政事和战争的双重考验。在政事处理中，他既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也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遏制地方上持续恶化的治安状况，他根据儒家兵农合一的理念，以《周礼》保伍法为模型，创建了保甲组织，强调对民众的道德重塑与军事训练。它扭转了地方治安状况，在治水、消防、军事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全国的典范。[12] 而在财政、刑罚问题上，季宣则感受到儒家仁政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他曾为了抵制上级的财政压力，避免加剧民众的生计难题，不惜辞官明志，最终抵制成功。在礼教和刑罚选择上，尽管他努力以减讼省刑为施政理想，但残酷的现实又不容不坚决使用刑罚厉禁，这些难题都造成他内心的紧张冲突。[13] 1161年，完颜亮南侵，江淮地区的官员纷遣家属南归。季宣独留家眷在任所，誓与民众坚守城池，“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与若偕死敌”[14]。在战争中，他不但成功守城，还出谋划策，得到宣谕使汪澈的器重。后来，在宋金对峙期间，他又力促著名主战派大臣胡铨反对和议，避免重蹈“绍兴和议”的教训。

在这个时期，出处问题作为事功精神的取向关键开始具体化、鲜明化，即是否要加入现世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经世志向。问题的豁显主要来自季宣在武昌时期的角色转变，从学者走向亲民官吏的转变过程。迎来送往的日常行政和棘手复杂的现实问题，势必冲击学者类型的知识构成和气质性情。如何处理儒学与实政的关系，季宣在实践中的努力如上文所述。而在精神层面，这个问题主要透过出处之间的选择表现出来。概言之，季宣的主导意志仍然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下的经世取向。作于1162年的《感沐赋》显示，他面对身世之悲和早衰之哀，引颜渊为楷模，立志通过道德进取超越宇宙的荒漠感与物化的限制。《本生赋》则借寓言生动展示了作者内心对出处的彷徨情绪，最终他拒绝了巫师独善其身的劝告，选择了儒家传统的入世取向。另外，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又是十分低沉的，往往掺杂着悲情和虚幻的异质情绪。《哀白鹇赋》（1161）以西飞而触柱夭折的白鹇自况，流露出对残酷现实的悲叹。鄂地民俗中纪念屈原、岳飞等悲剧英雄的活动很多，激起他对世事的不平感，在事功人生的审思中注入了悲情的色彩。这个时期的诗作还显示，官场生活好像黄粱、南柯，陶渊明的超脱成为内心的一种渴望。这些情绪和经世意志相砥砺，虽然隐含出世的内心倾向，整体上还是增强了事功精神宏毅的韧性，引导季宣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转变。

武昌任期之后，他回乡待阙。1164—1168年的乡居时期，他在思想学术上渐趋成熟，同时活跃于士林，积极评议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身边的地方士大夫群体在出处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其中疏离政府的倾向更具挑战性。问题的外化、凸显促使他进一步对之审视，更加明确了事功精神的立场和特质。

对于这个群体的具体构成，此处不拟详述，只通过几个代表人物来概括季宣的主要观点。在季宣看来，事功精神是一种以儒学为前提的经世志向，注重道义性和实践性。一方面，季宣认为经世是儒学的必然取向，得道行道、以才学追求事功出于人之常情。是否能经世致用，是他评价儒者的重要价值标准。这个时期他和大臣汪澈联系频密，后者以范仲淹为生平楷模，重视儒者发挥功用以济世。[15] 季宣和他志向相契，认为“有如得志得时，行其素蕴，上之正君治国，内清朝廷，下之泽物刈民，填安华夏，是皆道学余事，当次第而行之”[16]。道学与经世乃是一以贯通的。

名儒刘朔是季宣的挚友，两人都注重探讨如何进行政事实践。刘朔不幸早逝，季宣在悼词里强调好友通达世务的一面，痛惜他没有充分发挥才用[17]。另外，经世必须坚持以儒学为前提，尤其是其道义性，才能实现儒者的事功。汪澈曾是辅佐孝宗继位的宰辅大臣，1165年孝宗想让汪氏总揽军、政大权。后者再三力辞，只接受了枢密使的任命。其中原因，一是军、民政权归于一人有违祖制惯例，二是汪氏在大政方针上与孝宗不合，并不主张急于用兵。季宣赞同这个选择，认为汪氏能以礼制约束事功，坚持了儒家原则[18]。

