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南宋末期的咸淳年间，温州永嘉有位老塾师李之彦，对金钱专门发了一番议论：“以余观之，钱之为钱，人所共爱，势所必争。骨肉亲知以之而构怨稔衅，公卿大夫以之而败名丧节，劳商远贾以之而捐躯殒命，市井交易以之而斗殴戮辱。乍来乍去，倏贫倏富，其笼络乎一世者，大扺福于人少而祸于人多。尝熟视其形模，金旁着两戈字，真杀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1]是为无钱穷人对金钱控诉的激愤之语，但远离金钱者却有旁观者清的优势，道出了宋代社会金钱世界火热的表面和冷酷的本质。

随着宋代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推进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宋代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所有的商品和太多的事务，都是或都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宋代商品经济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为丰富，并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有着广袤的领域值得开拓或精耕细作。其中的物价，就是一个具体而重要的基础课题。

物价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古今中外不能例外。

既是说物价，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物价的基本概念。物价（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体温计，体现着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标，更是生产者利润的重要而复杂的杠杆。它既可以衡量经济运行的热度，也可以指示经济运行的健康水平和内在质量。物价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作为一种经济信号，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的流向；二，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能促进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使各部门以及个人的分配协调合理，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三，作为一种综合指标，综合反映着投资、成本、消费、产业结构、货币流通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提供依据。古今体制虽然大不相同，宋代价格对国计民生的作用虽然不如现代，但研究宋代经济关系集中体现的物价，有利于了解宋代社会经济商品化程度，商品生产和消费状况，了解同一物品由于不同价格而显示的质量差别、地区差别、时代差别，从而深入了解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不同阶层的家庭生活水平。再者，物价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影响物价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物价反过来又影响着经济政策、社会局势，因此，研究宋代物价还有政治意义。

物价问题如此重要，那么当然会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较早的关注。

早在20世纪40年代，全汉昇就发表有《北宋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年9月，1947年7月再版）、《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年9月，1947年7月再版）、《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4月），首次详细地研究了物价的变化以及原因，可谓奠基之作。不少后来的有关论文，至少在史料上、基本观点上并未超过全氏之作，还有的实际上是在炒冷饭。稍后的秦佩珩也发表有《宋代物价考》（《读书通讯》1947年133期）、《宋代物价新考》（《经济新潮季刊》1948年1期，未能找到），分门别类地罗列了一些物价资料。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在第五章《两宋的货币》中，专列《货币的购买力》一节，从金融角度研究了宋代币值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梁庚尧作有《南宋的农产品市场与价格》（后收入《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研究了南宋江浙地区的粮价。汪圣铎的《南宋粮价细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又在资料上作了更详细的收集。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二十九章第四节《两宋物价变动状况》、汪圣铎《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邓广铭、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乔幼梅《论宋代物价与货币的关系》（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龙登高《宋代粮价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1期）等等，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日本学者也有关注，如加藤繁《唐宋时期金银的价格》（《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研究了金银的价格。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创文社1998年版）一书中，第五章为《宋代的价格与市场》。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恐怕应该算是我国第一部物价通史，其中第六章《宋朝及金辽的物价》约3万字，唯第二节《物价变化》罗列了一些价格史料。由于作者并非史家，所以从史和史料的角度看来，几乎没有多少价值。余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比前著丰富得多，质量也高得多。其中卷7为宋朝部分，与本书有关的在第三章《货币与物价》和第四章《物价》，研究了金银价格，粮食、布帛、盐、酒、茶、土地价格以及工价和房租。比前著涉及面更广泛，但所用多二手乃至三手资料，注引不规范，错、漏字甚多，基本价值不超过所大量引用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列举了许多物价和费用。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二书，探讨了宋代物价与铜钱、铁钱和纸币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从货币供应与流通的角度分析了宋代物价波动的原因，其中《两宋货币史》涉及不少具体物价。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是关于宋代土地价格的最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程民生《宋代物价考察》（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第6号，2001年12月），考察了宋代粮食、劳动力等10余类商品的价格，是当时涉及物价面最广泛的论文。梁仲勋《宋代物价初探》（《平顶山师专学报》2002年6期），对宋代物价作了简单的概括。

