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墨子的军事策略

墨家及墨家学派都以实践能力强，善于制造军事器具著称。不过墨子在与军事相关活动中，除了重视器具的使用外，也相当注重谋略的运用，力图做到“上兵伐谋”。因此，善用策略也构成了墨子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 致力止战

提倡非攻，消除或减轻战争祸患是墨子的一贯追求，为此他一方面积极主张弱国、小国积极备战，以坚强的防御击破敌军入寇；另一方面墨子也注重使用军事之外的谋略手段阻止战争的发生，力图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墨子止战之举包括“止楚攻宋”“止齐伐鲁”“止鲁阳文君攻郑”等事例，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止楚攻宋”，在“止楚攻宋”过程中，墨子致力止战的谋略特征可谓展露无遗。[22]

为阻止楚国伐宋，墨子“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墨子不远千里奔波，首先去见公输盘其实是有策略方面考虑的。

在与公输盘论辩时，墨子先以类比的方法与之论辩，使其承认“吾义固不杀人”。接着墨子指出“宋无罪而攻之”，对其进犯与无故杀人的行径同为不义之举，而其性质则尤为恶劣。可以看到，墨子从道义的角度出发，以有理有据的言辞使得“公输盘服”。

公输盘长于制造攻城器械，是楚王攻宋的重要依仗，正由于墨子说服了公输盘，才使得公输盘同意与墨子一道去见楚王。

墨子见楚王，首先仍然对其晓以道义，试图以“义”劝诫楚王。墨子设喻道：“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

墨子所述之事非常生动，楚王对此也不禁承认这“必为窃疾矣”。墨子抓住楚王所云“窃疾”说法，以此为论，指出楚国幅员辽阔，物产丰饶，而宋土地狭小贫瘠，楚国攻宋其实正与“窃疾”同类，所以墨子对楚王直言“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与楚王问答，楚王亦不得不折服于墨子道义之论，承认其“善哉”！

但楚王话锋一转又声称，“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显然，楚王意欲攻宋，其目的在于开疆拓土，并不真正在意正义与否，因此仅以道义为由劝其放弃攻宋并不现实。对此，墨子显然早有准备，关键时刻，墨子与公输盘模拟攻守，“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墨子不仅战胜了公输盘，还告诫楚王与公输盘即使他们杀害自己，“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终，楚王看到在道义与作战两方面都没有胜算，才言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最终放弃攻宋念头。[23]

墨子为“止战”，不辞长途跋涉和个人安危，显示出罕见的正义感和勇气。同时墨子又是有备而来，在“止战”的整个过程中，注重策略而绝不空谈，将道德、勇气与谋略完美结合起来，无疑是墨子谋略军事思想的代表之作。

为达到“止战”目的，在面对不同对手时，墨子也注意因势而变，以更好提升运用策略的效果。如在“止齐伐鲁”中，鲁君问墨子：“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肯定答道：“可。”而对于如何“救”，墨子提出应对三策：“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24]值得注意的是，除“尊天事鬼”“爱利百姓”这样的对内举措外，墨子还建议鲁君通过采取结交“四邻诸侯”，与齐国搞好关系等外交手段，一方面形成联盟，使强敌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改善与齐国关系，不给其入犯借口。

应当说墨子在“止齐伐鲁”中所提出的策略，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内政、外交并举策略。墨子强调与各国协作，与百姓紧密团结，调动一切有利因素，结成广泛联盟，一致对付齐国的进攻，彻底地孤立了对手，为最后打击敌人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在“止鲁阳文君攻郑”中，墨子则根据形势不同采取了另外的一套策略。鲁阳文君预备攻郑，墨子知道后力图制止。在与鲁阳文君论辩中，墨子仍首先从道义角度出发，指出鲁阳文君举兵伐郑与“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一样都是违背天志人道之举，告诫鲁阳文君“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然而，鲁阳文君却振振有词地辩解：“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

对于鲁阳文君的说辞，墨子指出：“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即郑人有过，自有天惩，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举兵将以攻郑，还声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这就如同有人，“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25]

墨子认为，这样的举措越俎代庖，且不过以顺天志为借口，行兼并之实，决非真正以道义行事，因此是极其荒谬的。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不仅设喻巧妙，层层深入，借鲁阳文君自己的逻辑，通过缜密剖析使鲁阳文君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使其失掉了伐郑正义性的借口，而且在与鲁阳文君的论辩中，墨子还明确提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当时列国争雄的背景下，提出这样的原则对于小国抵制大国控制显然有一定的作用，其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也凸显于外。

