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幻文学带给中国文化的诸多问题，早就引起了文学、文化、科学普及、科学传播、儿童教育领域的注意。从这个文类诞生之初，许多论者就已经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思考。

在中国，梁启超可能是最早对科幻文类表达关注的学者之一。他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一文中，对新小说进行全面描述，并认为，这类作品对中国文化的更新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而他所谓的新小说共计十类，其中的一类，就是“哲理科学小说”。梁启超还身体力行，翻译了法国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并为这些作品创作了《译后记》或《点评》。在这些虽然零散但却颇具独特性的文字中，人们大致摸索出梁启超科幻理论的基本思路。

笔者认为，梁启超的科幻理论至少应该分成深度哲理和全新视野两个部分。首先，科幻作品应该兼顾科学和哲理，并以高深学理为核心。在梁启超的小说分类中，科幻小说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跟哲理小说共同占有一个空间。“哲理科学小说“是一种”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的读物，它能够传达高深的科学学理和哲学思考。这种对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关注，导致了梁启超科幻理论与其他人的科幻理论之间的显著差异，也显现了他对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洞察。与那些把科幻小说当成一种小发明或未来生活展现的创作不同，梁启超所定义的科幻，必定是那种能够深刻揭示宇宙和人生深层规律，把握自然与社会运演方向的作品。梁启超科幻理论的第二个要点，是认为科幻小说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空间。“寄思深微，结构宏伟”是梁启超给《十五小豪杰》的一个批注。与另一些相关批注汇总起来，能传达出梁启超对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所寄托到的那种形而下的故事或物理现实状况的方法学关注。这种寄托，不但成就了科幻文学，也成就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和杂文《少年中国说》中，为未来中国寻找到可能的前进方向和所应该遵循的路径。对这些未来主义创作实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梁启超的科幻文学理论与实践。

鲁迅是另一位在中国最早研究、翻译、点评、阐述科幻文学的伟人。几乎是在梁启超全面布局中国新小说的同时，鲁迅就开始了自己的科幻翻译。在1903—1906年，鲁迅翻译过四部科幻作品，以凡尔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最为著名。鲁迅的译文简练精准，为读者正确接受小说中的科学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不但如此，他还在1903年出版的《〈月界旅行〉辨言》（1903）中，正式提出了科幻小说“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文本构造方式，并指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在宏观方面，梁启超的科幻理论更多关注中国旧文化的时代性更新，而鲁迅的观点则更多关心科学技术的引入如何能到达普通百姓；在微观方面，梁启超希望文本具有形而上的玄思，而鲁迅则希望科学能透过故事，被编织进日常生活。这样，两个学者的重要论述和实践就构成了一种两极化的文化空间。在梁启超的一极，科幻应该沿着科学上行，到达全新的哲理境界，进而破坏中国旧文化的思想根基，为中国人建立一种新的高瞻远瞩和富有想象力的另类视野。因此，梁启超的科幻思想应该是寄希望于科幻能有所创造。而在鲁迅的一极，科学应该沿着社会等级下行，尽量被纳入日常生活并渗透到寻常百姓。因为只有这样，科学作为一种思想和工具，才能真正被国人所接受。这样，鲁迅的科幻思想应该是科幻作品不必特别关心自身的创造，它更应该关心传播科学的效能。

在1902—1911年间，有更多的学者表达了他们对科幻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几乎没有超越梁启超和鲁迅所创建的那种两极文学空间。例如，海天独啸子在《〈空中飞艇〉弁言》（1903）中指出，输入科学和新概念等“西欧之学潮”的时候，科幻小说可以事半功倍。此外，他还认为，科幻作品应该是“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的总和。包天笑也在其翻译的《铁世界·译余赘言》（1903）中指出，“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因为输入文明思想最为敏捷，种因获果。”此外，他还认为，科学小说具有亲读者性：世界上有不喜欢看科学书的，但没有不喜欢看科学小说的。定一在《小说丛话》（1905）中提出了他对小说重要性的分类，指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是当前三个最为重要的门类。他写道：“中国小说，起于宋朝，因太平无事，日进一佳话，其性质原为娱乐计，故致为君子所轻视，良有以也。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抑又思之，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即喜录陈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类推，以至终无进步，可慨可慨！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若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实仅可谓有历史小说而已。即或有之，然其性质多不完全。写情小说，中国虽多，乏点亦多。至若哲理小说，我国尤罕。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此外，小说林社（1905）将小说分解为十二种，科学小说便为其中之一。小说林社还认为，科幻小说的特点是“启智秘钥，阐理玄灯”。紧接着，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也在未署名的社论中，讨论了唯物与唯心论、进化论、世界历史、思想的重要性、宗教与科学、中国的志怪、科学可以改良小说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与科幻文学本身无关，但当小说期刊发表了这类文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科幻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还要提到碧荷馆主人，他在小说《新纪元》（1909）第一回中，对中国多产历史小说却又不注重其未来价值提出了担忧，并指出，最近外国有两部未来小说还比较好看，这些小说中，发达是借助了科学，科学是小说的材料。但科幻小说其实不是科学讲义，作者也不是科学专家。这段论述对科幻文学的特征、科幻与科学论文和教材的区别、科幻作家的特点等都进行了有价值的描述。

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在肯定西方科幻小说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的同时，探讨了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种种弱势和缺陷。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1903）中针对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了评论。他认为，该文在未来观念的视角下的确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在他看来，现在与未来本应是“母子关系”，但作品由于没有有效地展示现在就直达未来，使小说失去了激发人兴致的魅力。在探讨为什么该作品只写了区区五回就草草了事时，孙宝瑄提出，正是由于作品与中国当时的情况不符，导致了它肯定无法完成。孙宝瑄在批评梁启超的同时，肯定了外国科幻作品的价值，他指出：“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这样，外国科幻作品与喜欢胡说乱编的中国科幻作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难于跨越的鸿沟。侠人则在《小说丛话》（1905）中指出，科学小说是西洋文学的特色，而中国没有此种文类。他还坦言，是中国科学的不兴，导致了科幻的不兴。不能将这些归咎于中国小说家不够努力。如果中国科学兴盛，那中国作家写起科学来，可能比外国作家更强。新庵在《海底漫游记》（1907）中指出，当代科幻小说家简直是乱写，这样的作品无法达到文化先锋目的。他还发现了一本盗版的科幻小说，对此，他给予严厉斥责。对中国特色科幻小说到底应该如何撰写，定一很早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无科学小说，惟《镜花缘》一书足以当之。其中所载医方，皆发人之所未发，屡试屡效，浙人沈氏所刊《经验方》一书，多采之。以吾度之，著者欲以之传于后世，不作俗医为秘方之举，故列入小说。小说有医方，自《镜花缘》始。以小说之医方施人而足见效，尤为亘古所未有也。虽然，著者岂仅精于医理而已耳，且能除诲盗诲淫之习惯性，则又不啻足为中国之科学小说，且实中国一切之铮铮者也。至其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周游列国，则多以《山海经》为本。中国人世界主义之智识素浅，固不足责。其述当时才女，字字飞跃纸上，使后世女子，可以闻鸡起舞，提倡女权，不遗余力。若嘲世骂俗之快文，可为社会一切之圭臬者，更指不胜屈。由是言之，著者实一非常人也，用心之苦，可慨已，惜其名不彰。”

