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傣族史学

一、傣族史概要

傣族史学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部靠边境的弧形地带，2010年统计人口1261311人。傣族有自己的文字，有自己记录文字的载体—贝叶。历史上，傣族人民以各种方式记录下了自己民族发展的点滴与历程，这些记载成为后世研究傣族历史和史学的重要依据。

据江应樑研究，傣族的先民来源于百越，且认为从古代的瓯、骆、百濮，稍晚的僚、俚、金齿、百夷，直到今天的傣、壮、水、布依等族皆属于同一族属，即百越。[69]《后汉书》中的“掸”，也包括中国傣族的先民。唐宋时期傣族先民称“金齿”、“银齿”、“蛮齿”、“白衣”等；元朝时期称傣族为“金齿百夷”、“白衣”等；明朝时期称“百夷”，也称“大百夷”、“小百夷”等；清朝时期，则称“摆夷”、“水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事民族识别，在傣族人民自愿的原则下，统称傣族。

傣族社会在唐代以前的记载相对较少。唐宋两朝是傣族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傣族地区先后分属于南诏与大理政权管辖。根据樊绰《蛮书》及《新唐书·南诏传》等记载，唐时分布区域广及今云南省保山、凤庆、临沧、孟连、景东、西双版纳、德宏及红河州一带，与今日傣族分布大体相当。[70]1253年，元灭大理国。1274年，建立了云南行省，在云南南部今西双版纳等地建立了车里军民总管府，在西部包括今德宏州一带建立了金齿宣抚司，设六路总管府，后又建立了许多土司政权。元末西部傣族首领思可法势力崛起，建立了强大的麓川政权，并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元朝廷几次出兵不克，后进行招抚。明朝继续在边地实行土司制度，从正统六年（1441）到正统十四年（1449）对麓川政权进行了三次大的征讨。战争使西部傣族地区长期荒芜，损失人口达三十余万。[71]之后明朝政府撤销了麓川平缅宣慰司，并在怒江以西设干崖、南甸、陇川等宣慰司，盏达、遮放等副宣慰司，勐卯、潞江等安抚司和芒市长官司；在怒江以东设耿马安抚司，孟定御夷府，镇康、湾甸、威远等御夷州，以及孟连、大侯、猛缅等长官司，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此外，在南部设景东、元江等府，威远、新化等州，以及八百大甸等宣慰司，并在1384年改车里军民府为车里宣慰使司，在云南全省及广大傣族地区任用土司土官，对傣族区域的统治比元代更加深入。清朝初期，仍沿袭明朝旧制在边疆推行土司制度，后来以“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钦派流官或保留土官治理地方进行“改土归流”。

从十六世纪中期以来，傣族地区不断遭到外来势力的入侵。从早期缅甸东吁王朝到后来的葡萄牙殖民者窥探，以及再后来英法殖民者的入侵，都给傣族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后期英法对傣族地区的入侵，使中国南方边疆危机进一步加重。其间以马嘉理为首的英国殖民者以考察滇西为名，实施对西南边疆的侵略。傣族、景颇族人民起而将马嘉里击毙，严惩了入侵者，维护了祖国边疆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尽管不断遭到外来势力的入侵，但傣族地区一直都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紧密联系。

二、傣文的傣族史书

一般认为傣族的文字在十三世纪左右产生。傣文因通行地区及字母形状的不同细分为傣泐文、傣纳文、傣绷文、傣端文四种。西双版纳的傣泐文相传是由一个名叫督英达的佛爷于傣历489年（1127）创造的，德宏的傣纳文大约在十四世纪创制使用。以后，傣文被大量的用来记录傣族古诗、神话传说、政治法律、哲学历史、天文医药等，成为傣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72]

《勐果占壁简史》为德宏傣文史书。公元十世纪左右，以勐卯（今云南瑞丽一带）为中心，曾建立了几个傣族部落的联盟体，称果占壁王国。此书记载果占壁王国统治者的世系及其地方事故，是古代傣族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73]《勐泐王族世系》为明代人追记唐代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历史的傣文史书。其书为纪传体，叙述六至七世纪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后开始修佛塔，以及从召哈先窝龙到召腊贡满约四百年西双版纳统治者更替的情况，也是研究古代傣族历史的珍贵资料。[74]

以西双版纳召片领陶珑建仔的外孙芒莱王（1239—1317）的名字命名的《芒莱法典》，是产生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的傣文封建法规。该法典在西双版纳长期保有法律效力，数百年之后仍为后人所遵循，是政书体的傣族史书。