在乡居生活末期，即将赴任婺州司理参军前，季宣向刘朔表示内心的担忧。司理参军职掌刑狱，与儒家礼教传统存在冲突，自己又不能全权掌握，决策受制于上司，他很担心自己在任上随波逐流、与世推移[19]。这种心理典型地反映出儒者以儒学经世的价值考量，展示了内圣和外王之间的紧张性。

另外，季宣坚守事功立场，反对出世遗立的选择，对疏离政府的倾向尤其敏感。他与刘朔通信，严厉批评“缩头闭息，坐壁角里头”的“世之安乐法门”，以此为逃世行径[20]。好友张淳和他在出处问题上各持己见，坚决不仕，忍穷以死。季宣认为张淳抱着出世的执念，行为有悖中庸，并且惋惜他才学高远，不能致用于时。这里需要有个辨析。张淳其实并非没有经世志向，他曾根据古学积极改正乡俗，受尽非难才取信乡里。然而由此认为自己的理想陈义过高，很难推行于世，才选择避世独善。[21] 在季宣的士友群中，很多是由于诸多原因，把经世热情转移到地方社会，没有入仕为官。季宣也承认他们的积极意义，但总体上惋惜他们没有在更大范围发挥功用。[22] 结合当时历史来看，士大夫的经世途径正在开始多元化，地方实践逐渐成为政府参与之外的一条重要路径。二者缠绕、分化，不免混含疏离政府或出世独立的倾向。季宣的事功精神对此十分敏感，也正反衬出他对政府路径的执着，认为只有在政府体制内，才能充分实现儒者事功。这是事功精神的特征，也构成了内在限制，成为日后经世实践的一个根本难题。

面对功利风气的挑战：另一向度的捍卫

1168年，季宣赴任婺州司理参军，不久得到签书枢密院王炎的举荐，入都面见孝宗，陈述对时政的意见。出改宣义郎知常熟县，因暂时无阙，在妻家等候。1169年，大臣数次推荐，政府又召赴审察，季宣拒绝赴召。政府频召，达六七次，季宣坚辞不出。

这个坚辞事件值得注意，其根本原因是季宣与执政在时政问题上各持己见。季宣面对当时兴起的功利风气，起而捍卫事功精神的道义性。孝宗初期，立志恢复故土，任用虞允文、王炎等人，积极增强军政实力。最初的确改变了高宗朝苟且腐败的风气，激发了士人的事功精神。但在抗金的基本战略上，季宣认为南宋实力十分脆弱，需要至少十年的积累，在内政上奠定牢固的基础，才可伺机而动；而王炎等执政则属于激进的抗战派，志在速得。季宣和王炎几次沟通，都未能消除意见分歧。[23] 虽然政府欣赏他的才学，季宣却觉得意见未受尊重。当时士人受政治风气的影响，也出现急功近利的趋势，急于成就功名。[24] 在这种风气下，季宣选择坚辞政府召赴的做法，希望由此彰显事功精神的道义原则，警醒士人，得到政府的尊重。

他认为三代以后的君主用爵禄骄慢天下士人，后者贪慕虚荣，缺乏气节，导致道德屈于爵禄。士人受到挟制，也无法以道德规范君主。季宣呼吁，“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轻爵位。盖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这是儒学的基本精神。自己坚辞，一方面希望“有如假令以匹夫之节，一感上意，亦足以报”；另一方面做出表率，“苟在位者不能以身任道，则为士者谊亦不屑求知于人”。[25] 这个时期，事功精神的重心在于对儒学道义的强调，以此区别于没有节守的功利风气。士人应该坚持符合道义的政治立场，而不附和权势，随波逐流。和乡居时期对张淳等人的敏感批评相比，随着季宣进入政治中心圈，关怀有所不同，对事功精神的捍卫出自对功利风气的抵制。

双方僵持的状态在1171年结束，季宣终于接受召赴，出任大理寺主簿。这个结果有来自个人生计和外界恶意揣测的压力，也显示出事功精神的一个软肋，即对政府参与的依赖。季宣毕竟不能摆脱长期形成的经世取向，隐退田野，转入他难以认同的出世道路。此后，他在都任官，接着视察淮西，安抚流入此地的大量流民、归正人。期间，修复圩田，设立官庄，核实田亩，对边地的政治社会进行了深入调查。光州知州宋端友谎报政绩，杀害归正人，夺其马匹，被季宣查明揭发，上报朝廷，宋畏罪忧死。季宣回都后，向孝宗详细报告了观察结果，认真检讨了时政弊端，大为孝宗赏识，于是连升两级，除大理正。这次视察是一次成功实践。其中，宋端友事件暴露出政风的浮夸功利，季宣予以纠治，正是坚辞时期儒学信念的延续，符合事功精神的道义立场。在对孝宗的陈述中，季宣同样贯彻这样的精神，希望政府确定长远战略规模，稳健地追求治效，才能实现事功。[26]