民国以后，对科幻的理论思考继续拓展。例如，管达如在《说小说》（1911）中将小说分解成九种，也把科学小说列为其中之一。与侠人一样，管达如认为，科学不发达造成了中国科幻小说的落后。他在比较科幻小说与普通小说的差别时认为，普通小说的要领较虚，而科学的要领却是实征（证），二者似不相容。但由于科学发展已经创造了奇迹，所以，事奇斯文奇，这就是科幻之所在。在这里他提出，如果中国有既懂科学又懂文学的人参与创作，他们的作品将会在小说界别开生面。成之在《小说丛话》（1914）中也将小说分成九种，科学小说位居其一。在他看来，科学小说是借小说输进科学智识。小说具有教育性，是杂文学，比纯文学趣味要少，但比读科学，则趣味良多。也就是说，成之眼中的科学小说是一种趣味教育之作。遗憾的是，在他看来，国内作家科学水平太差，所以很少出现有价值的作家和作品。许与澄（1915）对科学小说的题材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科学小说应该撰写国学相关的题材：科学小说最有益于学子。然近世所传科学小说，大都限于医、理各科，无涉及国学者。宜按照游记体裁，作为地理小说；按照笔记体裁，作为历史、经学等小说。要以滑稽为主，不如此则不能引人兴味也。

以上描述基本展现了五四运动前后科幻理论的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科幻小说的创生时代，事实上存在着诸多讨论，诸多对立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讨论和观念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但科幻作为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为一种可能为中国找到更多出路、更好发展路径的文学的所谓“梁启超式”思维，随着讨论逐渐式微，而强调科幻应该是一种吸纳西方文明、倡导科学精神、传播正确知识的“鲁迅式”思维，随着讨论逐渐壮大，在科幻文学领域内，科学作为一种霸权的雏形渐渐显露。

随着更多现代西方科幻小说的翻译和引进，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作品的大量发行，亦有一些中国学者就此思索科幻文学的更多秉性。1921年，清华小说研究社（1921）在自己发行的小说创作手册中特别提到了威尔士（即威尔斯）的火星人故事，认为这部小说是在读者共同承认的前提下进行构造，把火星上的人类形容得生气勃勃、近情近理。虽然是“乌有先生”和“空中楼阁”，但作家的技巧和布局，使小说成为上乘作品。这是继梁启超和鲁迅等人之后，对科幻文本构造方式的再一次深化讨论。次年，瞿世英在《小说月报》（1922）上发表文章，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将威尔斯和左拉相互并列。作者认为，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学小说，都是以科学家的实验为观察方法创作的作品。这种作品以知识为依据，能破除空中楼阁的玄想。评论还认为，只有在科学势力所不及的地方，直觉和理想才能参与小说创作。文章进而讨论了科学精神的三种贡献，这三种贡献是：一、小说家的材料增加了不少。小说家更学了一种新的方法。二、小说家因受了科学的濡浸，对于人生肯老老实实地写出来……这真是近代小说的特别优点。三、因为科学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改变了，于是小说家也不得不改其对于人生之见解，从另一个方面去观察人生。这位作家还指出，虽然科学精神可给小说家提供很好的资源，但也会在某些方面给文学造成损失。首先，注重事实会轻视想象，并由此失去精神的真理。其次，人不是机器，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的探索，可能会损失精神层面的东西，减少人的同情，造成文学“吃了科学的亏”。由于科学和文学都以求真为要务，“所以，现在的小说家不可无科学常识。”由于上述分析已经进入到非常恰切的科幻性质、科幻与文学的关系、科幻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因此，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亟待深入发掘。

1940年，顾均正再度借威尔斯的小说阐述自己的科幻观念。他在自己改写的短篇小说集《在北极底下·序》（1940）中谈到，自从“八一三”之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小说《未来世界》曾经在中国风行。这其实反映了英美科幻创作的情况。但是，威尔斯的小说其实并不科学，其中的幻想常常令人误解。为此，顾均正着手改进出一类不会被误解的科幻小说。

上述通过对威尔斯作品的评论所生发、意在针对科幻小说特征进行的讨论，由于存在着威尔斯作品的标尺，可以很容易地从理论导入实践再返回理论。这样的讨论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对增加人们的科幻意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但如此，这种针对作品进行的思索也可以针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展开。例如，杨世骥就在《文苑谈往》（1945）中对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进行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这是一篇幻想幼稚、架空、荒谬的作品。

除了聚焦于某位重要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科幻研究也在跨文类的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例如，周作人在一篇题为《科学小说》的文章中认为，国内的一些人希望在中国广泛地推行科学小说发展，这种做法本身可能存在着问题。至少在儿童文学中，童话是不可能被科学小说所替代的。因为童话与孩子们是相通的，而科学小说中如没有科学解释，便不是科幻小说，但科学部分会过分枯燥，阻碍了作品与孩子们之间的相通。这篇文章虽然主旨并非科学小说，但作者对科幻小说性质的思考，科幻与儿童文学关系的认识却相当深入，无疑应该是中国最早反思科幻与儿童文学关系的理论文献。再例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分析了小说的不同种类，在谈到科学小说一类时，他认为这是一类有科学和文化内容的作品，可惜的是，这类作品在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中没有成就。

