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时期彝族史学

明清时期是彝族史学取得长足发展的阶段，史学成就极为突出。这一时期，彝族经史学家和毕摩、摩史们积极搜集整理彝族文献典籍、梳理学术思想，促进了彝族史学的传承与发展；不少汉文典籍中留下了关于彝族历史文化的记载；早期的西方彝族研究也悄然兴起。

一、对彝族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续作

明清时期彝族经史学家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积极搜集整理、梳理学术思想，相对系统、完整地呈现了古代彝族历史文化思想及其发展的大致进程。具有时代特色的、涵盖了古代彝族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医药、宗教等诸多内容的文献典籍、谱牒文书、金石铭刻等在此时大量产生。当前能掌握到的有关明清以前的古代彝族历史文献、文化思想、谱牒，以及所能窥知的关于明清以前古代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记载，诸如氏族部落史、迁徙发展史、政治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等，都有赖于明清时期的彝族经史学家、毕摩和摩史们的搜集、整理与传承。[96]

从大致形成或传抄于明清时期的彝文文献典籍的具体内容看，既有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式的彝文史著，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六祖纪略》、《物始纪略》等；也有许多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式的历史著述，如《洪水泛滥史》、《洪水前后轶事》、《笃慕史记》、《母系史》、《天仙世纪》、《人类史详论》等记述古老传说的文献；有专门记述一个或数个部族世系和历史事迹的史书，如《德布氏史略》、《德施氏史略》、《德慕氏谱》、《水西安氏谱》和《阿者后裔迁徙考》等。许多古代彝族著名部族的世系和历史也都有专门的文献和谱牒记载。除此之外，像《宇宙人文论》这类探讨古代彝族哲学思想、天文历法的著述，《水西制度》、《吴三桂入黔记》、《阿者巫撒兵马记》等类似于战争史专著的史书也多有发现；还有类似于典制类的史著，如《水西传全集》详细记录了水西、扯勒、巫撒三个家族的各种制度，官制、仓库制度以及宗教祭祀、仪式等都有所记载，涵盖彝族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97]

以上还只是近年来在贵州地区被发现并整理翻译出来的大致形成于明清时期的一小部分彝族历史文献典籍。其他地区不同类型的彝族历史文献典籍更是数不胜数。仅从典籍文化的区域类型上看，就可以分为凉山类型、滇南类型与滇东南类型、滇中类型、滇东类型与滇东北类型、水西类型与巫撒类型、水东类型与广西类型等，[98]可谓是卷帙浩繁，类型复杂，内容极为丰富。而且各个地区、各个类型的彝族历史文献典籍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有的侧重于宗教典籍，有的偏重于医药典籍，有的重视部族世系和历史记录等等。[99]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著也很多，如《勒俄特衣》、《帝王世纪》、《赊窦榷濮》、《且宝赔铃记》、《罗婺姻亲史》等等。这些彝族文献典籍记载的内容或涉及远古、或记载当时，涵盖文献学、校雠学等诸多史学门类，对研究明清时期的史学理论、思想和方法有重要意义。

二、对其他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思想的学习与吸纳

明清时期的彝族经史学家和毕摩、摩史等视野更为开阔，在充分总结、梳理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思想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和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思想，不仅注重对汉族或西方这些先进民族的学习和吸纳，也包括对地缘上邻近的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学习与吸纳，主动将其融合进彝族历史的记述之中，并积极在彝族社会中传播，使彝族史学呈现出了文献记载与民间口传史料极其丰富、极富包容性的特点。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这种学习和吸纳似乎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思想和哲学上，史学思想的吸纳则相对较少。如明代曾经用彝文翻译和刊印过的《太上感应篇》（亦即《劝善经》），并非单纯的直译，而是以原内容为基础充分融合彝族的各种思想、风俗习惯等加以阐释，进而形成包涵着丰富伦理、哲学和思想等内容的劝善经书。从文献的角度来说，《太上感应篇》是当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彝文文献典籍之一。[100]对其中若干内容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彝族史学家不遗余力地对非彝文文献典籍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编译的工作。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彝族史学家也在积极地学习和吸纳他民族的优秀史学理论、思想和方法。

三、明清时期记录彝族历史的汉文史籍

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彝族聚居区，对彝族的了解逐渐增多，彝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等等逐渐被记入汉文文献中，尤其是正史、地方志、笔记史料中，有不少有关彝族文献典籍和史学的记载。各种史籍对该时期彝族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崇拜等都有所涉及。不仅《明实录》、《清实录》和正史中有相关记载，其他诸如游记、笔记、诗文集等史籍和各地方志对彝族的记载也较多，甚至出现了大量有关彝族及其他民族生产、生活的图画史料，直观形象地留下了明清时期彝族真实的历史状态。

