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白族、彝族和土家族史学

第一节　元明清时期白族史学

一、白古通系地方史书

元明清时期是云南结束南诏、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割据势力，重新纳入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范围的重要时期。白族从云南的主体民族变成了聚居在以洱海为中心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央王朝加强对大理地区的直接控制，以及对南诏、大理文史典籍的焚毁，促使一部分白族学者开始追溯自身的民族历史，撰写史书，于是涌现出了“白古通”系地方文献，推动了白族史学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儒学教育的推广促进了白族地区汉文化水平的提升，造就了一大批汉文化水平较高的白族知识分子，促进了白族地区的文化发展。白族史学出现兴盛局面。

广义的“白古通”系地方文献史料则指以《白古通记》（《僰古通纪》）为核心的记载白族起源、发展，以及南诏、大理国历史的地方文献史料。具体而言，大致包括《纪古滇说》、《僰古通纪》、《绎年运志》、《云南志略》、《滇载记》、《南诏源流纪要》、《南诏野史》、《白国因由》等等。“它们或演绎《白古通记》，或据《白古通记》参录汉文史籍编纂而成，内容大都关涉南诏大理史事，并包括有相当多的神话传说。”[81]

《纪古滇说》又名《纪古滇说集》，元初张道宗撰，“为采录《白古通纪》及汉唐史书编撰的云南古史较早之作”[82]。书中记载了自唐虞时期，下迄南宋咸淳元年（1265）云南的地方史事，尤详于南诏时期的历史。其中以神话故事和宗教传说为主，夹杂汉、唐以来的史书记载。方国瑜先生评价：“南诏时事，采录《新唐书》之文，杂以佛教传说，史事亦多错乱。南诏亡后，大理三百年之事仅数语，后袭郭松年《行记》之文，并记元初事，按王崧《道光志钞》卷三《封建志序》曰：‘《纪古滇说》支离杂诡，乃好事者所妄造。’不足为典要也。有人以此书之年代较早而重视之，可与明代所作参校，惟引其数语，因不见于史籍，视为至宝，以证史则未必可取也。”[83]

《云南志略》四卷，元李京撰。李京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由枢庭宣慰乌蛮，寻升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曾亲历乌蛮、六诏、金齿、白夷诸地，根据见闻撰写了此书。该书记载了元代云南的山川地理、土产风俗、民族社会生活等。其《总叙》记载自春秋战国时期至元代云南的历史沿革，追述了南诏、大理国的辉煌历史，列举了南诏、大理国历代国王、年号及相关史事。方国瑜先生称《云南志略·总叙》之文：“颇具条理，非草率成书者可比，足见景山用力之勤。”[84]

《南诏源流纪要》，明蒋彬撰。该书以《白古通记》为蓝本，参考汉文典籍《汉书》、《唐书》、《通鉴纲目》等编撰而成。该书追述南诏源流，记述南诏、大理国历史世系事迹，以及元明时期攻灭大理的史事。方国瑜先生考证道：“此书参合史籍及《白古记》，简要编录，而附以考证。征引《一统志》、《大理郡志》、《唐书》、《通鉴纲目》、《南诏通纪》如序文所言，则可知出自史籍以及记载者，即录《南诏通纪》也。不获见通纪，惟可从此书知其大略。后此之《滇载记》、《南诏野史》、《滇史》诸书之源流，亦可推论其大概也。”[85]可见，该书在“白古通”系地方文献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

《滇载记》，明杨慎著。该书内容仍以蒙段史事为主，记载了南诏、大理国历史的源流、发展，罗列历代国主、年号及事迹，以及元代大理历代总管史事。嘉靖三年（1524），杨慎以议大礼被流放至滇。杨慎谓：“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书此矣。”[86]则该书系将《白古通记》从白文古书译为汉文著成。侯冲教授指出：“《滇载记》的内容出自《白古通记》而不是录自汉文史籍。与《僰古通纪浅述》、《白国因由》等书相比较可以看出，《白古通记》中的神话传说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后，在《滇载记》中已被删正。所留下的，除《白古通记》中涉及史的部分外，还有一些可以反映杨慎神话观的神话传说。”“作为一本对云南地方史志编撰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滇载记》是《白古通记》影响云南地方史志的代表。”[87]

《南诏野史》，明倪辂纂录，成书于万历初年。该书以《白古通记》为蓝本，间采各书而集录的“白古通”系地方文献。记述了上自南诏立国，下迄明军攻克大理，灭段氏，设流官统治的历史。“先叙善阐、白崖、昆弥、滇、白子、建宁诸国；次为蒙国传十三世，长和国三世，天兴国一世，义宁国一世，大理国传十四世，大中国一世，后理国八世；又次为段氏总管传十二世”[88]，并杂以神奇离异之传说和佛教神话故事。倪辂集成《南诏野史》之后，以抄本流传，明季以来，有数种改订编刻之本，如阮元声改订《南诏野史》、胡蔚刻本《南诏野史》、清代王崧刻本《南诏野史》等，均以倪辂本为底本，进行增删润色。“而《南诏野史》，则今存之书较为完备者。”[89]