全面分析从1902—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科幻理论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如下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所有文章都仍然显得过分短小，不能对全部思想进行核心性阐述，这样表达的观点不免片面。但另一方面，也给许多未阐述的部分留下了相当大的猜测空间。因此，继续发掘晚清到民国科幻理论的宝库，一定能为我们的科幻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灵感。其次，这一时期的科幻理论跟创作的发展虽然有所交通，但相互关系远没有后来发展得那么密切。毋宁说，在这一时期，理论家多数传达的是自己对这类文学的思考与期待，但是否创作能够证实他们的设想与期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多数情况下，结果可能恰恰相反。这也是许多积极的科幻倡导者最终停止了科幻倡导的原因。这一点也为今天的科幻研究应该怎样介入今天的科幻创作提出了警示。最后，这一时期的科幻理论研究既从文类角度进行大的跨界限思索，也从具体的文本构造方面进行结构思索；既从文化价值等社会学方面思索，也从科学知识的准确性等技术细节方面思索。因此，这一时期科幻思想所具备的全息性和包容性，是中国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出现过的。更多、全面、准确的分析工作，还需要在未来展开。虽然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但从上述一些理论文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科幻理论研究领域已经确立了科学的霸权。虽然梁启超主张科幻应该探索哲理，鲁迅主张科学与人情应该平衡交织，但至少积累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来看，强调科学应该在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章已经占据了多数，且少有看到反驳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更多报刊短文和作品的序跋针对科幻理论问题进行专题阐发。这样文章的数量，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可靠的估计，笔者推测也许为数百篇。在这些文章中继续跳动着大量的创造力的火花。例如，费明君在苏联科幻小说《加林的双曲线体》译后记（1952）中盛赞阿·托尔斯泰的预见能力，认为他看到了美帝国主义者想要侵占各国、独霸世界的野心和隐藏在民主主义中的阴谋。译者认为，托尔斯泰的幻想小说有一种特征，那是“善于用历史的姿态描绘出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他对小说的宏大规模、世界性表示肯定，认为作者将资本和科学的对立、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等都置于世界这个大舞台上，静观他们的生死搏斗。在创作方面，费明君提到了作家如何阅读科学书籍，如何去请教科学院院士。他还认为，这部小说吸取了侦探小说的手法，吸引住了读者的兴味，并且，是给苏维埃大众小说带去了新的题材。无疑，是一本健康的小说。再例如，王石安在《探索新世界》译后记（1952）中谈论了科幻文学在中国的意义，他认为，科幻在中国的喜闻乐见不是偶然的。这种受欢迎的情况出自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在学习了科学后，想做更多阅读；第二，这类作品中的故事结合人们的生活，比较易于被接受。此外，他还特别提到，鲁迅早就介绍过科幻。看来是要以此增加自己翻译外国科幻作品的说服力。王石安的评论将科幻与科学的位置的颠倒，认为科幻是阅读了科学技术著作之后的补充读物这一想法，在中国科幻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颠倒的作用和对未来中国科幻思想发展的影响，值得深入分析。在讨论科幻应该具有一种怎样的综合特征时，作者指出，科学小说可以作为灌输科学知识的工具，在此之外还可以促进读者的思想，提高创造新事物的幻想。也正是因此，这种小说，在苏联直接被称为“科学幻想小说”。科幻小说可以使读者面对自然之谜，以假想的方式提出某种新发现的方法，进入目前尚不可知的自然境界。此外，他还指出，科幻小说以科学法则为基础，但科学只是在作品中被运用，它必须使故事情节达到圆满的解决。作者还引用略普诺夫的话为幻想未来辩护。在介绍了苏联科幻发展的历史同时，王石安还对中国科幻作品进行了评价和评判，认为中国过去创作和翻译的科幻，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从上述简介中读者可以发现，有关科幻小说的科普工具论，自此已经由苏联文学译者引入。

除了对苏联作家的介绍，西方作家的少数作品也在被介绍和被批评的行列。例如，徐克明就在《威尔斯的“隐身人”》（1956）中指出，威尔斯的小说，更应该被当作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说，是社会性小说。但上述将科幻文学中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批判部分毫不留情地清理出科幻小说领地的做法，其实也是受到苏联科幻理论影响的结果。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译著者“后记”或报刊上对科幻图书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吸纳苏联科幻理论与思想的现象非常常见。凡尔纳小说再度进入中国之后，对凡尔纳的评价也从清末民初那种独立判断转向更多接受苏联影响。就连凡尔纳选集中一些译本，也是取道俄文转译的。因此，清理苏联科幻理论对中国科幻理论工作者或作家的影响，便成为今天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1956年，《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社发表郑文光以俄文原版为基础的译作《谈谈科学幻想》（1956），该文对苏联模式的科幻功能论进行了陈述。文章写道：教科书叙述着有益事物，给我们知识，文艺作品使我们思考，科学幻想作品则教我们去想象未来。这一描述把科幻文学与科学教科书相比较，事实上表达了苏联科幻论者对科幻文学属于严肃作品的基本思考。但是，作者继续写道：不应当把幻想小说理解为未来的精确预言。在许多情况下，幻想是运用了科学文艺形式。……在文学读物中，重要的是另一回事，作家告诉读者的是，为什么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它给人们一些什么？这一描述又将科幻小说的文学属性进行了很好的展现。可以肯定，苏联的科幻文学，是严肃文学中的一种，而不是流行小说。因为，苏联正在进行着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共产主义尝试，“在这样伟大的行动中，科学幻想作品完成了它巨大的作用，它启发着人类的愿望，向科学家指出研究课题”。作家并不是想预言未来。他只是说：“我们想在未来看到这个那个……”启发人去朝向科学的愿望，朝向理想，是科幻作品的最终目标。在郑文光译文发表的同一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苏联评论家O．胡捷的论著《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该书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苏联科幻理论的核心，即必须创作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显著差异的新生产社会，展现出这个社会中人的关系，正确地预见科学创新，并给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影响了中国科幻评论的发展方向。