如明代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杨慎《南诏野史》，以及清代田雯《黔苗蛮记》、陈鼎《滇黔土司风土记》、檀萃《说蛮》等史籍，都对云贵等地的彝族风情及历史文化、民族节日、特产、生态环境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为后人更好地了解彝族历史提供了依据。如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明《嘉靖贵州通志》、明《万历云南通志》、清《道光云南通志》等地方志书对彝族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著作对彝族族源、宗教、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人口分布等等，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究，“但这些都不能与今天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史研究相提并论，论述多有偏颇，记载亦较简略”[101]。而且，其中还不乏大民族主义和主观臆断有失偏颇的论述。

四、西方的彝族研究兴起

早在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来到了中国彝族地区进行游历和考察，在所著《东方见闻录》中记述了他访问建都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时的所见所闻。

清末外国的传教士、学者、探险家、商人等等，深入彝族地区，搜集、整理了许多文献典籍，也有许多著述传世，在客观上保存了相关彝文字和文献典籍。这是在彝文字及彝文文献搜集、整理和保存方面出现的新情况。

清末外国传教士、学者、探险家们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仅限于田野调查、文献搜集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调查报告、旅行日记等。如吕真达（A. F. Legender）以及布拉克斯（T .Blakiston）在湖南、四川等省对当地彝族、苗族的风俗习惯、体质特征等进行考察，撰写的《扬子江五月考察》等，记录了近代化进程中的彝族及其社会历史情况。

当然也不乏研究较为深入者。如法国传教士邓明德（Paul Vial）在云南路南撒尼彝族（石林）地区生活了三十余年，不仅学会了彝语，还向当地的毕摩学习彝文，对彝族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著有《宇宙源流》、《倮倮的历史和宗教》、《云南倮倮的文字研究》、《倮倮和苗子》、《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阿尔弗雷德·李埃达（Alfred Lietard）主要在滇东和滇东北地区活动，直至1912年在昭通去世，对该地区彝族语言、文字、族源、宗教、社会制度、等级关系、部族和区域的异同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著有《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阿细倮倮地区》、《阿细方言—法倮词汇》等书。[102]

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外学者研究彝族的逐渐增多，英、法、美等国有许多学者涉足中国彝区。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学者杜达尔·特拉格莱（Doudsrd Delagree）、安邺（Carncer）、德·拉波特（De Laporte）、儒贝尔（Joabert）、托雷尔（Tnorel）、杜布益（B. Dupuis） 等人，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彝区进行考察。此后埃米尔·罗杰 （Emile Roger） 所著的《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南诏史）对云南彝族的民俗，特别是婚姻形态做了详尽的介绍。十九世纪末进入云南彝区的普亚（T. R. Pourrias）、拉古柏里（Terrien De Lacoupere ）、德维亚（C. Dereria）等人，也均有研究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同一时期，还有法国亲王奥尔良（Henrt D. Orleans）深入四川凉山腹地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对彝族进行实地考察，在其所著的《从东京到印度》一书中，叙及此次活动。他所搜集到的大批彝文文献，后为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103]。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威廉·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布莱斯基顿（T. Blackiston）、威廉（B.William）等人，英国人安德森（A. Anderson）、马嘉里（Margery）、格罗夫纳（Grosvenor）、巴伯 （Barber）、麦克卡迪（Maccathy）、吉尔（Gill）、史蒂文森 （Stevenson）、索尔登（Soltan） 等人也来到中国彝区进行考察。巴伯在其《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一书中，介绍了大小凉山彝族民情。1882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郝西 （ A. Hosie）率队考察了川、滇、黔三省彝区，前后历经三年，所搜集的资料大部分写入《华西三年记》一书中。十九世纪末，法国人皮雄（L. Pichon）、马尔多（Madrolle）、保尔·博厄尔（Paul Bolle） 等，以及由他们率领的考察队，在中国彝区也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考察。其中，德布莱洛 （Deblnne）所著的《华南和华西土著民族研究》，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彝族进行初步的研究。保尔·博厄尔在《对倮倮语言的研究》一书中，对彝族语言、文字做了专门性的研究。沙尔雅则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复制、搜集彝文碑文和彝文经书。与此同时，英国人戴维斯 （H. R. Davis）受英国政府派遣调查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沿途对云南的彝族和其他民族所作的许多调查，辑录在其著名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中。此外还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A. R. Coloquhoun）、巴贝娜 （Babelle）、温盖蒂（Wingaite）等等，也对彝族做了一些调查[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