对于区域物价，研究较多的是开封。刘益安《略论北宋开封的物价》（《中州学刊》1983年2期）较早地探讨了开封物价。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则专门开列有《物价》一节，叙述了北宋开封的物价。张全明《论北宋开封的物价管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4期），研究的是官方对开封的物价管理。

关于宋代物价的资料汇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二书，收集了大量宋代物价史资料，为有关研究提供了便利。

总得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多宏观，多动态，二是多资料，三是多单一品种（以粮价为最）或地区（以开封为最）。已有的资料汇编不仅不够全面，还有错误。研究者虽做了可贵的努力，但因受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对象的限制，未能全面揭示宋代300多年间物价的具体面貌，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很大的空间，迫切需要一部全面、具体的宋代物价研究专著。

毫无疑问，宋代物价又是宋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难点。主要表现在：史料多而琐碎，难以收集；时空广而情况复杂，不易驾驭；最关键的是，衡量物价的宋代货币之复杂，为中国历史之最。

其一：币种繁多。有金属货币和纸币以及混合使用三大类。金属货币中既有铜钱，又有铁钱、夹锡钱；币值既有小平钱，也有折二钱、折三钱、折五钱、折十钱、当二钱、当三钱、当五钱、当十钱，铁钱还有大小之分；质量上及购买力方面还有官钱与私铸的沙毛钱的区别。纸币中既有交子（包括四川交子、两淮交子）、会子（包括行在会子、湖广会子、小会子、金银会子、川会等），又有关子、钱引等纸币，纸币还分新、旧，不同界别的纸币在不同时期的实际价值不同。此外还有混合使用的“钱会中半”。虽然都是用贯、文为单位，但实际比价却相去甚远。更麻烦的是，大多史料只言钱数而不说明是哪种钱币。因而也就存在着一物多价的情况。

其二：陌制杂乱。官方通用的是省陌，又称官陌（即1贯为770文），此外又有足陌（即1贯为1000文）、市陌（因地区而异，因行业而异）。如孟元老所说：“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2]麻烦在于，许多钱数并不注明陌制，让人无所适从。一般来说，官方用钱除了明确陌制外，都应是官陌即省陌，而南宋的会子都是省陌。省陌是官价，实际币值则因时因地又不相同。

其三：贯文不清。宋代钱币基本单位是贯、文，1贯为1000文。有的钱数单位用贯，如“二百八十三万贯”，有时为了显示数字浩大，单位用钱即文，如“二百八十三万钱”（即2830贯）。但不少资料只有钱数，没有单位，让人不知到底所言是多少贯还是多少文——其间有1000倍的差别。有时，连宋人也发生混乱。如宋太宗时，李虚己向皇帝献诗，“自陈父子遭遇，荣及祖母。帝悦，为批其纸尾曰：‘虚己学古入官，荣亲事生，奉书为郡，欲布新规，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赐五品服，又赐其祖母钱五十万……翌日，以语宰相曰：‘虚己诗思可嘉，予钱五十缗矣。’宰相对以所予乃五十万，帝知其误，由是诏群臣以章献者阁门勿受，皆由中书门下阅而上之。然论者谓虚己父子笃行，家甚贫，虽人主一时之误，殆天赐也。”^[3]本来要赐的是50贯，但说错了或被理解错了，有关部门支出的是500贯。在这种情况下，本书只能根据具体情况，用“理校”作出判断、换算，但难保无误，唯读者谅察。

其四：价格二元制。宋代商品价格，分官价和民价两种。也就是说，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种商品，有至少两种价格。官价是官方制定的有利于官方的价格或调控市场的价格，通常多是禁榷物品和控制商品，如盐、金银、粜籴粮食等。与之相对称的民价（又称市价），就是市场价，与官价的相对稳定相比，其特点是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起伏不定。