由于苏中友好协会的强烈推荐，苏联科幻理论读物《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1959）被余仕雄和余俊雄兄弟翻译成中文，并由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苏联科幻理论汇编集，主要撰稿人之一略普诺夫是苏联文学理论家，不单单对科幻作品进行批评，同时也做纯文学批评。略普诺夫的《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是文集的第一篇，其中展示了苏联科幻创作的目的论和内容论。在目的论方面，作者认为，过去科学上的英雄事业和幻想，现在已经成为寻常事实。科学家是头脑清醒的人，正在做有根据的未来幻想。此处他举例说，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杨诺夫就曾经讲过：“这是幻想小说里的事情吗？不！这正是苏联科学所在做的工作。”而这些未来工作到底会怎样？科学工作者对未来的想象是什么？科学幻想读物负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使命，并且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凡尔纳、齐奥尔科夫斯基、奥布鲁切夫等人的科幻作品，正是用小说或特写的形式，为读者展开一幅化幻想为现实的图景。这里提到的两位苏联作家均为科学家，且都在创作科幻作品。科幻作家们“正在未经阐明的领域内进行它的研究工作”。

在科幻内容论方面，略普诺夫认为，幻想作品中所描写的、已经实现的事物，在科技中不过刚刚有眉目，因此往往推动发明家去解决问题。有时，幻想家的大胆想象，远远超过时代的技术。近年来科幻的特点，是面向现代生活中最有前途的科学技术问题。作者大量分析历史上的和最先进的航天技术，并对照国内和国外的宇航作品，指出其中实现的和正在实现的部分。作家还进行了小说文学方面的分析，指出哪些作品过分单调，哪些作品负荷了社会生活等。对人物和情节上的不足也有所指出。由文章可以看到，这位理论家不但熟悉苏联国内的作家与作品，也对西方作品非常熟知。他认为，西方作品的优点在于构思奇特，而思想性方面和技术性明显不足。文章还就海洋、电子控制、电脑与机器人题材、分析化学、原子物理学与半导体科技、大规模环境改造和未来世界的面貌等题材进行了专题讨论。作者的一句话语非常有趣，他指出：“虽然说反过来：美丽的空想与科学很远，任何时候没有实现的可能，但科学技术思想的最新成就，却‘出乎意外地’成了这一类中某些作品的基础，结果，空中楼阁变成了有科学根据的幻想了。”在这里，他还举出威尔斯《时间机器》中的反重力装置、凡尔纳《从地球到月球》中的大炮、别利亚耶夫《水陆两栖人》中的带有鱼肺的人体和《康爱齐星》等作品中的人造卫星作为证据，认为这些幻想都正在成为现实。

文集中第二篇重要的文章是斯·波尔塔夫斯基的《论科学幻想作品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文从科幻定义的重要意义和科幻小说中人的描写两个方面入手。在定义方面，作者指出，原有对科幻的定义是“描写出在写书的那段时间中不可能实现的事物”。然而，当前的问题是，幻想越来越难以赶上科学发展的速度。作者引用凡尔纳的话说，无论我如何杜撰、如何臆造，比起真实的东西来还是逊色的，因为科学成就超过想象力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未来预测方面的“取消论”，认为，既然科幻小说无法预测未来，就应该去普及科技成就。波尔塔夫斯基反对取消论，他指出，科幻不单单是为预见而做，这种文学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技术虽然是生活中的必要环节，但提高小说的社会意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纯粹写技术的科幻作品，就是脱离现实的作品。作者的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很有启发意义。

进一步，作者分析了当时流行在科幻领域中的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著名作家别利亚耶夫提出的，那就是“把不存在的东西描写成为已经存在的”，此乃科幻作品的任务和特征。遗憾的是，论者分析后指出，这样的定义会将社会未来小说或民间故事包容进去，不适合科幻定位。第二个定义则来源于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科幻是“实际上还没有实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但科学技术已有的发展一般已为它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对此作者又指出，这样的定义无法涵盖那些描写回到过去的科幻作品。况且，在他看来，以发明作为基础的科幻作品已属过时。

在批判了这些观点之后作者提出，科幻文学必须是人的文学，他写道：“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前景乃是：当一切科学部门迅速地发展和分类得极细的时候，科学发现和发明愈来愈少地成为幻想作家预见的因素，愈来愈多地由将来的变成了现在的。因而在不久的将来，不是发明的本身，而是人在利用它的无限可能性之中的组织作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创作科学幻想作品的基础。这个重心已经开始由机械和科学理想转移到人的身上来了，已经超出苏联大百科全书为科学幻想作品所下定义的范围了。”恰恰是重视对人的描写，才是科幻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核心所在。但是，作者在这里提出，以往的小说所撰写的状况已经或正在发生，作家可以寻找模板进行观察，而科幻小说作家需要解决如何表现“未来人”的问题。

为了论证作家怎样进行未来人的创作，波尔塔夫斯基分析凡尔纳和威尔斯的创作，他认为凡尔纳是浪漫主义、乐观、有科学预见的典型，而威尔斯则是现实主义、悲观、较少科学预见的典型。与此相比，托尔斯泰的小说《阿爱里塔》则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双重胜利。一方面，作家撰写了20世纪20年代俄国革命之后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导致了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宇宙；另一方面，作品又预料了一种科幻创作的新路：那就是以人为主导，以技术作为从属。作者认为，科幻作家应该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去研究如何描写未来的人。这里所谓的未来之人，指的是在阶级消灭之后，人的空闲增加，而创造性活动成为人的主要活动。

波尔塔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还指出，那种用“科学的可能性”去局限科幻小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了解科幻的性质、规律，不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无限可能性造成的。他还批评苏联科幻小说创作“至今”仍然没有鲜明的形象出现的现状。

著名科幻作家卡赞采夫撰写的《科学幻想读物》一文，主要论述科幻创作是一种创新过程。作者指出：科学幻想跟科学的假设相近。它可以由假设产生，也可以产生假设。作者还将读者作为苏联科幻作品中发明过程的参与者。在一种广义的科幻服务现实论的指引下，作者认为，叙述被实现着的幻想，将要成为苏联科幻作品发展的主线。“我们每天的成就都在为我国人民服务；科学幻想文学、科学幻想作品也应该如此”。与波尔塔夫斯基一样，作者批评那种想将科幻局限在现实的说法。他指出，应该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政治抨击”也应该是苏联科幻作品的一个重要枝干。当然，他举例所做的批评，一概是苏联作家如何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卡赞采夫最后写道：苏联幻想作家的使命是：创作和我们时代相称的作品。在谈论明天的时候，不要落在今天的后面。幻想应该奔放而不受羁绊，语言应该精炼，人物应该鲜明有力，能以其模范行为和思想去教导青年。

