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墨子的战争观

在墨子时代，战争是无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墨子立足“非攻”，将是否主动发起战争作为衡量战争性质的重要标准，由此来判断战争正义与否，并进而提出立足防御、好战必亡的战争观。

一 战争与道义

墨子明确提出，大不攻小、强不侮弱是“义”的基本要求；反之则为“不义”，因此在看待战争的问题上，墨子所秉持的基本立场就是“非攻”。这就是说墨子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征伐，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不义之战，因此应当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对此，墨子采用设喻、说理等方式进行了层层剖析。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1]

在这里，墨子首先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为例，说明统治者不仅知道这些盗窃、杀人行为都是不义之举，明白这些行为的严重程度层层递增，同时也清楚必须对其进行惩罚的道理。

接下来，墨子针对无视“义与不义之别”的种种表现，又进行了详细剖析。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2]

在这里，墨子进一步阐明了种种不义行为的共性所在，他明确指出攻人之国等同于杀人越货，而统治者却“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对战争这种不义行为不以为辱，还自认为义举，扬扬自得，自以为是，何其荒谬！由此而论，墨子紧接着笔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战争的不义性。他说：“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墨子尖锐指出，战争产生的杀戮行为，在性质上与前面那些众人皆知的不义行为并无差异，都属于不义之举，但所谓的君子却对此视而不见，无视战争的不义性。因此，墨子直问这些君子，究竟“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可贵的是，墨子不仅指出这些行为的荒谬，还分析了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基础。他认为这就如同“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一样，对于习以为常的事物，人们先是产生麻木之感，无动于衷，进而颠倒黑白。所以墨子认为由于当时战乱频仍，攻伐之事屡屡上演，人们不以是为是，不以非为非，是非观的颠倒麻木，才会产生“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这种现象的发生。[3]

在分析了战争的不义性后，墨子进一步阐述了战争的危害性：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以“”其众。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4]

在此，墨子描述了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悲惨景象。他指出当时的战争目的就是要倾覆社稷，屠杀人民，摧毁经济。这种暴力行为“上不中天之利矣”“中不中鬼之利矣”“下不中人之利”，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完全是应被谴责的行径。

由此可见，在战争观方面，墨子坚持以道义为中心，认为主动侵略、进攻他国，是严重的不义之举，好战者上不应天，中违鬼神，下害百姓，因此其危害性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非攻思想虽然是十分明确的，但墨子也注意到区分“攻”与“诛”的不同。墨子认为讨伐无罪之国是“攻”，这无疑是不义之举。而讨伐有罪之君则为“诛”，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如《非攻上》就载有“今遝夫好攻伐之君”诘问墨子“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对此，墨子回应道：“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5]墨子在解释“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些行为时，指出有苗、桀、纣都是暴虐之君，所为属于不义，禹、汤、武王的行为是以义讨不义，不是所谓攻，而是诛，故此是合理的，在分析墨子战争观时，对于这一点也应予以重视。[6]

二 立足防御，主张非攻

总体来看，墨子以战争为不义之举，主张非攻，尤其反对掠夺战争。但事实是他所处的战国时期，征战频仍，当时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持续进行，其激烈程度是号称“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时期也无法相比的。所以墨子面对当时的现实，并不主张盲目的和平主义，而是将战争区分为侵略他国战争和自卫战争，他认为自保战争有其合理性，也是迫不得已必须进行的。

因此，针对当时的复杂环境，一方面墨子坚决反对“攻”，即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如墨子说：“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居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7]另一方面墨子并不主张放弃武备，听天由命，而是主张要积极整饬军备，做足防御力量，积蓄足够实力以图自保。

事实上，在军事方面墨子也的确是以善“守”而知名。《战国策·齐六》篇载：“今燕王方寒心独立，大臣不足恃，国弊祸多，民心无所归。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8]就是说，现在燕国王公用疲惫的民众抵抗整个齐国军队，整整一年都未被攻克，就运用了墨子的守城之法。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也称赞墨子“善守御”。因此，冯友兰先生就认为：“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他反对攻，却讲究守。”[9]

那么如何做到“守”呢，墨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备”，即要有充分的准备。如墨子说：“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七患》）而至于应该装备什么样的内容，墨子说：“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七患》）在这里，墨子从仓粟、库兵、城郭、人心多个角度全面论述了有备无患的道理，可见墨子对于防御的认识是很全面的，它所说的“守”并非寄希望于侥幸，而是要建立在充足的准备基础上。[10]