总之，在战争隐患出现之时，墨子主张事先止战。他注重论辩策略，又不避艰险，将勇气与谋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故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

二 致力防御

在战国初期的战争中，墨子旗帜鲜明地站在弱者一方。墨子反对恃强凌弱，常奔走于列国之间，能消弭战祸于事前则勉力为之。若战端开启，墨子常率领弟子奔赴弱者那里，协助他们抵御强国进攻。由于站在弱者一面，墨家所面临局面就是要面对大国、强国，去防守小国、弱国。[26]墨家守城的规模多为人口不过数万，方圆不过数里，这必然导致出现以寡敌众的局面，所以墨家必须寻找以弱胜强之道。《备城门》篇记载：“禽滑厘问于墨子曰：‘……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为应对这种情况，墨子主张利用士气、地理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弱者力量，力求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首先，墨子主张面对大国进攻，弱国一方必须全力以赴，动用所有可以使用的力量，做到举国皆兵迎击敌人。

《备城门》篇记载：“客攻以队，十万物之众，攻无过四队者。上术广五百步，中术三百步，下术百五十步。诸不尽百五十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27]在这里，墨子描述了一幅强敌入侵的典型场景，即进攻敌人多达十万之众，兵分四路攻城。以墨子所在的战国前期战争规模计算，其声势可谓浩大。而墨子所守之城却仅有数万人口，在这样的情形下，墨家的策略就是动员男女老少全民皆兵。尽管防御者尽全力也只能凑齐区区四千人防守力量，敌我力量仍然悬殊，但动员全民参战能够唤起百姓守土卫国的意识，可有效鼓舞士气，无疑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28]

其次，采取正确的战术。

据《城守》等篇记载，墨子协助小国进行防御作战，一般战场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所面临的战场范围比较狭小，因此一般是被动防守。各篇在提及作战时，均只提到城市与城郊，说明墨子设定的战场较小。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已经越来越大，作战的空间格局也呈现出多样化情形。在战场开阔的野战中，由于回旋空间大，进攻方可以采取正面直击，迂回包抄，穿插分割等多种战术，防御方则可以充分利用地形地貌，隐蔽设伏，防御敌人。但城市防守中，由于战场空间小，守方的机动范围较小，目标明确，难于出奇制胜。但守城作战，武器装备早有准备，而且经过长期战争实践，守城武器也更加多样有效，包括有护城河、吊桥、城墙、塔楼、弓弩等，部队守在城中，无须奔波，能够以逸待劳，这在作战时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墨子认为尽管守城在总体上处于弱势，但只要善于利用优势，采取正确战术，也照样可以取得胜利。[29]

三 致力发明新式武器

在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中，尽管人与物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无疑还是人，对此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都是认同的。不过，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事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先进的武器装备凝聚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智慧和经验，效用和功能越来越强大，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于弱小的一方来说，由于处于守势，如能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往往能够扬长避短，发挥意想不到的功用，做到以弱胜强。

对此，墨子是有深刻认识的。在城市防御中，墨家发明制造的多种守城武器，用途广泛，威力强大，在实战中能够给予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在城防作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墨家能够或者有信心做到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与其掌握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有着莫大关系。[30]

如墨子作转射机：“机长六尺，狸一尺。两材合而为之辒，辒长二尺，中凿夫之为道臂，臂长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31]从《墨子》记载可知，转射机是一种可以环转发射的大型弓弩。如果将其配备在要塞、城堡、敌楼等高处，利用地势之利则可以向外左右旋转发射，威力巨大，而敌方弓箭则很难射入，因此转射机是一个处于相对固定地带的大型弓弩发射阵地，其形制和功用都类似于热兵器时代的“射击塔”。[32]

再如墨家所发明的另外一种弓弩发射装置——连弩车，其相关记载如下。

备临以连弩之车，材大方一方一尺，长称城之薄厚。两轴三轮，轮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圆内，内径四寸。左右縳弩皆于植，以弦钩弦，至于大弦。弩臂前后与筐齐，筐高八尺，弩轴去下筐三尺五寸。连弩机郭同铜，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长奴。筐大三围半，左右有钩距，方三寸，轮厚尺二寸，钩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长六尺。横臂齐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长如筐。有仪，有诎胜，可上下。为武，重一石，以材大围五寸……矢高弩臂三尺，用弩无数，出人六十枚，用小矢无留。十人主此车，遂具寇，为高楼以射道，城上以荅罗矢。[33]