苏联科幻理论的引入、科幻作品的翻译和对诸如凡尔纳等作家作品的广泛推广，导致了新中国科幻理论的重新建构。其中，苏联科幻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苏联科幻思想，简单地说就是：科幻文学应该是科学发现的先导，应该撰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1958年，郑文光在《往往走在科学发明的前面——谈谈科学幻想小说》（1958）一文中就全面展现了这些观念所造成的影响。作家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定义了科幻是一种描写未来的文学式样，这种文学应该跟科学具有紧密的关系。他写道：“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对自然做斗争的文学式样。”因为科学使幻想成为现实，因此，科学是科幻产生的基础。科幻要立足科学理论，且必须有科学根据。他举苏联作家阿达莫夫的《驱魔记》为例，认为科学幻想小说作者经常利用科学家们的一些天才的、尚未付诸实践的思想和设计去撰写作品。更有名的例子应该是别利亚耶夫的小说《康爱齐星》，这部作品的基础，是康斯坦丁·爱·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宙航行理论。虽然科幻必须有科学的基础，但郑文光认为，作品并不一定要寻求精确的科学验证。他写道：“然而，这决不是说，科学幻想小说是未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的最精确的预言。……因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就无需像科学家那样依靠千百次观测、反复的实验、穷年累月的计算去建立科学的假说，只要不违反基本的科学原理，作家完全有权利在作品中加进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天才臆测。想象力，这是一切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尤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幻想小说正是继承了古典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的传统，而成为具有充分的浪漫主义特点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型。”不寻求精确，也就意味着科幻允许在技术问题上违反科学（原理）。郑文光为此还举例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指出其中炮弹飞行的速度不足以使其到达月球。当然，不是说所有科幻小说都存在着科学上的问题或违背，郑文光也指出，一些科幻作家可以采取大胆假设来阐述卓越的科学思想。他举例叶菲烈莫夫的小说《星船》对外星球来客的描写，认为是非常好的作品。

其次，郑文光指出，科幻的感染力源于小说的故事、文字、形象和其中的精神力量。科幻不同于教科书和科学文艺读物，这类作品是通过文字感染力量和美丽动人故事情节，形象地描绘现代科技无比的威力，指出人类光辉灿烂的远景。用美妙的想象力启发和培养科学爱好，号召人们在征服自然中立功并向科学技术进军。这里他还引用列宁对幻想的评价作为支持科幻作品的理由。

最后，在讨论如何更好地繁荣科幻事业时，郑文光认为科幻的阅读需要指导，此外，他还对当前的创作现象进行了若干批判。

笔者认为，郑文光的这篇论文，是新中国早期科幻理论论述方面的最重要的文本。从中不但可以发现苏联科幻理论的影响，更可以发现中国作家在探索科幻创作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障碍和克服障碍的设想。文中对科幻与科学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索，已经隐含表达了消解科幻中科学霸权的潜在意向。可惜的是，郑文光的这些思想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并没有激发出更多回应。

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整整17年的中国科幻理论演进，放弃了此前那种多元包容的，将文化先锋、文化批判、哲理生成、科学传播共融一炉的范式，转而将讨论集中到业已形成的、被苏联科幻理论强化的“以科学作为基础、以未来发展作为目标”的相对较小的思考范畴。笔者认为，这种新范式跟早期的那种范式之间的明显断裂性，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大变革所造成，此外，也受到苏联理论的强化。但是，在接受苏联理论的同时，并未完整准确地将其中“文学与人的关系”掌握好，因此，科幻在中国便逐渐地退化为一种向儿童普及科学知识的文学。这一时期的创作也显得缺乏活力，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现，也没有一部真正能够供成人阅读的作品。由于受苏联理论风潮的影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介入，中国的科幻文学建立起一种以思想性为核心的评定标准。这里所说的思想性，主要指一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肯定，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否定。这一点在1966年《科学画报》发表的自我批评文章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该文针对早先发表的一篇苏联科幻小说《苏埃玛——一个机器人的故事》（1963）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进行了反省，指出这样一篇讲述机器可能战胜人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发表，表明编者没有真正掌握好马克思主义。

1976年，中国科幻小说开始复兴。在此期间，叶永烈成为中国创作最多、质量最高、成就最显著的科幻作家。他在创作之余所撰写的《论科学文艺》（1980）中设计了专门章节，讲述科幻文学的基本理论。这是至今为止中国最早出版的、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包含大量科幻理论内涵的专著。书中不但概述了科幻历史，专题介绍了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和伽莫夫等科幻作家，还对科幻的特点、想象力、构思、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悬念运用、科学性等做了专门的描述。在叶永烈看来，科幻小说至少有如下三个要素，这些要素后来被叶永烈写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1978—1993）和蒋风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1993）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叶永烈看来，科学幻想小说是通过小说来描述奇特的科学幻想，寄寓深刻的主题思想，具有“科学”“幻想”“小说”三要素，即它所描述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这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它通过小说来表现，具有小说的特点。

更多作家和学者也在繁荣的科幻创作面前希望找到以科幻小说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文艺的真谛。例如，刘后一就曾指出，科学与文艺都是古已有之的人类文化产物，而且，在人类的历史上，科学与文艺亦经常结合在一起。由于整个文章针对的不单单是科幻文学，因此，只能选取作者谈到科幻文学的部分。这部分重点在分析科学文艺作品的科学性。刘后一指出，“在科学文艺中，经常可能出现这种或那种错误，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科学是很复杂的，而文艺要求全面看问题（当然科学也愈来愈感到必须综合地研究大自然了）。前面说过，穷一个人毕生之力，都很难看到某一学科的端倪。科学之谜还多得很，甚至愈来愈多。很多问题连科学家都还在争论中，能要求一个科普作家什么都精通么？”这是一种非常朴素、坦白，但却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作者创作过《“北京人”的故事》《“半坡人”的故事》等对古人类生活进行玄想的作品，因此这些论述确实是有感而发。高士其也在为《科幻海洋》杂志创刊撰写的长文中，对科幻文学进行了非常具体和细致的探索，他写道：“科学小说或科幻小说，是以小说的体裁，描写人在科学领域内的实践活动的，它应具有小说的特点。它有故事情节，有典型形象的塑造，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类探索、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活动，有着丰富的内容。”郑公盾在《我们需要科幻作品——祝〈科幻海洋〉创刊》（1981）和给《科学文艺》撰写的发刊词中都认为，阅读科幻作品能使人像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一样浑身舒服，“科学幻想是生活的必需”，能使人“为之一振”。郑公盾还在《提倡科学文艺》（1980）一文中指出，“科学文艺，是科学，也是文艺”。“科学文艺创作，首先是为特定的科学知识、科学内容服务的。科学文艺倘不能表现特定的科学主题，描写的是不科学、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东西，那当然谈不上是科学文艺作品。其次，科学文艺又必须具有一般文艺作品的特性，首先它要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描写来表现科学，使读者情不自禁地、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和教育。”饶忠华受到一系列作品的启发，又分析了当时一些科幻作家的创作心得认为：科幻小说与普通小说不同，普通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人文构思，而科幻作品在这个人文构思之外，还有一个科学幻想的构思。这就是后来俗称的“两个构思”理论。“两个构思”理论其实是对科幻文学多种属性的一种形象描述，在饶忠华看来，任何科幻作品都必然有两个构思，而成功作品应该是两者结合的典范。饶忠华还指出，科幻文学的如下社会功能已经被肯定：第一，诱导人们热爱科学；第二，使人们从中获得知识和启示；第三，有助于强化大脑功能。