《咋雷蛇曼蛇勐》又名《谈寨神的由来》，大约成书于十六世纪中叶，是研究傣族古代宗教及神话传说最为重要的史籍之一。该书虽然论述的是宗教，但作者认为宗教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因此，在书中对本民族的社会发展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傣族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傣族刚产生的时代，那时傣族还住在北方的“冷森林”里。第二个时期是狩猎的时代。第三个时期是叭桑木底的时代，即农耕和定居时代。

《寨神勐神》一书共八章和一个前言，26800余字。该书主要从历史观和人生观的高度对宗教问题进行论述，阐发了作者对历史、宗教、人生的系统看法，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在傣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傣族诗歌》（又名《哇雷麻约甘哈傣》）于傣历976年（1614）用老傣文写成，作者是一位佛教僧人。此书虽然主要是论述傣族诗歌的起源、特点、发展等文艺理论问题，但朴素的唯物观点也寓于其中。书中依据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对世界的产生进行述说，至少在几亿年前，没有宇宙，没有地球、月亮、太阳和星星，整个天地没有边际，没有下底和上盖，在这个无限的空间里，充满着翻腾滚动着的烟雾和气体。过了一亿万年，气体、烟雾和大风在翻腾滚动中紧紧挤拢，凝结成一团，又经过千变万化，最后终于变成三种气体组合而成的无限大的一个圆体。这个圆体呈黑色，充满着浑浊和暗淡，它就是今天的地球。

碑刻文献，是清代傣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存于云南芒市潞西的《芒市土司放氏傣文墓碑》，碑石有二，一立于康熙四年（1665），一立于同治六年（1867），主要记述了芒市土司的生平事迹和当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存于保山内的《永昌府革除衙门税银告示碑》，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系永昌府向府辖傣、汉民族颁布废除永昌府衙门税银的告示，是了解当地官府对傣族、汉族进行经济统治的重要文献材料。《大勐笼傣文九曜碑》，立于傣历1162年（1800），是纪念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敌入侵、重建家园而捐资修建的，碑身上的九曜位置图对研究傣族的天文历法知识有宝贵的科研价值。《干崖宣抚司刀盈庭墓碑》，镌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碑文除记述刀盈庭的生平事迹外，还对当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详细的记载，为研究清末干崖傣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和中缅边界变更状况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记录材料。[75]

三、元明清汉文典籍中的傣族史学

元明清时期是傣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傣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这段时期傣族地区的势力逐渐崛起，引起中央王朝的警惕，故而，无论是正史或是私修史书都加大了对傣族地区的关注力度。所以，元明清时期非傣文典籍中傣族史料相对较为丰富。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中，有对元初金齿百夷来内蒙古朝见元世祖忽必烈的记载。“中统二年（1261）辛酉夏四月十四日，呼金齿蛮使人，问其来廷之意及国俗、地理等事。言语侏离，重译而后通。国名百夷，概群蛮之众称也。”[76]元李京的《云南志略》是对傣族记载较为详细的史籍之一。李京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由枢庭宣慰乌蛮，寻升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并撰写了《云南志略》四卷。该书记载了元代云南的山川地理、土产风俗、民族社会生活等，是元代有关云南诸族情况的唯一较为详尽的册籍，也是云南最早的志书。因其记述诸族事多为作者周历云南的见闻所得，故史料价值极高。该书仅存《云南总叙》与《诸夷风俗》两篇，尚不足一卷。《云南总叙》简要地叙述了从秦至元代的云南历史。《诸夷风俗》则分述“白人”（僰人）、“罗罗”（乌蛮）、“金齿百夷”、“末些蛮”、“土獠蛮”、“野蛮”、“斡泥蛮”、“蒲蛮”诸族的社会生活。“金齿百夷”中称：“金裹两齿谓之金齿蛮，漆其齿者渭之漆齿蛮，文其面者谓之绣齿蛮，绣其足者谓之花脚蛮。”[77]所记金齿百夷事，虽只是书中一条目，但却是难得的原始材料。