尽管如此，研究还必须进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研究。我不自量力地承担了这项工作，深感困难沉重。物价是个大课题，方面很多，如物价变迁、物价政策、物价理论等等。但这些要么已多有研究——如物价变迁，要么不感兴趣，所以我最关注的是具体某种物品的具体价格。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假想象；这样的研究必须就事论事，但又不能单纯地就事论事；这也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因为全靠资料说话，而且资料太分散，要大海捞针。但其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物价是经济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具体的物价数据则是物价研究的基础。将宋代320年间的物价及其相关费用钩沉考证出来，予以分门别类地梳理、论述，将宋代经济数字化或将物价具体化，使之成为宋史、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便于查阅的案头书，是本书的基本目的。

极为分散的物价资料，在一些数学书籍的应用题中，却有大量相关数据。许多学者常常引用：有的直接认作实际物价，有的认为接近当时物价。其实，数学教科书并不具备这个功能，只是为了说明算法，随便用一种物品做应用题而已。例如，有学者摘录了南宋数学家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详解九章算法》：理宗景定二年羊价五百”；“《详解九章算法》：理宗景定二年羊价，一百五十”；“《详解九章算法》：理宗景定二年羊价一百七十七。”^[4]对此，有三点必须指出：其一，南宋不可能有如此低的羊价；其二，3个数据有如此大的差距，可知其假设的随意性，根本不考虑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性和数据的一致性；其三，所标的年代是成书年代，其实这些数据与宋代毫无关系，因为那是作者杨辉原文抄自晋刘徽注、唐李淳风注释的《九章算术》卷7、卷8：《详解九章算法》就是为了使《九章算术》便于自学，杨辉对该书的246个问题中较难的80题作了详解。南宋另一数学家秦九韶的《数学九章》，虽然不存在抄录前代问题，但其他方面与《详解九章算法》并没有多大差别，这是由其书的性质决定的。所以，为谨慎起见，所有出自这些书的物价数据，本书不予采用，特此说明。另外，笔记小说中作为背景不经意中记载下的物价资料很多，却有着重要价值，《夷坚志》就是典型代表。明代编著的《三言二拍》，保存了许多宋代的话本小说，漆侠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认为是可以当作宋代史料参考的，^[5]本书就从中精选了数条。

宋代商品几乎无所不包，本书自然是尽可能地全面介绍。但受史料限制，只能被动地选择。不得不侧重于土地、建筑、粮食与饮食、纺织品与服饰、金属矿产、人口、牲畜、文化品、交通运输、日杂用品、劳动力价格等，以及与物价相关的造价、费用等方面，其他凡是有价格者，均予以介绍。并力争将有关宋代物价的资料一网打尽，按时间、地区分门别类予以排列、研究，时间不明确的资料，一般不用。原打算按现代商品分类法分类，但古今商品种类、数量差别太大，而且国际、国内和各行业的分类也不相同，难以适从；加以本书涉猎的有费用，也与现代和单纯物价大不相同。所以只能根据史料情况做简单的历史分类。另外，在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把宋代钱币换算成现代人民币的帖子，分别用了黄金基准、白银基准、米价基准，结果得出的数字差别很大。我也曾想作如此努力，但再三考虑，觉得用一种商品比较还容易，从总体上却根本无法把握，因为古今对不同商品的需求差别很大。所以，为慎重起见，本书不做兑换研究。宋代的茶引、盐引、盐钞、矾引、香药引等信用票据，是官方发行的、官民或民间交易的一种形式或商品，也即是一种适度流通的有价证券。但其有的数额是临时填写，没有统一的数量规定，有的如盐钞虽有明确的价格，但因情况变化，受政策和商人操作的影响变数很大，随时随地而不同，不仅难以把握，而且与所代表物品的实际价格差别很大，意义不大。因而，本书不对其做价格研究。

物价有着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差距很大，必须根据史料对此予以正确的反映。同时也要排除极端情况的干扰，例如战争、灾荒等特殊时期和个别特殊地点的某些物价，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只是表明灾害程度的晴雨表而已。对于这类数据，本书一般不用。宋人混用的贯、千、缗等货币量词，都是指1000文，本书在论述中统一为贯。

[1]（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73，李之彦《东谷所见·钱》，第6册第3423页。

[2]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都市钱陌》，第332页。参见拙作《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3期。

[3]《宋史》卷300《李虚己传》，第28册第9974页。

[4]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第374页。

[5]参阅漆侠《〈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3期；王曾瑜《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