鉴于国内科幻的繁荣和科幻理论争论的逐渐兴起，对重新寻求西方科幻理论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198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文学院教授菲利普·史密斯到上海外语学院访问时采用科幻作品教授英文的做法，使中国读者和学生再一次跟西方科幻作品、特别是科幻理论相遇。在那个时候，负责这个课程的中方教师吴定柏就开始紧紧跟随西方科幻发展的脚步，一方面将西方科幻作品译介到国内，另一方面试图将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在他的协助下，史密斯参加了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的交流，并为以叶永烈为代表的上海科普作家提供了大量信息。此后，吴定柏还在西方主编了第一部英文版中国科幻小说选。

以上海为基地进行西方科幻译介的作者还包括陈渊和郭建中。陈渊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他翻译了大量短篇科幻小说并将科幻史上的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译成中文。郭建中不但参加了多个中国作品向国外的翻译计划，在杭州大学建立了科幻小说研究中心，还在20世纪90年代将美国作家詹姆思·冈恩的《科幻之路》全部译成中文。

在北京，长期从事西方文学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逢振则在1979年7月25日、8月8日、8月22日连续三次在《光明日报》发表《西方科学小说浅谈》（1979）一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概述了西方科幻发展的历程。该文总共分成三个部分，探讨了科幻作品与科学、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在科幻与科学方面，王逢振认为，“科学小说与西方科技发展有密切关系”。他论述说，“一般来说，优秀的科学小说具备以下两点：首先符合当代的科学事实，其次在预示科学发展方面有突出的见解。科学小说与科学常常是一致的，而且许多科学发明没有应用之前，就在科学小说里得到描写。”“当代科学小说涉及到科学的各个方面。然而科学小说毕竟只是利用文学来表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它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对科学定理做严密的论证。因此，它常常包含这样一些概念：实验的证据可以在其他时间或地点再现，实验的结果可以脱离实验而独立出来，理智和推理的结果可以表示决定性的预见，并且测量的参数和变数可以根据需要而加以改变。当然，这些概念在小说里常常彼此矛盾，但并不影响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王逢振的分析不是简单的理论推演，相反，他还拿出物理学、数学、能源、生物学、心理学方面的西方科幻作品作为例证。在谈到科幻作家的构成时他指出，“实际上，不少科学小说的作者本身就是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他们的作品常常是科学研究和实验的真实记录”。恰恰是这种跟科学的无限接近，导致了西方科幻作品跟科学之间的那种深入和广泛的联系。在讨论科幻与社会的关系时，王逢振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种看法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十九世纪末，当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西方刚刚立足的时候，它与宗教和神话严重对立。伴随着它的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结局和科学应用于生活的小说的繁荣。这种小说充满了空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完善了科学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品种。”“这一时期，乌托邦主义的题材盛行，但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某些作家虽然承认科学知识有益于人类条件的改善，但却怀疑事情是否会永远这样。”王逢振还特别探讨了时代精神与科幻作品之间关系，他指出：“从以上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不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西方有人说，科学小说可以称之为‘警世文学’。”当然，科幻小说不排斥科普行为。“由于科学小说通过描写科学和科学的发展来表现作家的看法，所以它在客观上还起了传播科学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一经与科学想象结合，就会给人以遐想、启示和力量，从而引起科学创新，促进科学的发展。”在这个地方，王逢振援引了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的观点，他评价说：“很明显，鲁迅认为用文艺来传达科学思想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而科学小说正是传达科学思想的最好的文艺形式之一。实际上，自从凡尔纳以来，许多科学小说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文艺应该服务于人民的需要，应该起鼓舞和教育作用，所以有人说，优秀的科学小说具有科学启蒙的作用。”由于仍然受到“文革”时期对西方文学认知的影响，因此，王逢振对西方科幻作品的评论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迟疑。例如他写道：“科学小说在西方世界依然是方兴未艾，但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是追求离奇的情节，执迷于神秘怪诞的冒险，缺乏思想性和科学性；另一种是表现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描写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富有深奥的哲理和科学的预见。”从现在的观点看，追求情节和冒险，并非科幻文学的缺陷，恰恰相反，科幻文学是古典冒险文学和情节小说的继承者。科学性的多少，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在讨论过西方科幻定义和一些理论之后，王逢振也对当时的西方科幻文学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进行了预见。他指出，在西方文学史中科幻文学并没有占据可能的位置，对这点，他的解释有如下四个：第一，这些作品曾经出现在低级杂志上；第二，正统的文学研究者可能对这类作品不屑一顾；第三，一些人无视科幻力量的强大；第四，不可否认，科幻创作中有低劣作品存在。在全文的结尾，王逢振引用剑桥大学学者霍尔的观点指出：人们说最低级的作品可以从科学小说里寻找，我认为此说无可厚非。因为一提起科学小说，立刻令人想到那些可怕的流行杂志。我在此地要提出另一种相反的主张：将来最高级的作品亦须在科学小说中发掘。

