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下册)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第二节 蒙元时期维吾尔族史学

一、蒙元时期的维吾尔族史学概略

蒙元时期大量的畏兀儿人受到重用,他们或跟随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建功立业,或任职元朝中央,或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为蒙元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史学方面,廉惠山海牙、契哲笃、沙剌班、岳柱、全普庵撒里等维吾尔人参加了元朝廷组织的宋、辽、金三史的纂修。进入中原的畏兀儿人与汉族士大夫往来密切,汉族士大夫应其所请或元朝皇帝的要求,为他们撰写了诸多的碑铭与传记。如元明善撰《平章政事亷文正王神道碑》,苏天爵撰《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题高昌偰氏三节堂书后》,苏天爵、欧阳玄撰《高昌偰氏家传》,吴澄撰《齐国文忠公神道碑》,赵孟頫撰《赵国公全公神道碑铭》,程钜夫撰《武都智敏王述徳之碑》、《武都忠简王神道碑》、《秦国文靖公神道碑》,虞集撰《靖州路达鲁花赤公神道碑》、《高昌王世勋之碑》,黄溍撰《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臣亦辇真公神道碑》,许有壬撰《合剌普华公墓志铭》,刘岳申撰《三节六桂堂记》等。[1]这些碑铭、传记为我们了解畏兀儿人与蒙古国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元朝的活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昌王世勋之碑》和《高昌偰氏家传》,而《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则反映出草原史观的特点及古代维吾尔族对周边民族的认识。

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之碑》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之碑》是虞集应元朝皇帝之诏为表彰帖睦儿补花襄理天下之功而树碑所撰之文,撰于至顺二年(1331)。其于1933年左右在甘肃武威县以北约三十公里的石碑沟出土,现仅存下半截,约为全碑的五分之二。碑文用汉文与回鹘文书写,碑文的汉文部分,学者已经通过对照虞集所撰碑文以及《陇右金石录》、《武威县志》、《甘肃新通志》所著录的《高昌王世勋碑》进行复原[2],对残存的回鹘文部分也进行了释读和研究。碑文旨在“考诸高昌王世家”,首先追溯了亦都护迁居交州以前的历史,然后以亦都护世系为线索,记述了从亦都护高昌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至帖睦尔补花历代亦都护的活动以及与蒙元王朝的关系,反映了高昌畏兀儿在蒙元时期的变迁与对蒙元做出的贡献,以及蒙元统治者对其的笼络,是一部维吾尔族在蒙元时期的传记。其中关于回鹘人在漠北的生活应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撰写的。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部分继承了漠北回鹘碑铭的写作方式,注重对事件的过程与细节的叙述,而与汉文部分的记述风格有别。回鹘文部分能补充汉文部分的主要是:一是立碑时间。回鹘文记载:“元统二年十干狗年十月幸福之日立碑。”元统二年为1334年,这和虞集所写碑文提到的至顺二年(1331)相差三年,说明立碑时间迟于虞集撰写碑文时间。二是关于火赤哈尔的斤之子纽林的斤继任亦都护时间。回鹘文碑文记载,纽林的斤“于幸福的猴年嗣为亦都护(并)像从前一样管理所有维吾尔人民。再有普颜笃可汗赐给(纽林的斤)金印,(并)封其为高昌王”。这个猴年,据耿世民研究为戊申年,即1308年。[3]而汉文碑没有说明其嗣为亦都护的时间。所以回鹘文部分可以补汉文部分之不足。

三、《高昌偰氏家传》

《高昌偰氏家传》是欧阳玄应偰文质之请写的,记述了畏兀儿偰氏从其始祖暾欲谷至偰文质之子侄历代偰氏家人的谱系、功业。偰氏尊暾欲谷为始祖,因暾欲谷起家偰辇河,故以偰为姓,以示不忘本。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将偰氏作为元代西域人华化的代表之一。《高昌偰氏家传》不仅是偰氏家族的家史,同时也是一部畏兀儿人在蒙元时代的社会变迁史。如果说《亦都护高昌王世勋之碑》主要反映了畏兀儿人在蒙元时期的建功立业以及与蒙元王朝的友好关系,那么《高昌偰氏家传》更多地反映了进入中原的维吾尔族人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及其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欧阳玄在《偰氏家传》中说:“文质尝謂玄曰:‘吾宗肇基偰辇,今因以偰为氏,盖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来勤瘁王家,诩兴大业,而俛仰陈迹,非托之文字,大惧湮没,无以示来者,谨具世次履历以请玄。”[4]可以看出偰文质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其所以请欧阳玄撰家传,意在使祖先的业绩流传后世。所谓“谨具世次履历以请玄”,则说明偰氏家族有保存家史的传统。而欧阳玄撰此家传,更是为后人撰写史书提供资料,所谓“后之秉笔金匮石室之书者,则或有征于斯文”。

四、《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乌古斯的传说长期流传于古代维吾尔族民间,佚名于十三至十四世纪将其撰成《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乌古斯的诞生、成长、成为古代维吾尔族首领以及娶妻生子的事迹,反映了维吾尔族先民对民族起源的认识,他们的创世神话,以及本民族的风俗习尚。第二部分重点叙述乌古斯可汗的征战事迹,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书中有浓烈的草原文化特点,英雄史观,对世界和自然的认识,是用回鹘文写成的维吾尔民族的一部散文体英雄史诗。

蒙元时期与畏兀儿有关的历史资料,除了汉文史籍以外,还有高昌王国故地出土的回鹘文文书。其中的经济文书,包括借据、账单、收条、请求免税书、豁免捐税敕令、换工与免税书、捐税与劳役协议书、贸易合同书、雇工契约等,为重建高昌回鹘经济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