《白国因由》，清康熙间大理喜洲圣元寺主持寂裕刊印。该书记载了观音十八幻化的故事，反映了南诏、大理国立国为君权神授、天神佑护的宗教神话。“《白国因由》虽通篇为宗教神话，但对于研究云南历史，考究云南宗教特点，探求云南神话传说的源流及演变仍有一定参考价值。”[90]同时，由于《白国因由》以《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以及《白古通记》、《南诏野史》诸书为底本，同为“白古通”系地方文献资料，对研究白族的历史文化亦具有一定价值。

“白古通”系地方文献，通过神话传说、佛教故事以及稗闻野史的记载，恢复、传承和保存南诏、大理国昔日的辉煌历史，在追忆往昔的同时，唤起白族的民族意识，强化白族的民族认同，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保存并发扬自己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白族文化，保持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独立存在，而不为汉族融合。明代相关之书，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明一统志》、《正德云南志》、李元阳纂《嘉靖大理府志》、《万历云南通志》、诸葛元声《滇史》、刘文征天启《滇志》以及曹学佺《云南名胜志》等书中，都有对“白古通”系地方文献资料内容的征引，足见“白古通”系地方文献的影响之大。

二、白族史学家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云南各府、州、县开设学校，大兴儒学，传播汉文化。不少白族知识分子通过接受儒学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为官等方式有机会走出云南。他们“受到当地汉文化的熏陶，吸取汉文化的精髓，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91]，形成了对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白族知识分子群体。

明代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大理太和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分宜知县、江阴知县、户部主事、江西道监察御史、荆州知府等职。其先因“大礼议”案被贬出京，后以忤逆当权者而除御史之职。1540年其回乡隐居，著书立说。其诗文集有《李中溪先生全集》，儒学著作有《心性图说》（已佚），地方志有《万历云南通志》和《嘉靖大理府志》。

《万历云南通志》的成书年代，天启《滇志·凡例》记为万历五年（1577），方国瑜考证为万历四年。全书分十二类，即地理、建置、赋役、兵食、学校、科目、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附以杂志，详细记载了云南一省的山川地理、建置沿革、贡纳赋税、学校科举等情况，首辟《兵食志》，记录明代卫所、军实、屯征等详细情况。有的学者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和天启《滇志》进行比较，将《万历云南通志》的特点总结为：“一、开了明代私人编修云南省志的先河。前两部志书都是官修的，从《万历云南通志》才开始有私人修纂。二、编排体例有所突破。前两部志书都不分类，在各目下叙事。万历志则分十二类，其下又有总目及子目，相当于几级标题，层层推进，线索清楚。三、条目编排重点突出。万历志着力写建设、赋役、兵食、学校、羁縻志等，与当时云南的形势密切相关。四、万历志是明代云南通志的集大成者，到此时通志的编修基础已经定型，对后世的志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2]

郑志惠教授将《万历云南通志》反映的李元阳的民族思想，总结为“天下一统”的整体观、“无间华夷”的民族观和“爱民抚夷”的羁縻观。[93]而其核心就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和对“大一统”中央王朝的认同。分析李元阳在《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中叙述南诏、大理历史时对《白古通记》的大段征引，不难看出他对该书的重视和肯定。而这种重视与肯定的根源，来自李元阳对本民族的热爱。

另一位著名白族学者是清代的王崧（1752—1837）。王崧，原名藩，字赞元，后改为崧，字伯高，一字酉山，号乐山，大理府邓川州浪穹县（今大理州洱源县）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王崧补县学生，师从檀萃云游四海。嘉庆四年（1799），王崧会试及第，任山西武乡知县。王崧重修鞞山书院，主讲晋阳书院，促进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受乾嘉学派影响，道光六年（1826），王崧回乡后研究儒学，著书立说，“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建树颇丰，尤以考据见长”[94]。史学方面撰成《云南备征志》和《云南志钞》等。

《云南备征志》道光十一年（1831）成书，书稿在咸同兵燹中被毁。呈贡秦光玉经过二十余年的收集，始获原书的十之七八。后李燮元赠书数册，才勉强恢复原书面貌，于宣统二年（1910）付梓印出。这是一部有关滇史的资料总辑，它辑录自《史记·西南夷列传》以下到清初有关云南的史料约六十四种凡二十一卷。举凡涉及云南的传记、地理志、地方史志、地方风土志、闻见录等，或照录原文，或辑成专条。其书对于保存乡邦文献、校勘古书文字具有较高价值。同时，《备征志》是云南史料汇编的集大成者，开创了云南史料汇编的先例。道光《云南志钞》是王崧总纂《云南通志》时，将自己完成的部分整理、删削而成，体例严谨，既有承袭又有创新，内容充实，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

有学者将王崧的学术思想总结为：1.本着少数人出力、多数人使用的思想，编纂了《云南备征志》，是云南史料整理工作的开始之作，为研究滇史提供了大量丰富、方便使用的史料，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和发展；2.道光《云南志钞》的篇幅较小，文字精当，记载云南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对后世修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王崧治学严谨，具有坚持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4.具有政学合一的思想。[95]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白族学者撰写了大理府、州、县的地方志书，如明代杨士云、李元阳纂《嘉靖大理府志》，杨南金纂辑《嘉靖邓川州志》，敖浤贞修、艾自修纂辑《崇祯重修邓川州志》；清代有艾濂纂辑《道光邓川州志》，杨金和、杨金铠等纂修《光绪鹤庆州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