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1287年奉使随元兵征伐缅甸，有了六个月的云南、缅甸之行。《马可波罗行纪》中对当时云南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有比较具体的记述。其中，对金齿地区的记述也是甚为详细。第二卷第一一九章《金齿州》中写道：“离大理府后，西向骑行五日，抵一州，名称匝儿丹丹即金齿。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臣属大汗。都会名称永昌。”“其人无偶像，亦无庙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而云：‘吾辈皆彼所出。’”这是元代傣族地区的政治和祖宗崇拜史料。所言元代傣族地区还没有佛教流行的记载，是否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还有争议，因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傣族地区在很早以前就有佛教的流行了。“此地之人皆用金饰齿，别言之，每人齿上用金作套如齿形，套于齿上，上下齿皆然。男子悉如此，妇女则否。”这是对傣族地区男人镶牙习俗的记载。又载“（金齿地区）其俗男子尽武士，除战争游猎养鸟外，不作他事。一切工作皆由妇女为之，辅以战争所获之俘奴而已”[78]。傣族的这种男女分工的风俗一直延续到近代。

明代对傣族记载最为详细、史料价值最高的当属钱古训、李思聪著《百夷传》。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入云南。后来，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仑发，领兵攻景东，侵楚雄，被镇守云南总兵官沐英打败，思仑发遣使入朝谢罪。此后，他转向南与缅国“连岁横兵”。缅国王遣使明廷，控诉百夷思仑发屡出兵侵夺其领土，朱元璋派遣李思聪、钱古训前往调解。《百夷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79]《百夷传》中记录了大量百夷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以及麓川政权的政治制度和军事组织。很多这些内容都只能在《百夷传》中见到，而不被同时期其他史书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夷传》可以弥补正史或是地方志的不足。江应樑先生将其史料的价值归纳为三方面：一、在记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中，《百夷传》是一本调查实录，好处就在于书中记载的，都是作者亲历见闻的忠实记录。长期以来，《百夷传》已成为地方史志及私家著作广为抄录引用的第一手材料。二、书中所记山川、人物、风俗、道路，都是其他著作所不曾有过的资料，尤其是记述麓川百夷的政治、军事制度、阶级剥削情况，是最为珍贵的史料，不仅可供研究民族史做参考，而且可补史书之阙。三、把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和他书参证，再结合现实情况研究，可以有力地证实，傣族以及居住在边疆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中的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和祖国有着长远的、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增进，他们和内地各族人民，早已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80]

永乐四年（1406），明朝廷设四夷馆，专门翻译各藩属及四境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其中“百夷馆”，负责翻译南甸、干崖、陇川、芒市等地的傣族语言文字。王宗载曾为四夷馆提督，记各馆诸夷故实，曾著《四夷馆考》，其中《百夷馆》专论傣族地区的地理沿革、民族习俗、物产风貌等内容。此外，张洪《南夷书》、杨慎《滇载记》、张志淳《南园漫录》、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张萱《西园闻见录》，都有一些傣族的记载。

清代关于傣族的史书，首推冯甦的《滇考》，此外在征缅史书不乏对云南傣族地区的浓墨重书。冯甦（1528—1693），字再来，号蒿庵，浙江临海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滇考》二卷，系冯甦任永昌府推官时，参阅大量历史档册、笔记小说、诸史方志以及亲身见闻编辑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凡一切山川人物物产，皆削不载。惟自庄蹻通滇，至明末国初，撮其沿革之旧迹，治乱之大端，仿纪事本末之体，标题记述，为三十七篇。每事皆首尾完具，端绪分明，在舆记之中又为别体，非采缀琐闻、条理不相统贯者比。”据作者自序，该书写作目的，在于观前代之事迹，而求治滇之本。书中关于元代以前事，多录自史书方志，又未详加稽考，故颇疏略；记明代事，则多可取。因作者为当代人有档册可供查考，加上亲所闻见，故可补史传之不足。其中所载征缅甸、八百媳妇国、征麓川等是研究傣族史的重要材料。

乾隆二十七年（1762），当时为清朝属国的缅甸军队侵入我云南的孟定、耿马等地，清军发动对缅甸的征讨。这次征缅之战动用清朝大量人力、物力，但却未有较大的收获。先是云贵总督杨应琚惨败，接着继任总督明瑞身亡。缅甸方面曾遣使求和，但乾隆皇帝却对缅甸发动了第三次征剿。随军幕僚或文人记录了大量关于征缅的史事，比较著名的，有周裕《从征缅甸日记》，王昶《滇行日录》、《征缅纪闻》，吴楷、王昶《征缅纪略》，孙士毅《绥缅纪事》，高嵩毓《缅述》，魏源《征缅甸纪》，赵翼《平缅甸略述》等，其中就包括云南西部傣族的历史记载。

总而言之，元明清时期是古代傣族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傣族文化走向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傣族史学为之后傣族史学的研究做了坚实的前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