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汉文史籍对柯尔克孜的记载

自《史记》开始，历代汉文史籍多有对柯尔克孜及其先民的记载。由于汉族史学的相对成熟，故而这些记载在构建柯尔克孜族历史以及研究中央政权和史家的民族思想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汉至南北朝史籍的记载

这一时期柯尔克孜先民作为一支游牧于漠北草原的部落，先后役属于匈奴、鲜卑、柔然、高车和突厥。中原史籍在记载匈奴、突厥等民族的同时，往往附带叙及柯尔克孜先民的历史。

《史记·匈奴列传》提到匈奴北部有个“鬲昆”国。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言：“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汉书·匈奴传》记载郅支单于破坚昆的同时，还记载坚昆的方位，“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39]

三国《魏略·西戎传》记载：“坚昆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其四至，“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40]

《魏书·官氏志》载，北魏皇室给各分支赐氏，“或自所居，或以国号，或用官爵，或用事物”，魏献帝“以兄为纥骨氏”。[41]这说明柯尔克孜先民纥骨当时是魏的属国。

以上史书对柯尔克孜族的记载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这些记载整体来看都极简略；二是记载随着历史的进程呈现增加的趋势。这足以说明，柯尔克孜族先民的活动范围在扩大，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亲近，越来越多地为中央王朝所了解。

二、唐宋史籍的记载

唐宋是柯尔克孜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被称为结骨、黠戛斯，有“众数十万，胜兵八万”[42]。唐朝在柯尔克孜人聚居地设立坚昆都督府进行统治。

唐杜佑（735—812）撰《通典》是最早为柯尔克孜先民结骨立传的史书。其卷二〇〇《边防典十六·结骨传》记载：“结骨在回纥西北三千里，胜兵八万。其国南阻贪漫山。多林木，夏沮洳，冬积雪，往来险阻，有水从回纥北流逾山经其国。其人并依山而居，身悉长大，赤色，朱发绿睛。”书中谈及结骨人的衣食住行、婚丧习俗等等情况，还记载“大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其君长遂身入朝”。[43]

唐李德裕（787—850）因其对黠戛斯历史与现状的熟悉，先是撰写了《黠戛斯朝贡图传序》，既而为皇帝代笔起草了四篇给黠戛斯汗的诏书，总共约四千字。[44]内容多是黠戛斯的情况、对其朝贡的嘉勉、对其与唐联合打击回鹘的表彰，全面地反映了黠戛斯的历史，以及与唐朝始终如一的臣属关系，说明唐朝对黠戛斯的依重，体现了唐朝宽松的民族政策。

《唐会要》[45]是宋王溥根据唐人会要资料整理而成。卷一〇〇有《结骨国》传，除录自《通典》的内容外，着重记载了结骨国与唐王朝的交往。作者还引述玄宗时安西都护盖嘉运所撰《西域记》中对其族国名称变化的辨析，指出结骨、纥骨、纥扢斯、黠戛斯、戛戛斯都是坚昆在唐朝的传译。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乐史撰，是北宋前期的全国地理总志。该书卷一九九《北狄十一·黠戛斯》，记载了黠戛斯与唐王朝交往朝贡的历史。“唐贞观六年（632），太宗遣偃师尉王义弘使其国。十七年，坚昆遣使贡貂裘及貂皮。二十二年，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自入朝，云：‘臣既一心归国，望得国家官职，执笏而已。’遂授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仍列其地为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46]此后黠戛斯常遣使来唐，记载有永徽四年（653）、会昌三年（843）两次朝贡，还记载了黠戛斯的地理方位、土俗物产，包括男女服饰、十二生肖纪年、气候、农作物、饮食、乐器、牲畜、动物、铁兵器、兵制、税制、婚丧习俗等各个方面。其中多次提到“同于突厥”、“此回鹘所与”、“与回鹘同也”、“大抵与回鹘同”等，说明黠戛斯的许多方面受到突厥与回鹘的影响。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后附《黠戛斯传》，这是柯尔克孜族在“正史”中的第一个传。传中记载了黠戛斯的地理位置、历代名称、军事力量、环境习俗、体貌服饰、十二生肖纪年、物产、君主职官、部落牙帐、音乐、祭祀、婚丧、语言文字、法律等等，全面展示了柯尔克孜先民社会、生活、生产的画面，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表明柯尔克孜族先民与唐朝联系密切，故而越来越被中原王朝所熟知。