可见，连弩车是一种复杂的大型兵器，配置于城上，由十个人负责操作。发射时可同时射出六十支大弩箭，并发射无数支小弩箭，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显然，墨子常常面对敌众我寡局面，毫不畏惧，从容应战，除了有其道德勇气的支撑外，还与手握先进武器有关，依靠先进武器大量杀伤敌人，做到以少胜多，无疑也是其军事策略重要方面。

四 致力速战速决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到战国时期列国之间争战，动辄出动战车千余辆，军士十余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必然是繁重的后勤供应压力。因此一旦战争爆发，转运军粮，供应武器装备和各种器械等开销，每天耗资何止千万。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国家后勤供给就更会发生困难。因此，对于战国时期的兵家而言，避免长期消耗战，速战速决，一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如果速战速决只是追求战争成本最小化的话，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墨子从揭示战争对物质财富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出发，从根本上否定了战争的合理性。《非攻中》篇云：“今师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者，不可胜数。……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丧师多不可胜数……子墨子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34]

可以看到，墨子竭力主张避免主动攻伐他国，因为这样既影响百姓春耕秋获，破坏农业生产，又劳民伤财，使百姓饥寒冻馁；百姓死伤众多，军队丧师无数，结果谁也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

不过，墨子也清楚认识到在实际生活中非攻、止战并不一定行得通，战争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尽量减少战争对物质财富所造成的损失，墨子主张当战争来临时，要能够做到迅速地、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防御得法，尽量减少自身损失。《号令》篇云：“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于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35]这就是说，对防御一方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消灭或杀伤敌人，如若旷日持久，看似可以等待救援，但其实是不明智之举，也是没有搞懂防御作战的精髓和关键所在。可见，墨子在实战条件下，也是主张速战速决的，不过墨子所讲的速战速决其前提是防御战。在防御的前提下，实施速战速决既可以依靠前期的充分备战，打击敌人，瓦解敌人斗志，也可缩短战争进程，有效减少自身物质损失，所以，墨子才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军事策略来认真看待。[36]

五 居安思危，积极备战

墨子主张非攻，却不忘战。墨子认为和平时期盲目乐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平时耽于享乐，忘记国家面临的潜在威胁，在危险到来时就缺乏应有的准备。因此，正确做法应该是居安思危，积极备战，用实力来保卫自己，震慑对手，即所谓能战方能止战。《杂守》篇云：“安则示以危，危则示以安。”[37]墨子在此表明，当国家处于安全状态时，应有危机意识，做到安不忘危；而当国家身处危机时，反而应镇定自若，态度安稳，不可慌乱。从中也显示出墨子居安思危，积极备战的思想。

六 政令统一，赏罚分明

战争是国之大事，一旦战争降临，就需要全国上下一心，各尽所能，人人不避危难险阻，方能赢得战争胜利。这就要求，在战争时期，要与和平时期不一样，政令必须统一，赏罚必须分明，唯此才能上下齐心，令行禁止。

《尚同中》篇云：“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38]墨子推崇尚同思想，墨子在此强调，天子颁布政教，必会要求下属若听闻目睹好的事情，则必须将其向自己的上级汇报；下属若听闻目睹不好的事情，也必须向自己的上级汇报；如果是上级确认的事情，下级必须遵从之；反之，若上级否定的事情，下属也必须坚决摒弃之。下属有上佳的谋略就应向上司汇报，请示是否可以被采用；上级若有错误、失职之处就应竭力规劝。总之，下属应当将自己的言行思想与上级保持一致，断不可有结党营私之心，更不能有结党营私之实。墨子之于尚同思想多侧重于政治方面的阐述，而尚同强调上下一致，下属对上级的服从，同时又主张在必要情况下对上级进行建议以及对不当之处实施劝谏，因此，对于军事领域而言，尚同思想也可视为一种军事策略，应用于军事实践当中，事实上墨子强调军令如山实则也正是这一点的体现。[39]

如《号令》篇明确提出了军事方面的令行禁止思想：“卒有惊事，中军疾击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无得行，行者斩。女子到大军，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皆就其守，不从令者斩……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将之行，不从令者斩。……伍人踰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40]这些都是墨家治军的法令，凡是违反军令者，墨子主张要严厉惩处。

该篇又云：“候三发三信，重赐之。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之吏，守佩授之印。”这里是讲墨家厚重奖赏有功之人。

墨家强调令出如山，赏罚分明，即基于当时普遍的军事思想，也与其政治思想相贯通，构成了独特而又完整军事思想的体系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