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论与关于儿童知识的生产

在科学讨论里，养育儿童的其他方式往往与精神分析的知识密不可分，但未必都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继弗洛伊德以后，出现在精神分析理论里的进展促进了儿童研究的革新。战后其中一个主要的理论发展，来自在美国及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英国精神分析师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⁷¹他的依附理论将情绪视为儿童发展中最重要的面向。⁷²鲍尔比是受过培训的精神分析师、心理学家与精神科医生，后来也成为伦敦重要的塔维斯托克诊所儿童部门主任。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职业生涯里，专注于治疗神经质与贫困儿童。他试着透过分析这些孩子的个人生长环境，尤其是母子关系，想从中解释他们的精神官能症。不过，即使是在母子关系未受死亡、疾病或其他创伤影响的“正常”家庭里，儿童也可能显露精神官能症病征。鲍尔比的解释是认为，这些都是由于“缺乏一般慈母直觉地就该有的同情与理解”所引起的。⁷³相反地，这些母亲或许不自觉地对孩子心怀敌意、怨恨、内疚、嫉妒甚至是仇恨，而这些往往源自她们自身的童年经验。

二战结束后，鲍尔比受命为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一项研究，探讨无家可归的儿童之需求。他的研究报告《母亲关怀与心理健康》在1951年出版，后续研究《陪孩子一起成长》^（4）则在1953年出版。⁷⁴后面这本书被翻译成14种语言，单是英文平装版就售出了40万本。从鲍尔比的观点来看，母爱显然是正常儿童发展的关键要素。虽然在某些段落里，他也承认亲生母亲可被其他具备母亲形象的人物取代，但他大部分的构想都假定只有亲生母亲才能完全办到（见图1.2）。父亲则沦为经济来源以及母亲（而非孩子）的感情支柱而已。而且除了母亲的在场以外，儿童还需要一种很特定的“母爱”：那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直觉地”无意识情感。如果母子关系出了什么状况，鲍尔比就会推断说那是因为母亲缺乏或没有足够的情感：

能够一年365天、每周七日、不分昼夜给予持续关注的，只有那位能从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深刻满足，深知孩子之所以能从婴儿期历经童年种种阶段成为独立自主的成人都归功于她的女人，才办得到。⁷⁵

这种理论对一般母亲与妇女所设下的高标准，一直受到强烈的历史、学术与政治批评，质疑所谓母亲缺席的恶性后果究竟为何。⁷⁶因此，依附理论后期的发展转而强调儿童成长所处的更大社会环境。⁷⁷尽管彻底性别化的育儿制度，其影响及对战后家庭观念的政治意义似乎很明显，然而在鲍尔比的依附理论里，情绪后果则更具辩证性：倘若母爱被“自然化”了，那么母爱就不再具有任何字面意义上的“爱”，而仅仅是母亲的生物反应罢了。⁷⁸

从19世纪中叶起，儿童发展的研究重点就经常集中在情绪上。早期的学术尝试主要将儿童情绪当作需要借助各种技巧来进行研究与检验的对象，这些技巧包括育儿日记中的质性观察、在人工实验室里对儿童进行测验，或是在精神分析晤谈中与治疗师互动。虽然像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这样的家长从19世纪起愈来愈关注孩子的情绪，然而到了20世纪，学术辩论则逐渐转向亲子关系的情感面向。随着行为主义到来，建议父母如何调教孩子有恰当情绪似乎是可行的，但与此同时又有精神分析出来告诉父母，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其实既脆弱又充满矛盾。在这整段时期里，学术知识的生产往往与大众以及意识形态对童年与育儿的看法纠结在一块。在许多层面上，以育儿与发展为主题的指南文学成为学术界与公众的桥梁，不论这些指南文学是由学者所撰写，或是其他人受到这些学者的理论影响而写成。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指南文学本身也会产出知识，尔后这些知识似乎又会传回到学术探讨里。

图1.2　约翰·鲍比，《依附与失落，第一册：依附》（New York：Basic Books，1969）封面。

当盖斯凯尔在1835年写下育儿日记时，她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爱与焦虑的情绪状态。以19世纪初她能够入手的指南文学来看，当时的父母似乎就已经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了。尽管如此，整个19、20世纪下来，由于愈来愈多家长更加重视这种建议文化，这类书籍的市场继续发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但无论这庞大的文献实际上对儿童情绪的重要性以及情绪对儿童的重要性说了些什么，给予建议的行为本质上就暗示了接受者是需要建议的，并且由于这种暗示发挥了实际作用，于是家长不得不感到不安与焦虑。盖斯凯尔从小就没了母亲，而她在书信里透露了终其一生留有的失落感。⁷⁹后来，她收到一些母亲的信件，这些信件被她当作纪念品珍藏着。盖斯凯尔于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几天、头几周、头几个月所写的私人日记应该也是类似的纪念品，她称之为爱的信物。她愿将来当玛丽安成为一名母亲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份礼物，并确实从中发现她的母爱：“我希望（如果有天她真能看到这个）我至少能让她知道，她身上载满着爱与希望。”⁸⁰话虽如此，这份信物代表的不仅是爱，同时也是焦虑——这是为人父母情感中的一面，只不过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似乎想对她的孩子隐藏起这份情感。