这一时期，柯尔克孜族史料还见于诸如《隋书》铁勒传，《北史》突厥传、铁勒传，旧《唐书》诸本纪、地理志、回鹘传，《旧五代史》回鹘传中。

这一时期中原史籍对柯尔克孜族的记载有如下特点：一是出现了记载柯尔克孜族先民的专传，内容较前一时期更详细、更丰富；二是记载重视柯尔克孜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三是各书的记载虽有重复，但更有不同的取舍，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原皇朝对该族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的深度。

三、辽元清史籍的记载

十世纪初，契丹（947年改称辽）兴起，取代了黠戛斯在蒙古草原的统治。契丹人称黠戛斯为“辖戛斯”。931年，辖戛斯成为契丹的属国。大概由于辽亡后资料佚失，故《辽史》对辖戛斯的记载很少，仅在本纪中记载了辖戛斯的几次朝贡，在诸志中记载了属国辖戛斯的设官，在列传中记载了几位大臣对辖戛斯的出使。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有148字的吉利吉思小传，首先言其族名的由来，称“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47]，然后记载了其地理方位、户数、辖境、语言、生活习俗、土产名马等。

清朝称柯尔克孜为“布鲁特”，并以天山为界，分为“东布鲁特”和“西布鲁特”。清朝史籍关于柯尔克孜族的记载较多。

清傅恒等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为记载东起嘉峪关，西含新疆全境的地理志书。其卷四五《藩属二》中记载有东布鲁特和西布鲁特，主要是二者向清皇帝朝贡的情况。

《西域闻见录》是清七十一任职新疆时所撰。文中称布鲁特为“回子部落”，记载布鲁特“地界安集延、喀什噶尔之间，地广人众”。[48]部落首领称为“比”。比死后，由他的儿子或者弟弟继位。布鲁特的“风俗语言与回疆大同小异”。布鲁特人喜欢汉地的瓷器、茶叶、绸布、烟酒。“人贪而性悍，轻生重利，好杀掠劫夺，勇于斗战。”书中还记录了布鲁特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物产习俗。

清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又名《新疆识略》，记载了布鲁特归属清朝的过程，帮助清政府剿回，风俗习惯，大小头目的任命以及清朝对布鲁特的管辖。该书资料来自档案或调查所得，颇具史料价值。

清汪廷楷、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又名《伊犁总统事略》，是一部反映乾隆、嘉庆时期新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地区情况的官修志书。该书卷一一记载了布鲁特源流以及布鲁特和清政府的交往。

《新疆图志》是清末新疆建省后第一部全省通志，其卷一六《藩部》中有东西布鲁特部，着重记载了布鲁特和清政府的交往。

民国初年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五二九《属国传四》中有《布鲁特传》，记载了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东、西布鲁特先后内附于清廷的过程，布鲁特的社会组织、官职任免、朝贡规格，嘉庆、道光、同治间布鲁特的反叛，光绪间西布鲁特重新归附清政府，沙俄侵并大部分布鲁特，只有千余家布鲁特留在了新疆境内，为清廷守边。此外，有关布鲁特的记载散见于高宗至德宗本纪、地理志、礼志、职官志、兵志、邦交志、诸列传中。不知为什么，柯尔克孜族长期抗击噶尔丹，协助清廷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的历史在传中一字未及，或许这正是该书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作为清朝的藩属，清朝史籍对柯尔克孜族的记载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内容丰富，且多侧重于政治和历史沿革方面，显示了清朝对于柯尔克孜的关注在不断增加，政治影响力也在加强；二是记载多有重复之处，这是因为各种资料互相征引，因时段和目的不同，故而记载会有重复和重叠之处。

总览汉代至清代对柯尔克孜族的撰述，呈现出了由略到详的特点，体现了中原王朝对其了解的逐步加深，更从侧面展现了柯尔克孜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原士人对于西域认识是逐渐变化的。从地域上看，是从域外变为祖国的一部分，而且地位越来越重要。从文化上也有一个逐渐接近的过程。随着清朝重新收复新疆，尤其是设立新疆省，中原士人的西域观才发生了深层次变化。这种变化对于近代中国西北疆界的最终形成意义深远。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然也就在中原士人的文字记载方面有了标志性的变化。诸史籍中关于柯尔克孜族的记载，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体现。清朝在新疆任职的官员连续编纂类似资料，体现了人们对于西域及其当地民族关注度的增强，这既是中原人士对于西域民族认识的深化，也显示了柯尔克孜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