湖州行政：困境中的辩护

1172年，季宣升任大理正之后，旋即外任辅畿大郡湖州的知州。在任上，他移风易俗，计划兴学，继续事功实践。但湖州地方财政的难题使他陷入仕途上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他形成巨大的压力。

这个难题的出现有其内外的根源。湖州地临政治核心，权贵势力盘根错节，侵剥地方，前几任知州又疏于理财，政事荒芜，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则是南宋体制内“阶层性集权”导致的层层盘剥，财政压力由上往下逐级增强，地方政府负担非常沉重，造成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27] 季宣面对难题，极力抵制上级政府的各种法外之征。他对经总制钱的抵制最终迫使吏部收回加征的动议。他还反复请求高层取消冗兵冗费等额外征取，对地方权贵进行弹劾，这就招致各种既得利益群体的忌恨，使他处境非常困难。

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仍然坚持儒学经世的事功信念，这在他和朱熹、张栻等道学家的相关讨论中清晰可见。他和朱熹在出处选择上各持己见，尤其具有代表性。1172—1173年间，朱熹频频拒绝政府的征召，居家不出。季宣致信切磋学问，同时期望朱熹以孔子的中庸之道为原则，行道经世济民，避免走向遁世自利的歧路。[28] 朱熹尊重季宣的学行，但对季宣的建议没有响应，坚持不出。

二人在出处问题上的分歧其实根基于他们对学术和时局的不同见解。他们都认为南宋政治需要一番长期、根本的整顿，但对整顿之道设想不一。朱熹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是政治问题的关键，君心正则其他问题迎刃而解。[29] 季宣也重视这个层面，但没有将道德修养的意义绝对化，而是并重制度、政事的改进。在他看来，朱熹等人的道德理想主义过于高调，难以实践，不仅会沦为空谈，而且会造成与政府间的紧张关系，对行道经世带来消极影响。[30] 这种分歧的见解导致出处选择的差异。朱熹等人坚持理想高义，认为时局不合，宁可坚辞不出。他们可以参与政府，也可从容周旋，进行讲学、办社仓等地方实践。而季宣执着于政府本位的事功精神，采取在政府体制内的实践路径。

道学家和薛季宣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对方的选择趋向表现出过于敏感的隐忧甚至误解。道学家认为季宣“喜事功”，轻视儒家义理，已经堕为“功利之徒”；[31] 季宣则暗示道学家清谈虚无，流于佛老，坚守不出，形近遁世自利。究其实，双方都是在儒学经世的范围内，只是强调重点不同，一个强调儒学的道义原则，另一个突出经世的政府路径。他们各执一端，都以之为体认儒家精神的关键标准。四库馆臣根据体用范畴对朱、薛的评价（“喜谈心性”对“有体有用”）。从儒家经世的历史角度来看，其实代表了南宋儒学内部在经世选择上的多元论与一元论之分歧。这个分歧反映了儒者对于经世取向的理解趋于分化，其中的敏感和误解透露出变动之迅速和复杂。[32]

虽然坚持事功精神，湖州行政的巨大压力最后迫使季宣请求调任，终获任常州知州。这个结局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赴任前他回乡休养，在途中吕祖谦家居住了半个月，吕氏致信朱熹描述季宣的心境，“薛士龙归途道此，留半月，向来喜事功之意颇锐。今经历一番，却知甚难”[33]。回乡后，季宣也向好友郑伯熊兄弟、张淳慨叹时局的艰难，行道不易。[34] 不久，因为病急误诊，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从上述经历来看，在他辞世前一年，事功出处问题仍然缠绕着他，挥之不去。最后显示出一个新变的可能，但未及开展就戛然而止，成为事功精神一个略显暗淡的终点。终其一生，事功精神是他受时代浸染最为深刻的精神特质。

季宣的事功精神后来为陈傅良、叶适等人继承，对南宋士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如楼钥称，“凡今名士得其说者，小之则擅场屋之名，大可以行于临民治军之际”[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