王逢振的这篇长文，在当时的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作者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被忽略的西方科幻文学，竟然发生了如此多、如此大的变化，确实地感到中国科幻文学在赶上世界前沿的道路上还有着相当长的距离。但也从此获得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认识到西方科幻文学确实是中国作家学习想象力的宝库。这一举动进一步强化了科幻文学的引进工作和科幻理论的发展。江苏科技出版社遂邀请王逢振等人为核心成员，形成编辑团队，出版了《科学文艺译丛》。该译丛直接翻译了当时刚刚出版的美国评论家罗伯特·斯科尔斯的《科幻小说》的部分章节。《光明日报》还根据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的文章发表的瞿昭旗摘译的《科学幻想之父》（1979）一文，提供了许多关于凡尔纳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更新了人们对这位科幻大师的看法。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黄伊主编了两本影响重大的科幻研究论文集，它们是《作家论科学文艺》（一、二辑）和《论科学幻想小说》。两本文集收录了此前最重要的、见诸报刊的国内外科幻理论文章，还邀请一些当红作家撰写了自述或论文。在台湾，吕金鲛（吕应钟）出版了《科幻文学》（1980）、沈西城于1983年出版《我看倪匡科幻》（1983）。包括《大众科学》（1983）、《海洋儿童文学研究》（1985）等也出版了科幻专号。

上述有关20世纪中叶中国科幻理论的发展描述，省略了这一时期一系列围绕科幻的最重要的争论。这些争论围绕科幻作品的技术细节、科幻作品的功能、科幻作品的性质等多方面进行，交织着文学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现代化的中国文明与西方外来冲击之间的复杂观点的博弈。以科幻作品的性质为例。从晚清开始的那种对科幻文学属性的争论，不但没有被新时期的繁荣的创作和理论争执所终止，反而被继续扩大。1978年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后他受邀撰写创作心得，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科幻文学的主要目标不是科学普及，而是传达一种科学的人生。这一说法竟然获得了全国作家的交相呼应。大家认为，这样的宣示推翻了压在作家头上的巨石，打开了通向自由创作的道路。但理论工作者却认为，对于科幻文学，此种放弃了科学作为小说核心的观点无疑是“灵魂出窍”，有损繁荣。很快，这场纯粹的文学争论跟其他争论一起，被诉诸政治权力的裁决。有关这一时期的详细过程，将在本书第一章中详细讨论。因为它清晰地传达了科学霸权和政治霸权联姻后影响科幻文学发展的十分典型的社会学案例。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的整整20年中，中国的科幻文学基本摆脱了政治压力，转而面对商品经济潮流的冲击，走出了一条从疲弱趋向繁荣的新的通路。

1991年，四川《科幻世界》杂志开始占据中国科幻发展的中心位置，主持召开了三次世界科幻会议，培养了多位新作家，提振了科幻文学的士气。《决斗在网络》（星河）、《生命之歌》（王晋康）、《三体》（刘慈欣）、《红色海洋（片段）》（韩松）等作品，还获得了广泛的读者认可。《科幻世界》杂志也因为其在商业上的成功，赢得了许多出版工作者的赞赏，在高等学校，出现了研究这个刊物发展成熟的多篇学位论文。此后，这一杂志会同全国其他出版社一起，推出了大量西方科幻文学名著，使国内读者真正见到了久已听说、但从未阅读过的国外科幻经典。

在这期间，科幻理论研究出现了三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首先，科幻理论专著出版量有所增加，其中最多的是对国外科幻理论的译介。像克里斯蒂安·黑尔曼的《世界科幻电影史》（1988）、法国学者让·加泰尼奥的《科幻小说》（1998）、英国学者约翰·克卢特的《彩图科幻百科》（2003）、韩国学者郑载承的《与物理学家一起看电影》（2003）、美国学者威廉·欧文编的《黑客帝国与哲学：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2006）、英国学者亚当·罗伯茨的《科幻小说史》（2010）等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给中国读者看到了西方科幻文学的主要理论脉络。而英国作家彼德·科斯洛特的《凡尔纳传》（1982）、法国作家让·儒勒—凡尔纳的《凡尔纳传》（1999）、法国作家奥利维埃·迪马的《凡尔纳带着我们旅行》（2003）、让-保尔·德基斯的《科学诗人凡尔纳》（2007）、英国作家米歇尔·怀特的《阿西莫夫：逸闻趣事》（1999）、美国作家阿西莫夫的《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上下册）（2002）、英国作家D.J．泰勒和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的两本《奥威尔传》（2003,2007）、英国作家N．默里的《赫胥黎传》（2007）、美国作家多萝西·胡布勒和托马斯·胡布勒的《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2008）等科幻作家传记的出版，则给中国作家和读者提供了鲜活的创作过程的个案。

1990年后的20年中，科幻理论著作在各地的出版量都有所增长。1991年，杜渐在香港出版了《世界科幻文坛大观》（一、二册，1991）。由杜渐和李逆熵（李伟才）等编辑的《科学与科幻丛刊》（1990）总共出版六期，其中也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章。1996年，李逆熵在香港出版《挑战时空——遨游奇妙的科幻世界》（1996），再度认真探索科幻文学的理论问题。在台湾，洪凌出版了《魔鬼笔记——科幻、魔幻、恐怖、怪胎文本的混血论述》（1996）和《倒挂在网路上的蝙蝠》（1999）、张系国出版了《V托邦》（2001）、吕应钟和吴岩出版了《科幻文学概论》（2001）、叶李华主编了2003科幻研究学术会议论文集《中文科幻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2003）和《科幻研究学术论文集》（2004）、黄海出版了《台湾科幻文学薪火录1956—2005》（2007）、傅吉毅出版了《台湾科幻小说的文化考察》（2008）。此外，《幻象》（1990—1993）、《幼狮文艺》（1993,1994,1997）、《中外文学》（1994）《科学月刊》（1998）和《诚品读书》（2000）等都大量发表科幻理论文章或编辑过有关科幻理论的学术专号。