墨子进一步指出，“备”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需要统治者殚精竭虑，经年累月地实施。假如统治者对此不重视，而是“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这就会使得“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其后果也必然是“此皆备不具之罪也”[11]。可见，墨子认为如果统治者耽于享乐，奢侈无度，必然会导致“备不具”的局面，给国家带来严重威胁，由此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备”的重要性。

墨子不仅在理念上重视“守”，在实际行动上，墨家也充分利用自己来自社会下层，特别是多来自手工业者群体的优势，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制作了不少防御器具，以更好做到有备无患。

墨家制造的守城武器，如威力强大的连弩车、投掷车等能够大量地杀伤敌人。墨家立足利于小国、弱国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物力，采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削弱对手，保护自己，充分显现了防御的精髓。

例如，楚国欲攻宋，公输盘为楚国造云梯，墨子“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并且使他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12]。虽然禽滑厘等人数并不多，但这区区三百人已经迫使楚王被迫放弃攻宋的念头了，由此可见墨家防御能力之强。

墨子守御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不是一味死守，而是弹性防守，守中有攻。《蛾傅》篇载：“故引兵而去。则令我死士左右出穴门击遗师，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人必或，有此必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得，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13]就是说敌人带队逃跑，就命令敢死队从左右出穴门追击溃敌，命令勇士和主将都要按照城上的鼓声从城内出击或退入城内。趁多次出兵时设下埋伏，半夜时城墙上四周击鼓呐喊，敌人必定疑惑不安，伏兵可乘机攻破敌营，擒杀敌人首领。要取得最后胜利，攻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可见墨子对攻守关系的把握是很到位的。[14]

墨子以自己发明的守城之器、守御之术帮助弱国御大国的进攻，体现了墨子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主张小国强兵自卫的一贯主张。

这虽然还不足以完全区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平安定的局面有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减少百姓痛苦，因此，也是符合人民普遍愿望的。

三 好战必亡

在墨子战争观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好战必亡。墨子认为，不义之战上不应天，中不合于鬼神，下戕害百姓，所以好战者虽能得逞于一时，但终究难逃覆亡的命运。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墨子首先举出了春秋时期夫差的例子：

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径，战于柏举，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越王句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仇，入北郭，徙大内，围王宫而吴国以亡。[15]

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君，他在位时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人改革军事，增强武力，曾经攻破楚国都城郢，几乎灭掉楚国，后又打败越国，北上中原，一度成为霸主。但因为贪心过大，好战不倦，恃强凌弱，终于被越国勾践所灭。此外，墨子还举出智伯的例子，进一步加以阐述。

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16]

智伯与赵、魏、韩三家同为春秋后期晋国大夫，智伯地盘最大，实力最强，却不知足，强向韩魏两家索地，又围赵襄子于晋阳，企图灭掉赵家。最终赵、魏、韩三家协力同心，共灭智伯，不久三家分晋，开启了战国时期的序幕。

这两个例子相距墨子时代不远，墨子举其为例，正是为了更加有说服力，从而印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墨子才说：“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17]

墨子以攻伐为不义之战，认为其必然好战而亡，但有“好攻伐之君”却不以为然，曾诘难墨子：“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18]

这位所谓“好攻伐之君”以齐国以及由晋分出的赵、魏、韩皆因好征伐而强大为反证，试图说明好战未必会亡，甚至可能会借此强国。对此，墨子反驳道：“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19]

墨子在此的回答很合逻辑，他以好战必亡的普遍性与好战未必亡的个别性作答，令诘难者无言以对，同时也让自己的答问更加具有哲理色彩。

因此当话已至此，这位“好攻伐之君”也不得不回避攻伐战争掠夺性，而试图也以“义”来说明攻伐的合理性：“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对此，墨子答道：

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为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20]

墨子在这里很明确说明了何谓“义”，墨子告诉此好征伐之君，“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这才是征战之“义”，而不是其他空洞的说辞。由此，墨子也全面表述了对战争性质的看法：“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居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21]

墨子将仁人君子所应该做的事情归结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攻伐之事在墨子看来就是“天下之巨害”，因此“非攻”不仅是对小国弱国有利，对于大国强国而言，“非攻”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不光是从道义角度说的，就是从实际方面看，好战也早晚必将招致“巨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