在内地，韩松出版了《想像力宣言》（2000）、金二出版了《接入“黑客帝国”》（2003）、孙昊出版了《解码黑客帝国》（2003）、郑军出版了《科幻小说：预言与真相》（2003）、阿一出版了《黑客帝国发烧手册》（2004）、郭建中出版了《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2004）。尹传红出版了《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2007）、杨晓帆出版了《〈我，机器人〉导读》（2007）、江晓原出版了《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2007）、杨鹏出版了《科幻类型学》（2010）、姜倩出版了《幻想与现实：二十世纪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2010）。与正式出版物同时印行的，还有几本未正式出版的科幻教学和会议文集。例如，吴岩于1991年主编的《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1991）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印行，总共1000册，虽未正式出版但影响颇大。姚海军编辑的科幻理论刊物《星云》（1993—2006）获得了全国科幻迷和一些作家的支持，总共出版30余期，发表了大量重要的科幻理论文章。此外，《科幻世界》杂志主编的《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论文集》（1997）和《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文集》（2007）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互联网的产生使过去只能由作家反思、读者应对的科幻理论研究模式彻底改变，出现了“科幻理论网”“中国科幻研究工作坊”“科幻网”“飞翔网科幻论坛”等特别重要的科幻网站，先后走出了郑军、兔子等着瞧、三丰等在网络上颇具人气的科幻研究者，更出现了《边缘》《新幻界》《幻想新刊》等网络刊物。网络科幻研究具有交互性，当帖文出现后，立刻可以引发读者的关注并进行点评，而作者也可在这种点评中不断改进，丰富自己的观点和改进论述技巧。正是因为网络的人气作用，许多作家也相继开始了网络生活，他们在新浪等网站开设的博客，吸引了大量读者围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是，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台湾和内地相继成立了以科幻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团体。以香港中文大学王建元（目前已经转移到树仁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叶李华、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和笔者为领导的三个中心，都希望将科幻研究作为一个主要领域进行专题性探索。与此同时，在大学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论文中，科幻文学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21世纪以来，在台湾，以科幻研究作为主题的博硕士论文已经超过100篇。在内地，以科幻为主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总数也开始大幅度增加。而北京师范大学则获得了全国第一个专门对科幻文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进行探索的社科基金项目。

纵观本世纪之交的20年时间里，中国科幻研究可以发现，无论从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在科幻文本的构造、科幻的社会功能、科幻与科学的关系、科幻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方面，中国科幻研究的领域正在全面拓展，形成了六个方面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第一，在内容方面，1990—2010年的科幻研究强调跟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思潮的全面接轨。例如，王德威、杨联芬、林健群等对晚清科幻小说现代性的关注，使人们更加深入地观察中国文化转型时代科幻文学的作用。而陈平原、吴岩、方晓庆、任冬梅则从小说中科学的由来、科学观的展演、晚清科幻中的激进与保守、晚清科幻作品名称的演变等方面，对科幻现代性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微观描述。张治、胡俊和冯臻等还将科幻的现代性问题拓展到新中国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吴岩提出，科幻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科幻既是现代化过程的描述者，又是现代化过程的参与者。在现代性理论之外，女性主义也被用于科幻分析。包括王建元、陈洁诗、彭浪等人的研究，不但剖析了科幻小说的女性主义本质，也对女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

第二，在深入研究西方科幻理论的背景基础上，对国外科幻理论的整体图景和相互关系获得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例如，王建元对从后现代科幻理论和女性主义科幻理论所进行的深入剖析、贾立元从欧美文化左派和文化右派针对科幻的不同态度上发现了思想的建构与解构之间的对抗等。后者还将这种对抗分析方法引入到中国科幻作家和作品研究之中，取得了初步成果。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力求采纳多种方法以达到全方位的探索效果。仅以如何研究科幻中的科学为例，吴岩采用了心理学中构筑内隐概念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大学生对科幻文学内隐概念的建构，江晓原采用类型统计学方法研究了数千部科幻电影的科学主题，高福军利用文化研究法探测火星题材科幻作品的原型和含义，房立华采用生态文学研究法探索了中国科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主题，刘妮采用叙事学方法分析了韩松小说中的时间错位，吴岩和方晓庆采用文本细读方法，研究了中国早期两部科幻作品中的科学观念，郭凯用科学史学方法研究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叙事方式。所有这些多元的方法，都在不同侧面解析了科幻文学中的科学存在方式。

第四，对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中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源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例如，吴岩、陈洁、陈宁等对郑文光的研究，肖洁对童恩正的研究，鲁礼敏对潘家铮的研究，董仁威、尹传红和杨虚杰对一系列新老科幻作家的专访，吴岩在北京师范大学科幻课程中对赵世洲、冷兆和、余俊雄等进行的“中国科幻口述史”记录，以及杨鹏、王泉根、杨蓓等对20世纪90年代科幻发展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综合抢救了相关的历史信息。

第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引人入胜的争论焦点。例如，2003年葛红兵与王泉根的争论，引导大家重新反思科幻文学在儿童文学（或儿童文学在科幻文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代表的奇幻文学的兴起，则将科幻文学与奇幻文学的关系提上了科研的议事日程。此外，科幻文学到底应该属于类型文学还是主流文学，也仍然处于焦灼的争论之中。

第六，组织社会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幻与民族自主创新能力开发研究”，通过对知名科学家的访谈、对5大报刊的458份问卷的分析，以及对科幻作家、编辑、理论家等的征稿，获得了科幻与民族自主创新关系方面的肯定性证据。

本节简单地描述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科幻文学研究领域所展示的理论图景。读者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入想象性和描述性两个大的类别之中，而且以想象性研究为多。想象性研究的作者以自己对科幻文学的标识和领域作为自己想象的空间，以应然方式探索科幻理论。由于在进行想象性研究的作者之间、研究的结果跟创作现实之间都有巨大的差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想象性研究的繁荣也造成了今天科幻研究中莫衷一是的复杂局面。另一类研究以现象描述为主要方法，试图实事求是地展示科幻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和文化过程，但这类研究者要么将科幻文学当成一种自身具有活力的主体，要么则把领域分解成不同个体独特现象。而一旦采纳了统一的活力领地的视角，则研究者的成就已经升级到整体性的解读，即跳入了想象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采纳个体结合成整体的方式进行工作，则可能堕入分散和零星，堕入一个个渺小的、无法归纳和推论的独特性空间。因此，为了摆脱这种想象和描述之间的两极分化，就需要探索一种从“中观”的水平研究科幻文学的方法。如果说单独的作品属于微观世界，整个科幻领域的整体面貌或整体历史属于宏观世界，那么作为连接两大世界的中观层次，选择作家应该比较恰当。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状况下，迅速展开一项关于作家层次的研究，将有助于宏观与微观结果的相互结合，有助于将想象性与描述性研究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